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

焦裕禄生在博山县北崮山村[1]。焦裕禄的祖辈曾经发达，焦家在北崮山村的老宅留存至今，是独门小院，带有七级高台阶，南北房各三间，占地面积约4分。但到焦裕禄父亲一辈，因不善经营，家道中落[3]。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因为不识字，曾遭财主欺骗。在祖父焦念礼的力主之下，全家节约开支供焦裕禄上学读书，焦裕禄这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日军占领博山县城，经常到北崮山村一带扫荡。这时，当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组织了一支红枪会，抗日自卫。16岁的焦裕禄那时已从高小辍学回家数年，也加入了这支红枪会。1938年6月，日军前来扫荡，红枪会组织数千人准备抵抗，但最前面一支队伍刚交火便被日军打死打伤二十多人，红枪会部队四散，从此这支红枪会解体。焦裕禄到山里住了两天才敢回家[1]。

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与叔父分家，焦裕禄家有其父亲、母亲、哥嫂侄子六口人。除了种地，焦裕禄的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当学徒，焦裕禄担扁担、推小车挣钱。1940年，焦裕禄的家乡收成不好，而日伪捐税又很重，焦裕禄便和父亲一起卖油、卖菜、打锅饼卖，冬季到黑山后煤窑做工。1941年，因家庭贫困且欠下外债，焦裕禄的父亲上吊自杀[5]。

1942年6月24日，焦裕禄被汉奸抓住，叫他带路去抓另一个人，但没抓着[5][1]。随后，焦裕禄被押上拉满被抓中国百姓的汽车，拉到博山县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本宪兵队，遭到宪兵队用脚踢、用棍打、灌凉水，被打得无法行走[5]。焦裕禄在严刑逼供下承认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但其实他根本没接触过中国共产党，连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何关系都没弄明白[1]。十多天后，焦裕禄等被抓中国百姓能走路了，日本宪兵队又将他们集中到李家家庙。他们抵达时，李家家庙已关押有数千男女中国百姓。他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两个煎饼、半碗凉水。谁要水喝就会被日本人拉出，强迫跪在院内，被逼一口气喝完一大瓷盆水，喝不完便会被日本人殴打，喝完了便会被日本人推倒后用脚踩肚子，把水吐出后再喝。说话打盹的人会被毒打甚至被打死。关押在李家家庙的数千人，每天都被日本人使用各种方法毒打、用刺刀刺杀、逼令男女裸体跳舞等，每夜都有死尸向外抬[5]。

1942年12月初，焦裕禄等人被捆上汽车，拉到胶济铁路张店车站宪兵队，关押一个多月后，又辗转被押至济南。焦裕禄等人在济南的训练所被训练七天。在轮流接受身体检查后，伪军把焦裕禄等人交给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一套破棉衣，押上火车运往满洲国，1943年2月被押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当苦工。抚顺煤矿当时被称为“千金寨”，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控制的最大煤矿。日军在华北等地抓捕的类似焦裕禄的“特殊工人”有4万余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只剩七、八千人，大部分被折磨死亡。1943年6月，焦裕禄从煤矿跑出，逃到抚顺消防队一位姓郑的老乡处。1943年8月，焦裕禄通过郑老乡坐汽车到沈阳买火车票回到家中[5][1]。

焦裕禄回到家乡不久，邻村夏庄成立了一支队伍，名义上是汉奸队，实际上是以此作为掩护打日军。焦裕禄与叔家弟弟焦裕祯一同参加了该队伍，分到第四连当兵。这支队伍仅有二十多人，三四支破枪，每顿饭每人只能分得一个谷糠窝头。三、四天后，焦裕禄在夜里趁小便之机当了逃兵，躲进西山[1]。

1943年，焦裕禄夫妇带着孩子逃荒来到江苏省宿迁县城东十五里的双茶棚村，在早已逃荒来此的博山县黄台村几户同乡家住下[1][6]。焦裕禄给开饭铺的张家担水为生。半个月后，张家介绍焦裕禄到宿迁县城东二里的园上村（2010年代为宿迁市宿豫区顺河镇雨露社区13组）地主胡家当雇工。此后焦裕禄在胡家当了两年雇工，起初只是担水、劈柴，后来成为胡家主人、商会副会长胡杰生的贴身佣人。据说因为家里没有男丁，胡杰生还准备把焦裕禄认作干儿子，所以后来胡家不但让焦裕禄认字，还教焦裕禄做生意。焦裕禄还经常随信佛的胡杰生到前大庵进香，常主动为前大庵打扫卫生[6]。

1945年7月间，新四军解放宿迁县，成立人民政权，工作人员接连开会，焦裕禄由此得知家乡也解放了，于是焦裕禄等逃荒来的几位同乡便推着小车一起回到家乡[6]。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焦裕禄也自宿迁县回到家乡。当时，博山县城仍在日伪军占领下尚未解放，北崮山村成立了民兵连，支援解放博山县城。民兵连的民兵队长焦方开动员焦裕禄当了民兵。那时北崮山村有27个民兵，28支枪，100余发子弹。民兵连抓汉奸，到敌占区侦察，碰到抢百姓粮食的地主还乡团也打[1]。焦裕禄随民兵连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7]。

1946年1月，经焦方开介绍，焦裕禄在北崮山村焦念祯家的一间老屋里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1]。不久，被派到博山县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8]。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焦裕禄率领民兵参加了不少战斗[7]。此后，焦裕禄调到山东渤海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1]。

1947年7月，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山东解放区抽掉干部随军南下，崮山区武装部选送了焦裕禄[7]。焦裕禄被调到属于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4][8]。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每当停下休息时，焦裕禄都会教战友识字，或者表演山东快书。他还被中队领导选中，参与排演反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大型歌剧《血泪仇》。南下工作队边行军边演出《血泪仇》10多场[4]。

1948年初，焦裕禄随渤海区南下工作队进入河南省境内，抵达豫皖苏区，随后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开展土地改革，焦裕禄任区队指导员[8][7]。在区队指导员任内，他多次率部剿灭土匪。1948年春，中国国民党方面的鄢陵县保安中队长洪启龙率部袭扰彭店区，也被焦裕禄率部打退[7]。

1948年9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抓镇压土匪和土地改革工作[8][9]。焦裕禄在发动群众时，擅长自编或激昂或诙谐的打油诗，在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夏，焦裕禄被提升为中共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大营区区长[8][4]。1952年春，调任青年团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后任青年团郑州地委宣传部部长。1953年夏，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8][7]。

1953年6月，焦裕禄被抽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处工作[8][3]。最初他担任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领导修建了一条自洛阳老城区通向工地的公路。期间他与其他党员、团员让出工棚给群众住；他领导大家连夜修浮桥，兴建了涧西大桥[3]。

1954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决定选派焦裕禄和其他4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小学只读了4年，其他4人的情况也类似。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先为他们安排了速成课程，以使他们先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再编入本科班学习。焦裕禄等人发愤学习，终于补考通过。但在即将编入本科班学习时，洛阳矿山机器厂调整了培训计划，紧急将他们召回厂里[3]。

1955年春，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安排下，焦裕禄率领上过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的4人以及另外其他12名职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焦裕禄任第二金工车间实习主任。在一年实习期内，焦裕禄努力学习并掌握了管理业务，提出了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议，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厂报上发表文章，并曾在厂里用二胡表演节目。大连起重机器厂党委决定派两位工程师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以换取将焦裕禄留在大连起重机器厂，但焦裕禄婉拒了这一决定[3]。

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后，焦裕禄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1958年，第一金工车间设备仍没完全安装到位，便接受了制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任务。焦裕禄日夜吃住在车间，不迷信苏联专家，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机制造中的许多问题，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3]。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调任该厂调度科科长[3][4]。在调度科科长任内，他经常深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还帮助工人解决思想问题和家庭困难[4]。

因工作过度劳累和饮食不规律，焦裕禄患上肝病，厂党委多次动员他住院治疗，但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工作岗位[4]。

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为吴芝圃）的领导下，河南省在1958年“大跃进”中连放卫星、大刮浮夸风，随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成为困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大批群众饿死。大批饥饿的农民逃荒，农村形势不稳，农业生产低落。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1962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调焦裕禄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8][4]。1962年12月起，调往兰考县，任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8][7]。当时，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想让焦裕禄接替王金壁直接任县委书记，但是遭到一些人反对，所以在县委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一直担任县委第二书记至一年后在任上去世，始终未接到“县委书记”的正式任命[10]。

在焦裕禄上任前，河南省和兰考县政界内斗已极其严重。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兰考县委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揭发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利用职权霸占一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自己妻子离婚，在那位军人复员回乡后，孙跃堂捏造罪名将他关进监狱。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200余名兰考县干部。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等人是一派，在反右运动中，赵文甫到兰考县把200余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划成右派。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反对赵文甫这种做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而孙跃堂却升任中共东明县委副书记。在吴芝圃的领导下，河南省右派数量全国最多。在“大跃进”中，吴芝圃、戴苏理、路宪文（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等人大刮浮夸风，打击迫害河南省内反对浮夸的干部，并在三年困难时期隐瞒群众大批饿死的情况。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险到北京上访，使周恩来了解了河南省的严重情况。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职务，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为一批遭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如潘复生（河南省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人平反，但没有撤销吴芝圃派系干部的职务[11]。

焦裕禄之前的中共兰考县委是王金壁，是紧跟吴芝圃的干部。据反对王金壁的兰考县干部称，王金壁与其保姆通奸；到农村视察时要带着藤椅以求舒适；到剧院看戏时不但不出戏票钱，而且全家必须坐在剧院第三排中间位置，被群众讽刺为“三排排长”，每次王金壁还没来就不得开戏；王金壁还命村干部为他划出自留地，产的粮食、鸡鸭送到他家[11]。

焦裕禄上任时，正是兰考县困难最严重之时，该县火车站每天挤满外出逃荒乞讨的灾民[8]。当时兰考县正在遭受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粮食产量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8][7]。为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焦裕禄抽调20名干部、老农、技术员组成了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兰考县展开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焦裕禄率领大家行走五千多里，查清了全县风口84个，逐一编号并绘图。1963年9月，焦裕禄调查总结了群众的抗灾救灾经验，在兰考县推广“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村的道路”[7]。他在兰考县推广种植抗盐碱、抗风沙的泡桐[4]。1963年秋，兰考县连下13天雨，全县11万亩秋粮歉收、22亩秋粮受灾，焦裕禄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救灾，还率干部进村查访，为受灾群众将政府的救济粮款送上门[7]。

王金壁在任末期，正逢中央在全国推行“民主补课”，以纠正“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但王金壁借机排斥异己，命令2000余名基层干部参加“民主补课”学习班。焦裕禄一到兰考县便发现了已获平反但仍受王金壁排挤的张钦礼。在张钦礼建议下，焦裕禄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这2000余名兰考县干部平反。在焦裕禄领导下，张钦礼又奉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11]。

焦裕禄带头反对干部特殊化。一次他发现自己的孩子看戏没有买票，随即对全家开展了一次不能搞特殊化的教育，并将戏票钱送交戏院。此后他建议中共兰考县委起草通知，禁止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及其子弟看“白戏”[7]。焦裕禄到兰考县后，建议城关镇将城内的大水坑改为鱼场，半年后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将10多条活鱼送到他家，被焦裕禄悉数退回。一次国家拨给兰考县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见焦裕禄穿的棉袄全是补丁，乃给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3斤棉花票做新棉袄，被焦裕禄坚决退回。1963年春节，兰考县肉类和副食供应仍很紧张，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给焦裕禄家送来几斤肉。在得知这肉仅送给县委几位领导后，焦裕禄拒绝接受，并嘱咐以后不要单独照顾领导[4]。

焦裕禄夫妇因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母亲）并养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困难群众，所以家里经济很紧张。1964年春节前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焦裕禄找到兰考县县长程世平借路费，以便全家回家乡看望母亲。那天焦裕禄仅穿了一件棉袄，连秋衣也没穿，程世平问起才得知焦裕禄家没布票，手头也紧，但他从未要求县委照顾。焦裕禄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在山东家乡务农，多次写信请焦裕禄帮助找工作，都被焦裕禄拒绝。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焦裕禄不让女儿靠自己权力获得工作，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还专门找到厂长要求把她安排到工作辛苦的酱菜组，不要特殊照顾[4]。

焦裕禄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有秘书、通讯干事，但焦裕禄尽量自己写工作总结、讲话、调查报告等。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治理“三害”的文件，并亲自写出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临终前在病床上他还在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文。他写的文章文风朴实，注重事实，善于发掘，常被报纸、电台采用[4]。

1964年春，焦裕禄的肝病病情恶化，中共开封地委领导劝焦裕禄住院治疗，但焦裕禄坚持工作不去住院。医院开出药方，但他嫌药贵而没买。焦裕禄坚持继续下乡工作，肝痛时无力骑自行车，他就推着走[7]。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而在郑州市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42岁[8][7]。送葬当天，兰考县上万群众自发上街，披麻带孝为焦裕禄送葬[12]。

焦裕禄逝世后，他在兰考县的工作事迹因为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潮流不合拍，所以在报道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后来还成为河南省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

1964年5月16日，处理完焦裕禄后事的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赶到民权县参加河南省豫东沙区造林工作会议[13]。5月17日，张钦礼作为四个沙区造林先进县的领导之一作典型发言，在介绍兰考县造林情况外，还介绍了刚刚病逝的焦裕禄的事迹，会场泣不成声，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宣布暂停典型发言，休会讨论焦裕禄事迹。采访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记录了张钦礼的发言，随后在会场采访了张钦礼。会后鲁保国回到郑州，向分社领导汇报了焦裕禄的事迹[13][8]。

焦裕禄逝世一个多月后，中共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写了《兰考人民满怀信心迎丰收》一文。但《河南日报》社“党的生活”专栏编辑劝他改为写篇关于“党的好干部”的文章，以迎接7月1日党的生日。分管通讯报道的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听完刘俊生汇报后，随即想到写焦裕禄，刘俊生很快写成《一个党的好干部》一文，后由欣赏此文的“党的生活”专栏编辑交给《河南日报》副总编辑翁少锋。翁少锋看后对刘俊生说：“因为你写的是县委书记，要通过省委，不过你没必要在这等，就放心吧！”但到了1964年7月1日乃至后来，该文一直未刊发[8]。

1964年8月29日，张钦礼向中共河南省委递交了《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13][8]。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读完后，在“四清”工作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号召河南省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会后有关部门编印的《四清简报》编录了赵文甫的讲话[8]。不久，中共河南省委下发了《关于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13]。

新华社河南分社得知赵文甫的讲话后，征得新华社总社同意，认定焦裕禄是正面典型，计划深入采访并突出报道。1964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到兰考县，在刘俊生陪同下采访半个多月，写成两篇稿件[13][8]。

1964年11月19日晚，新华社发出张应先等写的通稿，刊登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肩题为《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为《焦裕禄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副题为《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同时新华社发表了张应先等写的更为详细的地方稿。这是焦裕禄逝世后媒体首次关于他的报道[13]。1964年11月22日，《河南日报》第一版在刊登地方稿时，配发了《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社论。《河南日报》社当天还打电话给中共兰考县委，要刘俊生来报社。刘俊生在报社受到《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接见，刘问世表示《河南日报》准备辟一个“学习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专栏，请刘俊生为该专栏撰稿。此后该专栏每周一期刊发了刘俊生写的四篇关于焦裕禄的文章。1965年1月，《河南日报》农林部副主任黎路、《河南日报》驻开封记者站记者薛庆安到兰考县采访，经20余天写成通讯《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您！》，发表在1965年1月27日《河南日报》第二版。但是当时全国都在“阶级斗争”热潮中，该通讯发表后，连续数月都不再有报纸刊登有关焦裕禄事迹的文章[8]。

1965年秋，新华社总社准备在西安举行分社会议，讨论报道计划。负责国内工作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决定与同行的记者冯健绕道河南寻找报道计划的突破口。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为朱波），穆青给分社记者周原安排了到豫东重灾区采访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如何脱贫的任务。穆青走后，周原随即到豫东穆青的家乡杞县，但一无所获。翌日周原到汽车站后随便坐了辆汽车，上车后才得知是开往兰考县的。到兰考县后，周原找到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随后听新闻干事刘俊生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周原在兰考县采访12天，回到郑州时恰逢穆青一行刚从西安回来，乃向穆青汇报了焦裕禄的情况。1965年12月17日，穆青来到兰考县，周原、冯健、杨居人等记者随行。在县委会议室，穆青听了张钦礼、刘俊生、李忠修（焦裕禄的秘书）等人对焦裕禄的介绍，看了焦裕禄的遗物后，感动得流泪。穆青当即决定要重新报道焦裕禄。此后穆青一行先后到东坝头、韩庄、张庄等村采访，随后去开封写稿[8]。

入住开封交际处（国际旅行社）当晚，穆青拍板决定要写兰考县的“灾荒”（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的不成文规矩是，除非获得上级指示，否则一般不报道灾荒等灾难，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并决定不写兰考县的“阶级斗争”（当时不写阶级斗争会冒很大政治风险，而焦裕禄带领群众改造环境的事迹又和阶级斗争无关），随后穆青分配了写作任务。周原用一昼夜写成初稿，穆青亲自改写到第9稿后，由穆青、冯健带该初稿回北京。穆青向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汇报后，吴冷西说“写！发！”并完全同意了穆青提出的要写自然灾害、不写阶级斗争的意见。在吴冷西建议下，穆青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了场报告，听众哭成一片。穆青将第7稿拿给吴冷西，获吴冷西通过。穆青让周原带着此稿到兰考县核对，嘱咐周原“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8]

其间，刘俊生接到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朱波及周原的电话说“中央决定要把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典型”，让刘俊生“给县委、地委汇报一下”，并“把焦裕禄的有关遗物和照片迅速送到分社来”。新任中共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听取刘俊生的汇报后说，兰考县“三害”的改变“是县委领导的，还是焦裕禄自己改变的？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个人，其他同志的成绩就没有了。”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部长秦一飞听取刘俊生的汇报后说：“这么大的事，中央也决定宣传了，我一个地委宣传部长还得通过你一个县的干事来‘传达’么？搞什么名堂！”此后刘俊生找到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延新文汇报，延新文听完很高兴，并让刘俊生到地委常委扩大会议汇报，会上地委书记张申表态支持宣传焦裕禄。会后刘俊生将焦裕禄的遗物和照片送到新华社河南分社[8]。

周原等带稿子再到兰考县时，正逢县委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张钦礼、卓兴隆、周原在大会上念了此稿，他们和在场两千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终除订正几个人名和地点外，认为事实都准确。但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说：“写得不行。怎么允许对现实生活这样污蔑呢？”穆青接到周原的汇报后告诉周原：“你就拿着这文稿，请兰考县委逐段逐句地研究！”[8]为此，在兰考县四清工作团驻地，秦一飞（兰考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兰考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同张钦礼展开激辩[11]。周化民提不出具体修改意见。穆青决定刊发。为稳妥起见，吴冷西带穆青找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汇报，彭真拍板同意发表[8]。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焦裕禄革命烈士称号[7]。1966年2月6日，署名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由新华社发表。1966年2月7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篇通讯[8]。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以及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7]。

1966年2月9日，董必武作《学焦裕禄同志》一诗[14]。1966年3月15日，郭沫若作词《水调歌头·赞焦裕禄》，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1966年第四期。在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郭沫若又对该词进行了较大改动[15][14]。而当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内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无一为焦裕禄题词。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1964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1966年3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不久，曾批准报道焦裕禄的彭真、吴冷西相继倒台[16]。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8月下旬全国大、中学校学生开始“串联”，此后河南省不少中学传达中央文件，要求按10:1的比例推选学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开封地区赴京代表团中，有焦裕禄的两个女儿焦守凤、焦守云。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经周恩来同意，13岁的焦守云被领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握手、讲话并合影[17][18]；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大厅，周恩来、邓小平与焦守云握手，并问她：“妈妈身体好不好？兰考现在怎么样？”[18]次日，焦守云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报》[14]。

文革初期，北京市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曾殴打过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一顿，因为别人问她是什么出身，她说是“革命干部”。多为高干子弟的北京市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对焦守凤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19]

文革初期，秦一飞成为兰考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为副组长，兰考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为兰考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把张钦礼定为黑帮、游街批斗。周化民手下的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字报，并派“揪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捕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随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7人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群众说了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就被造反派在街上乱棍打死。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县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说：“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秦一飞、周化民随即将刘永松关进监狱[13][11]。

兰考县“树焦”（树立焦裕禄）与“不树焦”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文革爆发后，周化民将“树焦”当作张钦礼是“政治扒手”的证据，向全国散发大字报，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见到这张大字报后，让中共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省委命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派人调查，调查组向国务院办公厅写出报告称：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周化民一直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应予以批评。这时，1967年1月29日，周化民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将当年随焦裕禄工作过和在焦裕禄死后宣传过焦裕禄事迹的兰考县干部群众共计1200多人抓进监狱。向国务院办公厅写出报告的开封师范学院调查组负责人杨捍东（周化民造谣称其为国民党中校）也被开封军分区逮捕关押[11]。

1967年7月，兰考卫焦队伍庆祝中共中央接见张钦礼代表团

1968年 兰考民众在焦裕禄墓前宣誓活动

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潮水般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兰考县秦寨大队贫农李占荣还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痛哭，为张钦礼鸣冤。周恩来派记者到兰考县暗访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周恩来乃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任命张钦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249师（空降师）政委。经总理联络员安排，张钦礼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报告[11]。

回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中共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中共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回兰考后，张钦礼首先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关进监狱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对周化民派系的干部不加任何处分，团结他们一起工作。自此至1970年8月，在近3年内，张钦礼领导建设引黄灌淤工程，改造26万亩沙碱荒地。周化民在学习班学习三个月后，调任中共安阳钢铁厂党委书记[11]。

1970年8月，林彪派系的王新在河南掌权，过去的吴芝圃派系和王新联合整张钦礼，调张钦礼任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把张钦礼软禁起来。张钦礼被调离兰考县后，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余人（即1967年被抓进监狱的干部，也是参加引黄灌淤工程建设的主要干部）又遭到关押[11]。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王新也失势，但是吴芝圃派系仍在河南掌权。1972年，周恩来派康克清到兰考县调查，解放了遭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类学习班，并了解到张钦礼遭难的情况。1972年11月，周恩来派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度受到周恩来接见，王新则在同期被捕。张钦礼请求周恩来帮助调离政治斗争复杂激烈的河南省。周恩来答应帮忙，让他在兰考县安心工作。张钦礼恢复了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中共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为遭到批判和关押的干部平反，并使引黄灌淤工程复工。1973年到1977年，在张钦礼任内，兰考县“三害”获得解决。1973年秋，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考察兰考县，称赞了焦裕禄、张钦礼[11]。

文革结束后，1977年在“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派系的戴苏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中共商丘地委书记，兰考县被从开封地区划归商丘地区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县“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程工地遭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逮捕，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与此同时，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被捕并被判刑[11]。

张钦礼一案是由周化民出面，由赵文甫直接定案，背后是戴苏理。因在“揭批查”中有功，戴苏理由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升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揭批查”涉及人数，开除党籍人数，被判刑干部人数，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11]。

1980年代，对焦裕禄的事迹报道很少，张钦礼等焦裕禄当年在兰考县的老部下、老同事都成了敏感人物禁止出现在媒体中。某出版社1970年代出版的有关焦裕禄的图书，后来再版时把提及张钦礼的文字全都删除或虚化。直到1990年代，张钦礼的名字才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但张钦礼直到去世也未能获得平反。2004年张钦礼去世时，十多万兰考县群众跪地哭祭[13]。

199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20]。1990年春夏之交，穆青、冯健、周原再访兰考县，同基层干部群众交谈，采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报道，发表在1990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反映了干部群众怀念焦裕禄、怀念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报道，填写《念奴娇》词发表在1990年7月16日《福州晚报》[21]。

1990年6月15日，邓小平为纪实文学《焦裕禄》（华夏出版社出版）题写书名。该书还收录了陈云、宋任穷为纪念焦裕禄逝世26周年的题词以及董必武、郭沫若为焦裕禄所作诗词[14]。

1991年2月9日，江泽民来到兰考县向焦裕禄陵墓献花圈，并会见了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及其子女，题词：“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4]。

1994年5月、2003年12月，胡锦涛先后两次视察兰考县。1994年5月，胡锦涛到郑州参加焦裕禄同志逝世30周年大会，并且为“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落成剪彩暨焦裕禄铜像揭幕，还在兰考县接见了焦裕禄后人[14][18]。

200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兰考县调研，参观焦裕禄纪念园[22]。他在兰考县的焦家小院和焦守云等焦裕禄的女儿座谈[18]。201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次日在讲话中要求党员、幹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幹部[22]。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习近平还接见了焦守云等焦裕禄的5个子女[18]。

2009年，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3]。

但在河南省干部当中，对于焦裕禄的不屑甚至敌视依然存在，过去河南省内激烈政治斗争的影响也一直残存至今，有的干部甚至视焦裕禄为眼中钉。1999年9月4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编辑室委托，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到兰考县采制国庆特别节目《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时，中共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在该县一家宾馆里对该记者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有好多事都没办好，我的任务很重啊。”“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9月9日，记者在兰考县采访遇阻的新闻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1999年10月初，河南省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随后中共开封市委免去了宗家邦的中共兰考县委书记职务[24][25]。2013年1月4日，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袁厉害收养的多名孤儿死亡，有记者问兰考县宣传干事如何看待“部分兰考官员愧对焦裕禄”的评论，宣传干事回答“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这一言论引发社会舆论抨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