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

在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之前，大汉族主义是晚清中国影响较为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大汉族主义之“排满”是清帝国最后十年间影响力较大的民族主义主张，就如1907年《民报》刊同盟会章炳麟《天讨》之“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同盟会亦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汉民族主义主张，甚至有人主张排满重于排洋——在目睹1911年辛亥革命中武昌城内屠杀满人的惨境后，梁鼎芬语黎元洪“谓满洲为异种人，西洋各国独同种乎？何以于此则杀惟恐不尽，于彼则待之惟恐不亲”，而后来的国民党原来胡汉民也承认：“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1]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运动促进了西方民族观念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而1905年的“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条”运动、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约”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些列事件也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带来了发展机遇，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促成了中国近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萌生[2]。

自1895年以来，随着西方列强持续入侵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对旧有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满，意图改造中国的传统体制。虽然如梁启超在内的早期民族主义者支持维护传统儒家，但是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民族主义者则开始将危机归咎于民族文化的缺陷，猛烈抨击旧的文化制度。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倒台，各色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国家在欧洲涌现，而后日本也迅速崛起，取代西方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列强，同样刺激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民族救亡思想在随后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的外交失败将民众导向到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民众不再相信西方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也由此崛起[3]。

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代，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中国政治人士的共识，促使中国国内所有的政治派别联合起来[4]。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五四运动领导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共双方联合起来对抗北洋政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国国民党在1927年与苏俄、共产党决裂，前者指责后者在外蒙古等地煽动民族独立，最终中国国民党在1928年独自完成了中国统一。在1930年代，国民党还组织“民族文艺主义”以对抗共产党组织之左联，反对鼓吹阶级斗争之文艺，提倡文艺发挥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5]国民政府对外还面临着日本的严重威胁，日本在满洲、热河、上海持续侵略中国，日本的侵略与反日情绪的流行也促成中国民族主义的流行。[6]虽然中国国民党自己认为已经完成了其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使命，但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国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统一中国，所谓的“国家统一”不过是建立在与北方较强大的各股军阀武装结成的脆弱联盟的基础之上，所谓“民族独立”也不过是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本身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因为其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全面抗战的主张赢得了民族的信任，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延安不仅是共产主义者的发源地，也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将其抗日的民族主义主张灌输给全国的农民，将他们对日本的抵抗意识转化为现代民族意识，从而动员了更多农民参与革命，同时也扩大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传播[4]。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国战胜了日本并跻身联合国五大国之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是自己结束了民族的“百年国耻”；而在随后到来的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国民党宣传为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将内战宣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并最终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讲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是中国结束“百年国耻”的标志之一。[7]

早期的许多中国共产党建立者是在救亡图存的中国民族主义价值驱动下接受共产主义，托洛茨基语之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精神”，例如李大钊将中国之命运归咎于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华民族全体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一员，中国的解放亦为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因而支持各種民族自決運動。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如此评价民族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作用：“民族主义提供了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并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和农民起义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也同李大钊一样，论证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将民族主义融入到他自己的思想中。[8]毛泽东本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不仅体现在他对共产国际的敌视上，还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中心”的认知上，他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革命者，可以通过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来达成自己的共产主义目标。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利用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情绪构建了基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强调国家的所有人民，不再区分民族成分。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飞跃”，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正赢得了民族独立[9]。

在毛泽东时代，毛本人对于国家统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冲突以及后来的中越战争都对中国民族主义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0]虽然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当更多的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不是孙中山所讲的“民族的统一”，这主要是因为而在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过渡阶段，因此不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其它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没有政治空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人民与公敌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被中国政府公开肯定过，而这一压制民族主义的“民族平等”也促成了中国大陆前30年的民族融合[11][12][13]。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领土统一作为一项继续解决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迅速扫清了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并在1951年驻军西藏拉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夏季进攻台湾的计划由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被迫终止，而俄国在中国北方旅大等地的占领也阻碍着中国共产党完成其民族主义使命。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驱逐外国人动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民众的欢迎，中国共产党认可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享受较好的社会待遇，但在1957年双百运动中人们开始批评苏联对于中国东北的破坏时，中国共产党痛斥这些人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1958年，毛泽东又开始担忧中国过度依赖苏联，提出了大跃进的“自力更生”原则，还在庐山大会上批评彭德怀“背着祖国，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一道干涉中国内政，晚年的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可以确保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正如他在1930年预测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中心”，他将苏联作为其革命民族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缓和。在毛泽东死后，作为“中华民族解放者”，仍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肯定。[4]

随着中國1980年代开始全面改革開放，中国思想界进入繁荣。同时，面对中国经济水平落后，与港台及西方国家差距巨大的现实，除对中国政治现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外，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及中华文明进行全面批判，全盘西化论兴起[14]。1988年，刘晓波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应当接受全盘西化，并提出中国需成为西方国家“三百年殖民地”的观点。他认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年中国官方媒体制作的《河殇》更直接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被视为全盘否定中国及中华文明的典型，是为六四事件前奏，1989年亦被视为全盘西化论的顶峰[14]。但由於示威者衝擊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终中國政府將這波民主、自由派思潮以武力清场方式收尾[15]。

与六四事件同一时间开始的东欧剧变，开启了1990年代一系列共产主义政权倒台的序幕。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政权式微。中国与越南、老挝、古巴三国，成为仅剩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和平演变是199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心。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提升，中国民众可能因经济差距巨大而倒向“西方怀抱”的担忧被销解[16]，并导致全盘西化论衰退[14]。

中国政府在进入1990年代后，除将先前的学潮归咎于崇洋媚外，强调用历史和国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在1990年代颁布了《爱国主义实施纲要》，而后来的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的澳門回歸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也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推向高潮[17]。在另一方面，长期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在六四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转而拥抱其一直反对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新左派知识分子也以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抨击自由主义[18]，文化上的保守性与“反激进”与1980年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民族本位与中国文化被放在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立面——1993年的文明冲突论也冲击了中国的知识界，而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开始明确而狂热地宣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这些进程中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陆社会凝聚力的核心，为“维稳压倒一切”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纽带，至今仍然影响者中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19]。

而在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敗退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仍以中華正統自居，這也將中國民族主義帶到臺灣，蔣中正在臺灣長期主張反共復國，為建立“中华文化认同”、确立以“中华民国”为核心的“一个中国认同”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灌输“中国意识”，教导学生要继承“中华文化道统”，在1960年代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促成了臺灣人的“中國認同”或“中華民國認同”。[20]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国民党所坚持的中国正统意识陷入了危机，台湾出现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意识论战等有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台湾独立运动或台湾主体意识的支持者开始持续挑战中国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保钓运动中，台湾大学中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的保钓派师生一直受到“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与校方乃至“国府”的联合围剿。[21]

在台湾民主化后，代表“中国民族主义”或“中华民国认同”的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和代表台湾民族主义和台湾认同的以台湾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在民族意识上一直存在交锋，而根据国立政治大学的自1992年开启的有关国族认同的民意调查，自2007年后台湾岛内民众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比例已经超过“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22][23]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被認為是臺灣民間對馬英九政府長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傾向之反彈。[24]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清末立宪派提出，用于对抗革命党人的排满主张。

针对于革命派主张之大汉族主义，君主立宪派的杨度、梁启超、严复等人则反对汉族单一建国的观点，主张“合五族之人民为中国之人民，合五族之土地为中国之土地”。梁启超是最早把现代民族主义概念引入中国的人。在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向中国人第一次介绍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族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区别，更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明确“中国民族”的概念，尔后在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认为中国亟需整合全国之人力、物力，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在梁氏早期论述中，“中国民族”或者“中华民族”或指汉族、或指国族[25]。杨度在1907年的《金铁主义》中则用“国家主义”指代国族观念，提出了“五族合一”、“五族一家”，并认为“五族分立”是“亡国之政策”。而严复也在《天演论》中称“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也”。这些观点最终演化了辛亥初年的“五族共和”口号，也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26]

晚清亦初次引入近代的國籍觀念，於1909年3月28日頒布的《大清國籍條例》是中國第一部國籍法，也是中國第一部有關國籍的法律。《大清國籍條例》將中國各個民族包括滿、漢、回、蒙等統轄於中國中華大“血脈”之中，亦认同了不同于大汉族主义的国族观念，採用血统主义原則认定国籍[27]。而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原本主张大汉族主义的孙中山等人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由此“五族共和”成为了民国初年的官方民族观念。[26]后来的中国政府都采纳了“中华民族”作为官方民族概念。

陈学明将1990年至2006年间的中国民族主义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至1995年为民族主义酝酿期，1995年至2001年为第一个高潮，2002至2005年为第二个高潮。1990年代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事件，主要聚焦于中美关系。2000年后，多聚焦于中日关系[28]。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19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重新崛起、萌芽阶段的标志。也有研究者将它视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第一波是，1990年代初何新的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1994年后，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28]。

研究者将民族主义重新崛起，概括为三个原因：一、综合国力增长与西方国家打压之间的矛盾；二、传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功能弱化与重建政府合法性的需求；三、经济全球化影响与国家战略利益调整的选择[28]。

有觀點认为，是中国政府开始主張和鼓动中國民族主义鞏固政權，宣扬中華民族文化，反对国家分裂，放弃阶级斗争，并推動愛國主義教育鞏固政權。对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力量，往往也上升到“反华”的民族主义高度来批判。[29][30]

对于1990年代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有多种描述，它是中国社会自下而上自主式构建[16]；为应激性、非宗教、世俗性的民族主义，具有情绪倾向性和内容空洞性，理性与非理性杂糅；有中国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言论影响的时代特性[28]。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在金融時報撰稿，認為现在中国大陆官方推崇的民族主义则具有以下特点：

1. 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色彩。儒家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它的核心之一是“礼”，包含一系列对群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強調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部分中國大陆人常常会把台湾（人）、香港（人）矮化为儿女，台湾（人）、香港（人）的许多行为看作是对大陆“母亲”的“不孝之举”。这种将台湾、香港、中國大陆放在家庭伦理中思考的视角就是儒家伦理规范的特点之一；
2. 带有浓重的工具色彩。作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补充，民族主义被官方当做一种整合社会意识的工具以及发泄民众负面情绪的窗口。中国官方相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使得民众更加地拥护执政党和国家。因为民族主义在政治诉求上主张“民族是国家存续唯一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民众缺乏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而当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又迫切需要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那么民族主义就能作为一个对官方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发泄情绪的工具，而民众也会默契地配合。这解釋了为什么网络上或者现实中民族主义表现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层民众。由于受到的社会不公最多，因而他们的“负能量”也是在各个阶层当中最大的[31]。

•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32]，來主張應該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