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战争

克什米爾地區地圖，紅色部分是拉達克，黄色部分是阿克赛钦。

拉達克王國原本向西藏進貢。1834年，錫克帝國派左拉瓦爾·辛格征服拉达克。1846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赢得第一次英国锡克战争，建立了查漠-克什米尔土邦，占领拉达克地区[15][16]。1865年印度测量局官员威廉·约翰逊绘制了一条“约翰逊线”，将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近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英属印度，使阿克赛钦变成英印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但英国政府并未知会当时的清政府[17][18][19][20][21]。据荣赫鹏爵士描述，1880年代末的赛图拉镇无人定居[22]，只有一座可能是由克什米尔人废弃的城堡[23]。1892年，中国派官员李源钢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界碑[24]。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引发驻藏清军哗变。西藏政府驅逐清朝驻藏大臣和所有驻藏清军，宣佈獨立。1913至1914年間，英属印度與西藏噶廈及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西姆拉進行了三方會談。然而袁世凯政府因無法接受談判協定，於1914年7月退出談判。同日，西藏政府與英國驻印度殖民政府簽訂了西姆拉條約，划定“麦克马洪线”，将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25]。但历届中国政府都拒绝承认条约的合法性。

1947年印度獨立后，印度主張有权继承原來的英屬印度领土。同时认为经由英印当局和西藏当局认可的麦克马洪线已成为法定边界，无论中国承认與否。印度政府内较激進的观点認為麦克马洪线的原意是中印边界位于喜玛拉雅山山脉最高脊。凡是既定的麦克马洪线在喜玛拉雅山脉最高脊以南处，原意上的麦克马洪线应被视为通过实际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喜玛拉雅山脉最高脊处。[26]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军事行动和谈判，入驻西藏。印度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27]。”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之际，派兵占领了西藏噶廈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27]。

1959年藏区骚乱后，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独立[28]。5月16日，北京官方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29]。1959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见苏联等11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指出：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14]。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1959年12月底的一次报告中谈道，他认为尼赫鲁有三个目的：第一，削弱中国的政治影响，第二，打击国内印共的势力；第三，为了获取美援[14]。

196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会谈，提出谈判解决边境问题，未得印度方面的接受[30]。1960年后，中蘇开始交惡，而中美关系因朝鲜战争的原因也处于僵局。而印度與正在进行冷战的蘇聯和美国关系都不错。

1962年8月古巴飛彈危機爆發，造成美蘇關係緊張，無暇干預中印衝突。10月28日蘇聯同意從古巴撤除飛彈，危機結束，中印边境战争第一階段於同日結束。[31]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荣立一等功的火力班使用的中国造1956年式7.62毫米轻机枪。现藏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负责西段，西藏军区负责东段。中国在东段的参战总兵力为3万余人，包括：

• “西藏军区前进指挥所”指挥部队：
  • 藏字419部队于1962年6月11日在拉萨西郊正式成立，辖3个步兵团（154团、155团、157团），总兵力约8,000人。
  • 步兵第11师（辖步兵32团、33团，约5000余人）师长余致泉大校，副师长王晓一、副政委秦明、政治部副主任魏光中
    • 步兵第32团（欠第1营，配属31团1营）
    • 步兵第33团团长田启元，战后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
  • 步兵第55师（辖步兵163团、164团、165团、高炮营、工兵营）
  • 山南军分区郭指4个连
  • 炮兵306团、308团、540团
  • 工兵136团
  • 铁道兵24团
  • 步兵130师高炮营
  • 步兵134师高炮营
• 西藏军区基本指挥所指挥部队：
  • 山南军分区（辖边防1团、2团、3团）
  • 林芝军分区（辖米林独立营、墨脱独立营、分区独立营）
  • 昌都军分区（辖步兵153团加强营、分区独立营）
• 丁指指挥部队（以54军军长丁盛为首的前线指挥部）于11月16日凌晨4点40分发起瓦弄战役，仅仅10个小时就全歼印军主力第十一步兵旅，结束了战斗。[34]
  • 步兵130师（辖步兵388团、389团、390团、工兵营）
  • 步兵153团
  • 步兵134师混合炮兵营
  • 步兵135师高炮营
• 康西瓦前指：新疆军区向军委报告：康前指编为相当军一级的固定指挥机构，受新疆军区直接领导，掌握中印边境西、中段的边防斗争，统一指挥建筑工程某团、建筑工程某团、四师（欠十二团）、骑三团和其他上山参战的部队及兰空和田指挥所等。总参于1962年8月15日批准了这个建议。司令员兼政委何家产少将（1962年夏从第54军副军长调任南疆军区司令员，战后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李双盛（焉耆军分区司令员）、王志廉（南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发秀少将（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黎斌大校（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代参谋长安志明（南疆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刘少稚（某团政委），作战处长刘耀忠，机要处长黄耀。1962年10月上旬何家产在乌鲁木齐开完新疆军区作战会议，乘飞机到喀什又改乘汽车，经三天两夜奔驶，于10月12日24时赶到天文点前指，因长途奔波海拔突然升高突发高原反應，下车便昏迷不醒三天三夜；新疆军区急派负责作战的副司令员徐国贤去前指接替指挥。康前指于10月26日开设，徐国贤到康前指后协助恢复工作的何家产指挥作战。新疆军区1964年3月18日《关于撤销军区前指的报告》，南疆、阿里地区的边防任务转由南疆军区接管；前指所属步兵第某、第某团，阿里支队、某医院，转隶南疆军区领导。1964年3月18日，总参批复同意新疆军区所报撤销前指的方案，随即开始整编，于1964年4月30日交接完毕。
  • 天文点防区-天指
    • 第4师第11团第三营
    • 骑兵第3团[35]4个连
    • 步兵二团[36]第5连、第8连
  • 河尾滩防区-河指
    • 步兵二团第1连
    • 第4师第10团第三营、团工兵连、团120迫击炮连、团75无后座力连
  • 空喀山口防区-空前指
    • 步兵第2团第六连、第2连、第3连
    • 第4师炮兵团1个连
    • 水上中队
  • 阿里防区-阿前指
    • 阿里支队第二连
    • 阿里支队第三连
    • 阿里支队第五连
    • 阿里支队第四连：扎西岗
  • 阿里支队：驻噶尔尼莎。1950年初，第二军从四师、五师和军部抽调30多名干部组成指挥机关，以骑兵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和骑兵大队、第五师独立团、军直骆驼大队在于阗成立了第二军独立骑兵师。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下辖一、二、三团，共4500人，另外还有一个骆驼运输团。1950年8月1日，独骑师一团一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作为进藏先遣连，从于阗出发，于1950年8月29日抵达阿里地区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堡地区。1951年5月独骑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两个连，1951年7月二团营长贺景富带1个连进军阿里。鉴于阿里地广人稀、补给困难，人马多了无法生活。1952年3月独骑师撤销，已进入阿里的部队组成藏北骑兵支队，由南疆军区领导。

印军参与作战的主要是陆军第四师，属于“王牌部队”。印军步兵师编制原则上是三四三编制，即师下辖3个旅，旅下辖3个营，营下辖4个连，连下辖3个排，排下辖3个班。印军在东段和西段的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约22000人。步兵主要装备李-恩菲尔德步枪、斯登衝鋒槍、布伦轻机枪。

东段，印军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一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炮兵第四旅的两个步兵营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第七旅的4个营部署在东段克节朗地区。[37]

在西段，印军第15军19师所属第114旅（旅长为赖纳Raina准将）的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有1300余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旅部及一个营位于列城。[38]楚舒勒村（Chushul），位于中印边界以西开阔的通达河河谷平原内，海拔4337米，是印军在西线推进“前进政策”的核心基地。印军114旅前线指挥部、以及该旅的廓尔喀第8联队第1营营部和库马盎联队第13营营部均部署在此。楚舒勒村东南方8公里的通达河河谷平原修建有丁如泽野战机场。机场跑道以东不到2公里处，即为中印国境线。一条宽达2公里、长约6公里的平坦宽阔山谷——莫尔多通道（又称斯潘古尔湖/曼冬错山口），将斯潘古尔湖（曼冬错）西岸中方驻守的班公洛阵地与丁如泽机场连接起来。各营从北到南：

• 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14营：营部驻波鲁野营地
• 杰特联队第5营：营部驻波布浪
• 廓尔喀联队第1营：营部驻楚舒勒
• 库马盎联队第13营：营部驻楚舒勒
• 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7营：营部驻科尤尔

10月20日凌晨7点半两枚信号弹升空，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发动攻击。在东段，藏字419部队在第11师第32团（欠第一营，配属31团第一营）在11师副师长王晓一和11师政治部副主任魏光中率领下参战。第一阶段的克节朗地区作战，在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陆军第7旅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39]，阵亡832人，被俘第4师（“红鹰师”，二战时曾编入英国第8集团军参加由蒙哥马利领导的对抗由隆美尔领导的德军精锐）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1065人。藏字419部队伤亡388人。中国西藏的边防軍向前推进，占领了藏南和达旺地区（10月25日）。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軍驅除了37处据点的印軍。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提议双方从战前边境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表示無法接受，宣布印北地區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東線的藏南及達旺地區大力增援士兵。

11月3日，美国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装备的紧急军事援助抵达印度。[41]肯尼迪给尼赫鲁的亲笔信说到：美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并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11月4日，美国运输机降落在加尔各答机场，美国陆军准将福尔曼亲自打开舱门，里面是美国的重型武器。

10月20日以后，中国军队用22天的时间，开凿了一条从错那到达旺前线的战备公路。

11月14日是尼赫鲁生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侧的瓦弄發動反攻。

西藏边防部队根据印军前重后轻、侧后兵力配备较弱的布势特点，决定以一部兵力攻击西山口印军，打其头部，以一部兵力从两翼夹击，击其腹部；以另一部兵力实施大迂回，断其退路。即“击头，破腹，截尾”战法。作战目标是吃掉西山口和德让宗地区之敌，相机攻战邦迪拉；并把主要突击方向选在敌人左侧后。第11师的2个团5000余人担任深远迂回断敌退路的“截尾”作战，张国华中将要求第11师要“设想仗打大一点、硬一点、恶一点、歼灭敌人多一点”（即“四点”）。

11月16日开始，中国西藏边防軍在东、西段對印军施以反击，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解放军迂回部队第11师的2个团于11月16日下午16时30分经过六天四夜艰苦敌后行军抵达丛林地带东日则，师长命令前卫33团准备继续南进攻占邦迪拉山形成对内对外阻击正面。该师于11月17日晚23时05分歼灭登班印度守军1个营，抢占拉洪桥，切断了德让宗至邦迪拉的公路，提前55分钟完成了七天五夜长途奔袭敌侧后250公里断敌退路的任务。第32团留一个营作预备队，两个营紧随第33团插上公路后，立即向德让宗方向发起进攻，不让敌人向邦迪拉靠拢。前卫33团闯过拉洪桥后，23时10分沿公路冲上邦迪拉山腰，山顶敌人不断向山下打炮，师 长指示该团迅速向邦迪拉山上发起进攻。并占领邦迪拉。11月18日清晨，33团3营在运动中向防守邦迪拉山主峰阵地左翼的印军锡克轻步兵第一营发起进攻后，经过3个半小时的战斗，攻占了该营阵地。主峰阵地右翼守敌不战而逃，迪拉山主峰遂为33团完全控制，很快夺取邦迪拉古镇，并向南追击扩大战果，途中击溃大批印军增援部队。33团2营一直追击至距中印传统边界线伏特山仅20公里，创造自卫反击战最远纪录。

11月18日晨，西山口一线印军发觉后路被切断，开始全线後撤。18日8时30分，西藏边防部队发起总攻，西山口-邦迪拉战役正式開始。藏字419部队担任沿中国-不丹国界的右路迂回穿插作战任务。破晓时分，印度守军一个旅全部溃逃。419部队沿公路直扑德让宗。德让宗的印军第65旅在战斗打响后，竟撤出阵地，掉头向邦迪拉方向撤退。19日，解放军奪取邦迪拉镇。至11月21日，中国西藏边防軍佔領了印军的16处据点，并且一直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42]。

在西段，印军越界占据斯潘古尔湖以西班公洛附近的第16、第5、6、7、8、9等据点，成为楚舒勒、丁如泽机场和通东堤公路东侧的山岭前沿屏障。在班公洛到楚舒勒的跨境的莫尔多通道北、南两侧高地上，北山（印方称Gurung山）印军设据点两个（“阿印5号、16号”），南山（印方称Magar山）设据点4个（“阿印6、7、8、9号”）。其中北山5号和南山6号分别设在山脚下，形成扼守莫尔多通道的北、南两犄角，两点间的平地上有大面积反坦克反步兵混合雷场、铁丝网封锁了通道。6、5、16号据点由廓尔喀第8联队第1营防守，7、8、9号据点由库马盎联队第13营防守。通道北侧的16号据点，南侧（热钦山口西北）的8、9号据点均设于山顶突出部海拔5000米以上，可通视班公湖南岸与斯潘古尔湖纵深达20多公里。此外，楚舒勒地区的印军还集结有1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随时可增援前线守点作战。印军在莫尔多通道两侧的山凹处有第13野战炮兵团第38连的英制25磅野战榴弹炮（口径87.63毫米）阵地4处。10月底，印度陆军第20枪骑兵联队B中队的一个坦克连（6辆法制AMX-13轻型坦克）从昌迪加尔空军基地用安-12运输机分两批空运到丁如泽机场，紧急部署到莫尔多通道设防，作为“决战兵器”。1962年11月14日中央军委电示新疆军区与康前指：

1. 、同意你们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同时歼灭8、9、16号印军的作战部署。
2. 、拔点时，对印军设在境外的炮兵和据点：印军不打，我不打；印军打我时，我坚决还击。以短促猛烈突然的火力还击，打它的丁如泽机场和楚舒勒，炮弹可以越界，人员不能越界。还击时必须经总参谋部批准。
3. 、印军8、9、16号据点经营时间较长，工事比较坚固，距楚舒勒较近，其兵力支援容易。故必须从打一场硬仗、恶仗要求出发，要多准备几手，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好，切勿仓促动手。中国边防軍則佔領了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据点。

11月18日9时15分（当地日出时刻），第四师副师长王洪杰、第11团团长高焕昌靠前指挥，第四师第十一团第三营营指分南、北两个指挥部，南指在第七连侧后，北指在第九连侧后，协同指挥两个方拔除热钦山（“阿印8、9号”）战斗：

• 配属的第十师炮兵团120迫炮营（欠1个连）对阿印8、9号据点实施了炮火急袭，摧毁了印军核心阵地的全部81迫击炮，炮火之猛烈使得印军误认为遭到122榴弹炮的轰击。
• 南路的攻击“阿印9号”据点的第11团第三营第七连，工兵班炸开铁丝网，各排采取班组战术交替冲击，以40火箭筒、75无坐力炮抵近射击，以喷火器喷射和用炸药包、爆破筒敲除印军地堡。战斗中负责后勤与卫生抢救的副指导员张代荣为伤员常学庆包扎伤口时遭印军51迫击炮轰击，立即匍匐在伤员身上负重伤牺牲，临终前说：“我没事，赶快去抬其他伤员同志吧！天太冷，会冻坏他们的！”战后，国防部授予张代荣“爱兵模范”称号，并追记一等功。第七连激战45分钟，摧毁印军地堡25个，毙印军库马盎联队第13营第3连（加强连）第8排守军40余人，攻克了“阿印9号”据点。
• 北路的攻击“阿印8号”据点的第十一团第三营第九连，首先攻击目标明显的半地下室和厨房，攻占后作依托再向地堡攻击。以带防盾的53式重机枪和56式班用机枪向前运动到“阿印8号”阵地前方约550米处，利用强大的压制火力封锁印军枪眼，掩护配属的骑兵第三团57无坐力炮排（排长艾买提·托乎提）接近至地堡50米外直瞄射击，发射炮弹28发，26发击中目标，摧毁地堡10座。战后，艾买提·托乎提记一等功，全排荣立集体二等功，被誉为“神炮排”。第九连占领山头后，还歼灭了由“阿印9号”逃来的十余名印军。
• 南路的攻击印军连部核心阵地（5150高地）的第十一团第三营第八连，隐蔽迂回至印军后路200余米处，攻上5150高地，顺利夺取印军库马盎联队第13营第3连（加强连）第9排阵地，并将由“阿印8号”方向逃来的18名印军击毙6人。后又攻下1座地堡，先后歼灭印军20余人，打垮印军第9排。第八连即向位于山体鞍部的印军库马盎联队第13营第3连（加强连）连部与炮兵阵地冲击。印军连长夏坦·辛格少校组织连部、迫击炮排和第9排残部继续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天色已大亮，地形平坦无遮蔽，利于印军观察射击，第八连遭印军火力压制，冲击受阻，伤亡较大，连长潘盈溥牺牲战后追记一等功。拔除“阿印9号”印军第7排守军的第十一团第三营第九连奉命派出第三排支援第八连攻击仍在顽抗的印军库马盎联队第13营第3连连部与炮兵阵地。第九连第三排由侧后进入战斗。战士王忠殿担任爆破地堡任务，爆破筒插入地堡被印军推出，再次插入又被推出，王忠殿毅然用身体压紧爆破筒拉火爆炸，壮烈牺牲，战后王忠殿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追记一等功。至当日10时30分，第九连第三排协同第八连全歼了5150高地印军，毙印军74人，俘5人。印方资料记载，夏坦少校受重伤后，一名部下将他绑在自己身上，连滚带爬冲下山坡逃走；夏坦在半路上咽气，部下将其尸体放在一块巨石后面，直到1963年2月才被印度收尸队找到。
• 北路的第四师第十团第九连，任务是保障第十一团第九连攻击“阿印8号”据点时的侧后安全，防止印军从楚舒勒或阿印7号据点（库2连）来援。十团九连主力配置在5580高地，准备打援，二排长率第六班（加强班）攻击5300高地（“阿印8号”据点东北方向的印军警戒阵地），全歼毙印军14人，攻占该高地。
• 阿里支队2号卡的1个排和第11团第八连1个排配置在东南方的热琼山顶，负责向东提方向警戒，防止印军从热钦拉山口增援。
• 配属第十团的75无坐力炮4门、骑兵第三团的57无坐力炮排（3门）、师属高射机枪1挺提供火力支援，以及团属工兵连、师属喷火排配属主攻步兵连攻坚作战。

攻击阿印8、9号据点战斗历时1小时40分钟，全歼速决，共歼印军第114旅库马盎联队第13营第3连141人，其中击毙少校连长夏坦·辛格以下136人，俘虏5人。印方资料称该连兵力一共123人，死109人，5人重伤被俘，9人逃回，缴获全部武器弹药装备。中方参战部队第十师第十一团第三营、第十团第九连伤98人，牺牲21人。印方战史称这次战斗为“热赞山口之战”。夏坦少校被追授国家最高荣誉勋章（PVC，迄今为止只有21名印度军人获得），因其“率部抗击5000中国军人的进攻，击毙其中1300人”的“辉煌战绩”，被印度国内认为“中印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宝莱坞以其为原型，在1964年摄制了战争电影《Haqeeqat》。

“阿印16号”为印军第114旅廓尔喀第8联队第1营第3连的两个排约50余人据守，主要武器有81迫击炮、51迫击炮各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冲锋枪30余支。阿前指（阿里支队副支队长张昌奎、政治处主任贺登云）把主攻方向选在阿印16号北部国境线山脊，采取炮火掩护、工兵强行扫清雷场开辟通路、正面强攻。阿支守卡分队第四连3个班，第五连2个班，8号卡2个班、9号卡1个班，共8个班组成突击连，配属连用重机枪1挺、57无坐力炮1门、1个喷火排（副排长芦荣湖）喷火器8具、第十团工兵连第一排（排长王其芳，副排长周世仁，18人）为第一梯队，由阿里支队第四连连长曹福荣指挥。骑兵第三团第一连为第二梯队，视情况投入战斗或执行警戒和抢救伤员等任务。11月18日凌晨，拔除“阿印16号”战斗开始：

• 8时55分（日出前20分钟），解放军炮兵对印军据点实施火力准备，但因射距未测准，炮弹均未击中敌阵地目标。由于后续通信联络中断，炮兵未能修正弹着点。致使印军雷场、据点保持完整。9时10分，印军25磅野战榴弹炮和法制轻型坦克的75炮开始射击，拦阻解放军进攻分队。9时20分，解放军炮兵群向印军炮兵阵地压制覆盖射击。
• 第四连连长曹福荣率领4个加强班由北向南，从正面沿山脊向印军实施突击。9时22分，主攻分队进至印军据点前约600米时，从行进间发起冲击，多数人安全通过第一道雷区后，直到有人踏响地雷才知进入第一道雷区。主攻分队进至第二道雷区边沿时，工兵即用爆破筒开辟通路，仅炸开20余米，爆破器材就用完。工兵排长王其芳指挥工兵人工排雷，连续两次负伤，触雷牺牲。工兵连第三班的战士也相继在雷场中阵亡。工兵连第二班战士罗光燮左腿触雷被炸断，眼看工兵战友相继阵亡，主公分队步兵不能前进，毅然顺山势向雷区滚去，压响几枚地雷，用血肉之躯开辟通路。工兵副排长周世仁，5处负伤不下火线，带领步兵通过雷区。战后国防部授予罗光燮“滚雷英雄”称号，追记一等功，排长王其芳追记一等功，副排长周世仁荣立一等功，工兵一排记集体三等功，第二班记集体二等功。主攻分队进入第三道雷区前沿时，再次受阻。这时迂回包围分队从侧后接近敌阵地，守军指挥官率先撤走，印军阵地火力随之减弱，主攻分队重新组织兵力火力，于11时再次发起冲击。连长曹福荣带头踩着裸露出冰雪表面的石块跳跃前进，通过第三道雷区向核心阵地攻击。通信员秦政清跑在连长前面踏雷带路牺牲。喷火排副排长芦荣湖进入核心阵地后，即用喷火器连续喷烧两座地堡，当向第三地堡喷火时，中弹牺牲。
• 副指导员王裕民率两个班18人从右翼印军侧后实施包围迂回，切断印军退路，配合正面主攻分队。守军发现后，据点的指挥官及其亲信十多名在无线电呼叫“我阵地已失守，向我开炮”后，毅然放弃阵地和部下撤回印境。
• 副连长率两个班19人插入印军侧后，阻印军17号增援。

拔除“阿印16号”战斗历时2小时40分钟，毙印军29人，缴获81迫击炮、51迫击炮各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35支及弹药物资一部。解放军牺牲46人，伤35人，消耗各种弹药2万余发。这是中印战场上唯一一次解放军阵亡人数高于印军的战斗。11月18日下午，解放军炮兵群逐次轰击印军的丁如泽机场设施及莫尔多隘口两侧越境设立的阿印5、6、7号据点，机场的印空军地勤车辆和各类器材物资均被击毁，坦克连也被迫从莫尔多通道开阔谷底撤往楚舒勒村。总参谋部于11月19日电示：“你们已顺利地歼灭了8、9、16号据点之敌，甚慰，同意你们乘胜拔除5、6、7号印军据点。”19日，中印继续炮战。20日凌晨，印军发布了从这几个阵地撤出兵力、收缩防线的命令。20日下午，5号（廓3连余部）、6号（廓1连）、7号（库2连）据点的印军放弃了阵地，在己方炮火掩护下，退至通达河西南方印控区山麓设防。

至此，班公洛西岸地区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西线作战部队于11月26日下山归建。第二阶段作战历时3天，全部肃清斯潘古尔湖以西地区印军入侵据点，攻歼据点3个，扫除收复3个，共击毙印军165人，俘虏5人，缴获各种火炮11门、各种枪支109支（挺），弹药6万余发，汽车2辆，以及其它作战、生活物资等。拔点部队伤131人，亡67人。日土县自组织了全体医务工作者和机关所有女职工参加伤员后送看护工作。

经过两个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击毙第62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毙、伤、俘达尔维旅长以下官兵8700余人。由於印度軍隊在東線藏南、西線新疆失敗，印度朝野提議要求美國介入。

11月19日，肯尼迪决定派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印，同时派遣C-130中型运输机，帮助印度抢运增援部队与物资。[41]11月21日凌晨三点，尼赫鲁向肯尼迪求援。尼赫鲁两次致信肯尼迪，吁请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讯设备；并请求美国提供两个中队的B-47长程轰炸机，以对中国境内基地和机场进行轰炸。肯尼迪下令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紧急驶往孟加拉湾。

1962年11月21日总参谋部电示：“现在敌人内部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撤，包括传统习惯线外的提斯浦尔、卓哈特、特祖，还有西线的丁如泽、楚舒勒都有跑的准备。”11月21日，中國邊防軍在到达主张的界线后停止前进。11月21日，中国政府为促成10月24日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实现，发表声明，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并立即付诸行动，“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从11月22日起单方面停火[39]。并在一个月后主动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北20公里之外，与印军脱离接触。此後兩國即以麥克馬洪線為实际控制线，但双方爭議並未就此平息。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自11月22日北京时间零时起中国军队单方面全线停火；开始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北20公里之外，脱离双方军事接触；“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另外还单方面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43]

中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可能有给养困难、美苏的压力等多方面原因。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本身是為了嚇阻印度，並以戰爭手段并维护西段边境稳定，同時穩住中國對西藏的控制。青藏高原地型不利中國軍隊後勤補給，當時中國军隊的后勤补给来自四川和青海，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到西藏，然后靠人力畜力搬運物資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藏南地區。而藏南地区入冬后大雪封山，后勤線的保障非常脆弱。中国政府當時實施大跃进的激进經濟政策，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國无力維持长期戰爭。同时，由于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后本人政治权威受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的挑战，也促使毛不愿意承担战争失败的风险，进而选择与印军脱离接触，并彻底回归麦线北侧。更重要的是，由于尼赫鲁一直在国际上宣称中国侵占了印度北部地区，中方通过此举告诉全世界中国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44]

国际上，避免交战两国战争扩大化和全面战争的开启。印度受到美英蘇等強權不同程度的支持，因此中国需要控制战争规模，且須防止其他国家等拥有介入战争的理由，例如美國當時曾警告若中國再不停火則會派遣軍隊支援印度。[41]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3个旅，生擒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主要收获自西山口之战），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45]。中方作战部队伤亡2400余人，其中700多人阵亡。此次战争没有中国军人被印度俘虏[46]。

• 中国方面：中國在領土爭議下穩定住西藏边境，同時又在西線守住了阿克賽欽領土。

• 印度方面：印度雖在戰事上失利，但在中國退兵後仍然得以繼續保有双方争议的藏南和達旺領土。

在有爭議的領土中，中國守住阿克賽欽（15,000平方英哩）；印度控制藏南和達旺（32,000平方英哩）。阿克賽欽是新藏公路的必經之地，對中國有戰略意義。[47]

解放军总参谋部于1962年11月30日，向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在中印边境设立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方案，在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控线中国一侧20公里范围内派驻28个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每个民警检查站的人数可配备一个排到一个连，在部队撤出20公里地区后，即正式设立。实际根据具体情况设立了26个，即东段16个、中段3个、西段7个。

1962年12月10日，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民警检查站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民警检查站的具体任务。各民政检查站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的派出侦察巡逻小分队，对山口、要道、居民点等进行巡逻、观察和做群众工作。

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

1963年3月14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将且坎、河尾滩、5909（原“天14号”）改为20公里以外的民政检查站。工作人员着民警服、佩带武器不受民政检查站的限制。1963年9月，总参谋部还批准了各民政检查站的警戒范围。

1963年5月26日前在昆明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释放和遣返印度战俘。[48]

1970年2月24日，各民政检查站划归西藏、新疆军区的独立团。1974年4月各民政检查站改编为军区各独立团的边防步兵连。

1979年2月，鄧小平接見印度外長時指出：“中印兩國應該求同存異，世界問題可以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一攬子解決。”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之南建立“阿魯納恰爾邦”。[49]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在2006年11月13日晚上播出的接受印度CNN-IBN电视台专访节目中指出：“中国的立场是，你们所说的阿魯納恰爾邦全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全部拥有主权，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但印度外交部也公開反擊「阿邦屬於印度的事實不容置疑」。2007年5月26日，印度公務員代表團原定訪問中國進行考察，但其中一名印度官員來自阿魯納恰爾邦，北京當局認為一旦發給該員簽證，無異於承認阿魯納恰爾邦屬於印度。在北京的反對聲音下，新德里當局取消代表團訪問的計划。[50]

1962年11月2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胡志明在11月24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最近为了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和正在实施的措施是最合理的。越南人民以及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期待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努力以恢复两国边界的和平。”[53]

1962年11月23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中印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对中印两国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朝鲜政府希望印度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53]^:33

由于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也存在边界争议，巴基斯坦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曾向印度建议，印、巴两国采取共同防御措施，应对“北方”的敌人（即中国），被印度拒绝[54]。1962年10月13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展开边境谈判，并进展迅速，于当年12月即达成协议[55]。因此，巴基斯坦总统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是印度的行为导致了冲突。[53]^:170-171

埃及、伊拉克、锡兰、尼泊尔、蒙古、阿富汗、柬埔寨西等国虽然表态不支持任何一方，但在进行调和时会偏袒印度。例如：

• 伊拉克亚非团结委员会在调解中印争端的声明中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中印停火与和平解决应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尊重和维护国际尊严，反对中国军队越过他们之间在这一争端爆发前的传统边界而引起的混乱后果。”
• 在埃及、柬埔寨等亚非六国为调解中印冲突而举行的科伦坡会议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中印冲突是“对我们的生存和不结盟本身的威胁”，她说，这使得印度“不得不寻求西方的援助，这种援助急切地提供了——这个行动是违反不结盟的基本原则的。”
• 为了尽快实现停火，亚非六国在科伦坡会议达成的“建议”中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后撤20公里，印度军队维持现状，然后进行谈判，这明显是在偏袒印度。[56]

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周恩来于10月8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指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中国前方战士有影响。”10月13日奉调回国的驻苏联大使刘晓辞行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卖米格飞机给印度一事解释称：“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印度的影响增加了”，“我们卖给印度几架飞机是不会使中印力量对比就变得有利于印度了”，并称“我们不认为，现在我们两国应当组成一个共同反对印度的战线。这会使它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而这恰合印度反动派的心意”。在次日为刘晓举行的饯别午宴上，赫鲁晓夫还对刘晓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一致立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同中国站在一起。过去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布过这一点，如果你们意愿的话，我们明天还可以重申这一声明。”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仅仅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声明”，因为“不能把印度推到美国那一边去”。[14]

1962年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并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但是中方对赫鲁晓夫并不信任，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也并未做出任何反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1962年11月7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指责苏方在中印边境争议中的态度是“表面中立，实质上是支持印度”。他指出，苏联在1960年5月到1962年5月间，供给印度飞机94架（其中安12１２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还给印度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14]

随着中苏分歧重新加剧，赫鲁晓夫在和印度驻苏联大使的第二次会面中，毫不讳言对中国的批评态度，而向印度提供军援显然有教训中国的意思在里面。到1962年底，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中苏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14]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公开谴责中国。铁托声称，“中印两国的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中国却企图用武力修改与印度的边界，这是对印度的侵略”。

一些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及大多数非洲国家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认为印度是中国侵略的受害者。

•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仅认为印度提出的撤军建议是有根据的，而且还向印度出售轻武器。[57]
• 苏丹谴责中国的侵略。
• 突尼斯外交部表示“中国动用军队对付印度，从而忽视了万隆原则与和平共处原则”。
• 尼日利亚总理说：“中国的强权就是真理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相信这种说法的任何国家都应该受到谴责”。
• 埃塞俄比亚把中国称为侵略者。
• 乌干达认为“直到战事停止为止，没有人会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