兩彈一星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主持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中提到：“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45][46]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召集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终于1956年12月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1]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13]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个大的。”[12]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而苏联方面从1955年起也提供了重要协助。[9][12]

1957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动了“反右运动”，至少数十万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中“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被划为极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也因此失去了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机会。[47][48][49] 1958年起，毛泽东等人又发动了“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造成了1959-1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据估计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4][50] 在此期间，钱学森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杂志上发文迎合大跃进，尝试科学论证此次运动“高指标”、“浮夸风”目标的可行性，对大跃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51][52][53]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45] 与此同时，1958年7月31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他认为中国无需发展核武器，同时反对中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遂与毛泽东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交恶；1960年7月前，苏联方面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相关资助。[2][9][12][15][18][54]

1961年起，一系列不利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争论和分歧，其中聂荣臻等人主张推进两弹一星工程。[16][55][56]1962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人同意，批准了原子弹计划的继续进行。[16]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得以继续、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17][20][57][58]

位于青海湖西海镇的中国原子弹爆炸纪念碑

•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代号“596原子弹”）[21]，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2）飞行爆炸成功[1]。
•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59]。
•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60]，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個能够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67年6月17日第六次核試驗中引爆了自行研發的類似美国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多級熱核炸彈，與第一次引爆裂變彈相距僅32個月，是從裂變（原子弹）到聚變核彈（氢弹）發展最快的國家。引爆的核彈當量331萬噸。有一些中文資料中的片言隻語顯示，中國當時採用了同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略有區別的于敏設計方案（设计全重为一吨左右，爆炸当量百万吨以上），這個方案的要點在於使用X射線透鏡而非X射線反射鏡來實現從初級到次級的能量傳送，即「球柱球結構」。[61][62][63]

文革期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66-19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两弹一星以及中国科研的后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部分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众多科研工作者受到政治迫害，许多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17][64] 截止1971年9月13日，中国位于青海省的核基地内，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22][23]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批判和贬低，甚至被称为“臭老九”。[25][26][23] 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27][28] 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24][65][66] “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家人、 “氢弹之父”于敏及其家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29][30][31]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下放到了陕西的五七干校。[67]

另一方面，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受到了周恩来的庇护，周恩来于1966年8月特别列出了一份名单交由毛泽东批准，其中被点名保护的人物因该名单而免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直接批斗与人身攻击。[17][24] 对于其中被保护的科研人员，周恩来强调：“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17] 期间，钱学森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维护，并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发表大字报批判上司张爱萍、导致后者心脏病突发住院。[24][51][53]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取代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68]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32][33][34][35][36] 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并恢复名誉。[37][38][39][40]

改革开放时期，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曾向邓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个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议，该提议获得了邓的认可并很快得到落实，全国的教授（其中有许多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员）从那时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额外补贴。[69]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两弹一星元勋”致信邓小平，促成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