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興

大正元年（1912年），李建興與黃斯淑結婚[3][1]。婚後一年因父親要求停止授徒，返家協助耕作[7]^:401[2]。而後因為連續遭遇颱風、蟲災，生計日益艱難，遂棄農轉行進入礦業[3][7]^:401[2]。大正五年（1916年），李建興進入瑞芳猴硐王寶勝的「福興炭礦」[註 4]擔任書記員，次年（1917年）公司改組後受邀入股，並升為總經理[4][3][1][6]。

大正八年（1919年）福興炭礦被「基隆炭礦株式會社」[註 5]兼併，李建興改作包商，承攬採煤，然而因對日語不熟，常遭排擠，一度萌生退意[4][3][1]。大正十年（1921年）與日商小林寬交易時，因為誠實退回對方多算的3800圓工資，使得李建興的信譽被傳開，煤礦業務也得以擴張[4][3][1]。不久，李建興被推為協議員[4][2]，另外在大正十五年（1926年）擔任十分寮大橋興建委員長[1]。而在礦業方面，他是在萬里經營「崁腳煤礦」，而後又經營官真林、白石腳、同芳、大豐、德成、德和諸礦[4][3][1]。

位在瑞芳區逢甲路上的義方商行

昭和五年（1930年），李建興舉家遷居瑞芳，興建「義方居」、設義芳商行[註 6][4][3][1]。昭和九年（1934年）三井財團認為礦源枯竭，放棄開採，李建興則認為仍有煤礦可採，遂承租三井的礦場，與弟弟們開設「瑞三礦業」[4][3][1]。而後因成功開採大量煤礦，產量達到全臺之冠，因而累積大量財富，並再拓展武丹坑、士林鑛業[4][3][1]。在這一時期，李建興也出任瑞芳街協議員、瑞芳信用組合長等職[4][3][1]。

李建興雖然成為富有且具名望的地方領袖，但是在後來的皇民化運動期間，並不積極配合[註 7]，而與日本官吏關係不佳[3][2]。後來昭和十五年（1940年）5月27日發生瑞芳事件，日方以「通謀支那」、密圖叛亂等罪嫌將李建興與諸兄弟、職員數百人逮捕[註 8][3]。李建興被列為第一被告，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3]。另外三弟李建炎[註 9]、長婿黃奕淮與員工共有72人在事件中死亡[3][1]。五弟李建川則因拷打而失聰[2]。父親李百祿聽聞消息，猝然憂心辭世[3]。李家努力之下，政府允許建和、建川可請假兩個小時參與父親葬禮，但兩人需以草帽斗笠遮面以示服刑之辱[2]。

昭和十七年（1942年）7月，李建和先獲釋，歸家代管家業[9]^:2。李建興《紹唐詩集》有〈獄中寄六弟建和〉詩：「手復音書第一翰，萱堂賴汝慰心歡。荊妻子女來相會，述汝經營更樂觀。」[10]^:51

昭和十八年（1943年）3月11日，臺北地方法院合議部提出〈「五二七」思想案豫審約決定書〉，共26人列為被告，其中11人已死亡[9]^:21。

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1945年8月25日李建興才得以出獄[3]。該年9月李家及其員工在瑞芳召開「思想慘案追悼會」，會中郭國基（東港事件受害者）曾提議組織「對日復仇會」，打算向等待遣返的在臺日警進行復仇[3][1]。經李建興與李蔚臣[註 10]等人極力安撫，方告無事[3][1]。

李建興在二次大戰後仍繼續經營煤礦，並經由丘念台介紹，於民國34年（194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3][1]。另外李建興被派任為瑞芳鎮鎮長，於同年11月27日上任[註 11][1][11]^:23。次年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該團先至上海，於8月29日啟程飛往南京會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與中央各個重要官員[3][1]。此外還晉謁中山陵與明孝陵，並到陝西耀縣（今耀州區）設壇遙祭黃帝陵且由李建興擔任主祭官[3][1]。另外知道有不少二次大戰被日軍徵召的臺灣人被拘留在南京一事後，曾撰文為其陳情[1]。10月5日返回臺北[1]。

民國36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李建興人在「行政幹部訓練團」受訓[1]。該日（2月28日）李建興請假參加糧食會議，與瑞芳副鎮長張風沂經臺北市重慶南路菸酒公賣局臺北分局，目睹情況緊急，隨即一同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後由民政處長周一鶚接見[12]。李建興向周一鶚提出三項建議，託他轉呈核奪[12]：

1. 速派消防車救火，同時利用噴水，使聚集之群眾為恐衣服受濕，自動星散，切勿用武力彈壓造成慘案。
2. 請急令臺北市長游彌堅公開對市民曉諭勸導，建興并願陪同對眾宣講，以安人心。
3. 勸導各處聚集之群眾解散，免滋紛亂。

3月3日，李建興與兒子李儒德到臺北中山堂旁聽處理委員會議，見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遂舉手發言提出三句話：「請各位同胞，共同維持交通，使火車暢通。請各位同胞務須遵守處理委員會意見。請各位同胞破除省內外隔膜，應知吾人祖先，自何地來。」[2]而後在3月4日上午，李建興返回瑞芳到鎮公所聽副鎮長張風沂報告瑞芳鎮情況，隨即命職員先傳達金瓜石、九份兩地居民分為二處集會[12]。該是日下午2時，他與副鎮長等人先到金瓜石，當時有百餘人與會，會中李建興向群眾報告昨日他參加會議的情形[12]。散會後，李建興又前往金銅礦務局，受該局人員竭誠歡迎[12]。忽然他接到報告有少數「莠民」將警所槍枝繳械，打算槍殺他[12]。又接到報告有人擬將炸彈暗置橋頭，要將他炸死害李鎮長[12]。後來經副鎮長出面勸導，該「莠民」始散去[12]。不久他又到九份開會，而後無事回家[12]。

3月5日凌晨3時，其弟李建和跟他報告，有人盤據警局並將警員繳械，且在警局欲破壞鐵路、炸斷橋樑[12]。李建興隨即跟李建和前往警局，經過溝通之後使他們散去[12]。

而為了保護瑞芳民眾，據前制憲國代簡文發的說法，李建興曾向某中將下跪叩首請罪[2]。3月17日白崇禧來臺，李建興曾與其母一同會晤，為民請命[1]。

民國36年（1947年）冬，李建興受到地方支持，欲參選首屆國民大會代表，卻逢宜蘭水災[註 12]，李建興奉母命婉卻參選，禮讓王民寧（時任臺灣省警務處長），並將選舉經費轉而捐獻給中央及地方，供教育及賑災之用[2][1]。為此，政府曾頒「嘉惠青年」、「輸財好義」的匾額來褒獎[1]。另外南京、上海地區因國共內戰發生煤荒時，曾響應政府，號召同業趕運臺灣煤礦以協助解決煤荒[2]。

民國37年（1948年）5月，在李建興、李建和兄弟等資助下「臺北縣立三重初級工業職業學校」（原私立土木測量學院）遷徙至瑞芳，即為現在的瑞芳高工[13]^:60。有說法是因為當時瑞芳跟雙溪在競爭設置初中的競爭中失敗，李建興才找上該校校長曹賜寤商議，將學校遷到瑞芳[13]^:60。次年（1949年）1月，李建興卸下鎮長職位[1]。這一年李建興還捐資贊助臺金公司成立時雨中學，並曾出任該校理事長一職[1]。之後於民國39年（1950年）2月，李建興婉辭臺北市長的任命，而後陸續出任臺灣省政府顧問（3月）、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4月）等職[1]。後來因母親生病而在民國42年（1953年）4月辭去石炭調整委員會主委[1]。母親逝世後，李建興在其墓園「懿園」（位於基隆市七堵區）守廬讀書[2]。

民國50年（1961年）2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改組，李建興出任理事，且擔任到逝世為止[1]。同年（1961年）7月參加了陽明山會談[1][2]。民國51年（1962年）4月，李建興到日本旅遊，途中參訪徐福墓，原本有意協助修建而拜訪各個日本名流，但後來因為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而放棄此計畫，將其捐款改分贈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現為「台日文化經濟協會」）、孔孟學會[1][2]。次年（1963年）10月25日，李建興跟其兄弟捐獻三公頃多的土地作為陽明山公園（後山公園）用地[註 13]，為此時任總統蔣中正頒贈匾額「孝友崇義」，陽明山管理局立碑紀念，並有張羣撰寫〈臺北縣李建興昆仲陽明山公園用地記〉[1]。民國54年（1965年）7月，因為英國舉行煤礦機器展覽，李建興前往考察並遊歷三十多國[註 14]，並在9月到梵諦岡與教宗保祿六世會面，此次出國耗時三個月又16天[1][2]。民國58年（1969年）3月30日，以瀛社社長身分主持該詩社60週年紀念大會[註 15][1]。

民國60年（1971年），李建興改建平溪故居，即平溪區新寮里的「光孝祠」[1]。民國64年（1975年）6月24日（端午節），李建興榮獲國際桂冠詩人頭銜[1]，該日參加聚宴後中風[7]^:401[3]。同年7月1日，李建興主持瑞三鑛業成立40週年的慶典，並成立「財團法人瑞三鑛業公司社會福利基金會」[註 16][1]。該基金會獎助學術研究、社會慈善事業，並提供瑞芳、平溪、雙溪、貢寮的清寒子弟就讀高中以上學校的獎學金[1]。

民國70年（1981）年9月24日，李建興病逝[3]。10月28日舉行公祭，治喪委員會主委是何應欽，副主委由孔德成、李雅仙、李登輝、林洋港、俞國華、連震東、陳啓川、顏欽賢等人分任[1]。當時的總統蔣經國頒發「志行流芳」輓額，並由鄭彥棻、連震東、李連春、陳啟川為其覆蓋國旗，黃通、鄧翔宇、吳延環、李雅仙覆蓋黨旗[1]。11月20日，總統府頒褒揚令，次日葬於瑞芳「紹斯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