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

2012年9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游行抗议

中国內地的反日情绪尤为普遍，这种情绪最早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其后的50年間中国不断遭到日本的侵略，并在抗日战争中达到高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60年代因强调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的反帝反苏修斗争而减弱了民间的反日情绪。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為與日本建交，更曾在聲明中提出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而日本也從1979年起長期提供中國無息貸款達30年之久。在蘇聯解體前，日中共同對抗蘇聯也為維繫良好關係而出现了“蜜月期”，人民日報甚至發表過「支持日本人民北方四島的正義鬥爭」、「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用原子彈殺害亞洲人民」等文章。[6]1989年六四之后，西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制裁，日本率先在1990年的G-7峰会上打破制裁，恢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和贷款。1992年天皇更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

然而，1996年香港保釣成員在釣魚台海域遇溺身亡，加上當年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成為再次激化華人民間反日情緒的導火索。此後，中國大陆媒體不断揭露日军在侵华时的大量暴行并广泛传播，電視媒体也频频播映抗日战争的相關题材節目。2005年發生的日本歷史教科書爭議亦引發中國各地大規模的反日示威。

日本历史教科书問題、首相及議員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南京大屠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端和日軍遺留化學武器，以及中日撞船事件、保釣行動等事件都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大陆反日思想的扩张。而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將国内矛盾的視線轉移至日本。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顽固使得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再加上频繁发生的日本右翼对侵华史实的否認言行，中国大陆反日情绪持久不能消退。

中國大陆某家西餐廳的反日標語

中國大陸演藝界人士趙薇曾於2001年在雜誌上刊登身著和日本軍旗旭日旗極為相似的服裝的照片。後來有學者依上面的“衛生、和平、繁榮、幸福”等文字認為與日本慰安婦制度(也就是軍事性奴隸制度)有關。此事傳開後，立刻在中國大陸和其他一些華人地區掀起軒然大波。大陸媒體、網絡和民間對此事件展開極為猛烈的口誅筆伐，瞬間席捲全國，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南京大屠殺、常德細菌戰等慘劇的倖存者認為感情受到了傷害，紛紛要求趙薇必須向他們“有個說法”。很多人都要求趙薇進行道歉。2001年12月28日晚，趙薇在湖南參與現場演出時，遭到不知名男子的潑糞襲擊。此事再掀波瀾，儘管媒體都不贊成人身攻擊行為，但網路對此事意見分歧嚴重。

2012年8月，在香港啟豐二號船員登上釣魚島事件發生後，中国大陆和香港民间组织都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尤其是8月19日日本右翼分子有10人登上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城市都出现了规模不同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的活动，甚至出现了砸毁日製產品和破壞日式餐廳及銷售日式服飾和商場的举动。

甚至将B站以及Niconico称为「日本帝國主義」來批評社群網路服務，認為對青少年受到不良習慣。

香港雖作為英國殖民地，但在二戰時仍不能倖免受到日本的佔領。日本在香港展開3年零8個月的高壓統治，到處殺戮、打家劫舍和掠奪糧食，至今在香港粵語中仍以「3年零8個月」來指稱那段時期或用來借喻困苦的日子。

在二戰後，一些在日佔時期被強迫兌換軍票的市民仍堅持每年到日本領事館抗議，要求賠償。另在每逢7月7日、8月15日和9月18日（七七事變、日本無條件投降和918事變），亦會有團體組織到日本領事館示威，希望日方為戰時的侵華罪行道歉及賠償。時至今日，部份老一輩的香港人仍帶有反日的思想。但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人士，反日的香港人只是不滿日本政府不肯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史實，對於在香港旅遊、公幹或居住的日裔人士並沒有太大的反感。現今的新一代香港人於日本文化的影響下，反日情緒並不高漲，甚至非常喜歡日本文化，如該國的動漫、歌影視、飲食與旅遊等，使他們對日本產生濃厚興趣和好感，一般不會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根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的資料，2016年香港人訪日人數有184萬，佔全港總人口四分之一，創下歷年新高，香港更是全球重遊日本次數最高的地區。但是經過教育後，年輕人們都對日本侵華史實有相當多的認知。

近几年来，因为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议的相关事件不断发生，香港人亦常常呼应内地以及其他华人地区的保钓运动。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渔船发生冲撞，并扣押了中国船长。当日，香港地区的保钓人士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外焚烧日本国旗，手举抗议标语，并向日方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中国船长，要求日方认识到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同时，又有香港的政党代表前往日本领事馆进行请愿。游行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制定进一步的行动[8]；不過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活動，如焚燒日本製汽車、砸毀日資商店和抵制日貨等行為，並無蔓延至香港。

2012年10月9日，保釣行動委員會的成員闖入日本駐港領事館，在館內高唱中国国歌《義勇軍進行曲》達半小時。

澳門因當時作為中立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加上葡萄牙政府於外交上親軸心國，故此日軍沒有侵略澳門。然而現在大部分的老一輩都曾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經歷過日軍的炮火，而且澳門回歸前已開始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反日行動同樣受到澳門民間的響應。同時，澳門受香港文化影響相當深，現今澳門的年輕一代反日情緒不高漲，對日本往往有濃厚的興趣，也沒有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

台灣曾經受日本統治長達50年之久，而對日本有複雜的情感。態度立場往往因為政治、個人經歷或背景及立場而出現不同，例如在1896年發生的學務官遭難事件(六氏先生事件)，由賴唱率領的起義軍攻台北城，途中遇日警與六氏先生將其斬殺，被日本當局指為土匪，事後大舉清算八芝蘭地區居民，然而在國府統治時期，日本政府口中的土匪賴唱成為了烈士，被清算的居民成為義士，芝山巖事件成為一反日教材，時過境遷，又有不斷的爭論。 日本初期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亦讓不少台灣本島人倍感歧視。雖然後來有內台一體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但仍有台灣人通過和平和參政手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目的在爭取台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並在大正民主時期的風氣影響下，積極爭取台灣住民的地方自治權。台灣的第一個本土社會團體台灣同化會以及第一個政黨組織台灣民眾黨便在此目的和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都是非武裝反日主力，經濟上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台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孕育出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日治时期反日情緒源於此。

在日占时期發生多起台灣抗日運動，日本統治自1896年至1915年，大量捕殺抗日者，遭判死槍決者多達4423人，尚不包含戰爭與屠殺的死亡人數，政策上採愚民政策，初期建設皆以掠奪式經濟為主，例如，製糖會社的成立、台灣西部鐵路幹線及森林鐵路，基隆港的興建都是為了將物資源源不絕運回日本。初期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讓不少台灣本島人倍感歧視。目的在爭取台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此時期由於高教體系不健全，台灣知識菁英以留日及中國為主，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日後都成為非武裝反日主力，在經濟上日本對台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台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逐漸孕育出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也是日後反日最主要的組織。

日占初期日本軍隊以屠殺手段回應台灣住民連續不斷的武力抗日運動，如大嵙崁大燒殺、雲林大屠殺、霧社事件、西來庵事件、蕭壟事件屠村等，近年隨著遺跡陸續出土，使得這些屠殺事件得以公諸於世，如:新化發現三千枯骨，焦吧哖屠村遺骨出土[9]、雲林莿桐發現千人塚、澎湖的千人塚[10]、阿公店大燒殺屍骸出土，衣物黑色焦痕清晰可見[11]，蕭壟事件走番仔反遺骨安放於佳里港安宮將軍府[12]。 甚至是歸順式慘案，後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描述，當討伐土匪時，有一個土匪歸順法，說要發給土匪歸順證，將他們全部集中於警察署裡，預先下達順令，使軍隊同時把他們殺得乾乾淨淨。然後假稱義軍歸順式妄動，一齊殺戮。

這些事件至今逐漸被淡忘在歷史記憶裡，但是，廖添丁的故事卻在民間廣為流傳，廖添丁義賊劫富濟貧對抗日本高壓統治乃至成仁的意象，反映出當時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消極抵抗隱晦的表現。其它如慰安婦等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也讓對過去日本產生負面印象。日本統治期間以經濟掠奪與高壓統治為基調，後藤新平行政長官甚至在台灣販賣鴉片，而製糖株式會社的壓迫導致蔗農反日情緒高漲成為普遍現象，如二林事件都是反日思漢的根源，對民間宗教信仰初期以舊慣溫存政策維持民間信仰，中期則因為西來庵事件使總督府對台灣廟宇管理或派日本僧侶主持，皇民化運動後更拆毀廟宇，造成許多百年廟宇遭毀，也造成民眾反抗，如台南府城聯境中的二十一境中竟有十二座廟宇如溫陵媽廟遭到日本改為郵局龍王廟遭到拆毀，四湖參天宮白河福安宮盡數遭到拆毀，日占中後期台灣民間對日本及日本統治受皇民化運動而逐漸淡化反抗。

1916-1937年，由於武裝抵抗受到壓制，而新生之台灣人在日本不平等的對待環境下成長，此時期以爭制度與爭權利為主，透過成立會黨與社會運動來凝聚力量，先有志之士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後來因為地方自治權而引發治警事件，許多仕紳遭日本當局逮捕判刑，後期更結合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13]等左派勢力反抗日本的高壓統治，被總督府當局視為眼中釘，大加禁絕與監視，而此時期高壓統治仍延續六三法，台灣人民不得翻身，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權利，僅有保甲及文官制度，1930年，準備武裝反抗的台灣共產黨，遭當局破獲而大肆逮捕判刑，另有楊逵遭日本當局逮捕坐牢十次，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醫師遭日警關押等，仕紳階級則遭到當局的監視與限制，如林獻堂在前往上海訪問，回台後遭日本當局於始政紀念會上大加撻伐與污辱為日奸。[14]

受到蔣渭水台灣民眾黨號召，在日軍侵華後有志青年反日思漢，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就曾前往中國參加抗戰，而出身宜蘭的蔗農之子吳克泰，更是對日本人咬牙切齒，拒絕改換日本名，受到日本當局的迫害而逃往中國，又如蘆洲公學校教師李蒼降閱讀抗日書籍《清算日本》遭逮捕刑求入獄，蘆洲李家李友邦將軍，投身抗日，成立台灣義勇隊。[14]

白色恐怖受難者黃玉坤回憶，在求學階段的他看到日人對台灣人的欺壓，當時日本人稱台灣人清國奴，台灣學生則稱日本中學「狗仔中」，而當時台灣人只能讀二中，竟有同學因為說台語而無法錄取，就是這種不公平的影響，1938年皇民化動伊始，台北二中即爆發反日思漢事件，李沛霖、楊友川等密謀組織台灣脫離日本的列星會，大量熱血青年遭到逮捕入獄刑求，此外，甚至有雷燦南公開反日遭日警刑求致死。二戰後期的抗日活動謝娥與陳炳基更是激進，甚至計畫在自來水中下毒，還有帝大響應祖國案的蔡忠恕、郭琇琮等許多參與者也遭日本當局破獲逮捕入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李中志，加入新四軍的朱天順，藍明谷成立東京興漢會，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在日記中寫到:「最後希望埋骨於大陸，為達成此理想，該有實際行動」。[14][15]

由於皇民化政策的推廣來自各面向，如成立皇民奉公會，改日本姓名，全面提升為小學校打破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藩籬，而理蕃政策方面，以「莎韻之鐘」作為日本統治台灣皇民化政策成功的宣傳樣本，以台灣日日新報為官方宣傳媒體，乃至於思漢反日情緒受壓制無法傳播，使得日軍侵華期間，有不少台灣人自願充當台籍日本兵，例如翻譯員等等。許多中國人以為這些翻譯員都是“漢”奸，部分台灣人不承認自己是“漢”人。

日軍自西元1942年（昭和17年）中途島戰敗後，兵員消耗驟增，於是緊急徵兵籌集戰備人員。在「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施以後，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的反應算是“相當熱烈”，但是也有青年一心投入抗日，如台北二中反日思漢林水旺等，及後來的吳克泰、林如堉、吳思漢、呂芳魁、林棟、林思平、邱剛明等，都反抗日本徵召，投入抗日反日戰爭。[14]

國府統治開始即對台灣人民受日本影響展開國語運動，並大量的拆毀日本神社及建築，因此，只有被充當宿舍的建築得以保存。部分建築遭到毀棄數十年，有幸獲得整建重生。而光復初期對於反日情緒極度高張，例如台大杜聰明校長極力肅清日籍學生，欲將日人一掃而光。[16]但由於皇民化運動，當時許多台灣人產權都使用日本名字登記，造成在日後日產接收問題上出現重大問題，許多台灣人的產業遭到政府接收，被比喻為劫收，原本對日本壓迫的反感情緒減弱，而激化了對政府的不信任，終導致二二八的發生。

二戰後反日情緒在釣魚台事件達到高峰。日本於1972年從美國取回沖繩的控制權（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嶼），並於9月29日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台灣國民黨政權)終止大使級外交關係，台灣部分民众多次爆發激烈的反日示威行動，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於該年9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時，即有大批民眾於機場外手持標語抗議。

1970年代以後台灣產業轉型，台商踏足新興產業並與傳統日本大廠發生競爭，深耕已久日系產品以優良品質排擠台灣本土產品，當時政府與民間常用「愛用國貨」為口號鼓勵台製產品，間接也造成台灣社會愛用國貨的情緒，但未造成反日情緒。

整體來說，由於台灣反日情緒在日本統治初期就遭不少鎮壓有減弱一點點，而相對於韓國有民族主義所支持的三一運動，因為這樣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相形較為順利，乃至後來得以推展皇民化運動，現在當代台灣民眾並未因「歷史因素」仇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大多數台灣人認為來自中國大陸同屬華人的國民政府會帶來美好前景，從台灣光復時的各項慶祝活動可知台灣民眾對抗戰結束後的中國懷有期許。[17]

一些台灣民眾对日治时期社會雖然嚴格但是秩序安定的生活不太反感甚至有一點點好感。許多經歷日治時期的老年人對日语、日本文化相當了解，而日本流行文化對年輕一輩台灣人的影響也十分大。許多民調顯示，日本是台灣人比較喜歡的亞洲國家。[18]

此外，美國在亞洲戰略的態度上多少也影響到台灣人的反日情緒，主因在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國際間的冷戰局勢，美國希望聯同日本牽制共產陣營在亞洲地區的擴張，也曾試圖將台灣納入防禦體系以聯結東亞的反共陣線，故在戰略考量上必須和日本同一陣線；再加上政府遷台後為爭取日本對中華民國為正統中國的支持，這也讓反日情緒在台灣比較少[19]

台灣隨著民主化後，台灣民眾與歷屆執政政府在幾經省思歷史事件的利弊與基於台灣的周邊國際間外交利害關係的衡量，加上兩岸關係在政治觀念上仍存歧見之下，儘管仍有些許反日團體堅持反日之外，除非日本方面做出違悖道義與利益的爭議事件，基本上仍維持一定程度交流關係。

台灣在二戰期間曾經有許多婦女被徵召為慰安婦，這些慰安婦多年來求訴無門，經過多年爭取，中華民國立法院2008年11月11日院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和賠償，2018年8月首座慰安婦銅像在台南矗立，日本右翼團體人士藤井實彥作勢腳踹慰安婦，引起民眾一波反日情緒[20]。

日本於2016年5月在沖之鳥附近扣捕台灣漁民，由於許多漁民世代在此海域捕魚，日方片面將沖之鳥擴大為島，並宣稱其經濟海域，造成台灣漁權損失，導致漁民抗爭與社會人士聲討。而釣魚台島周圍從事捕撈的漁民遭扣捕更是漁民反日的遠因，甚至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焚燒日本國旗抗議，同時，由於日本政府與蔡英文政府關係友好，但台日漁權爭議仍無法解決，卻藉由台日友好之際，有日本福島核災核汙染縣市食品輸台的提議，導致一連串的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更使得社會上觀感普遍不佳。[21][22]

日本欲將有遭核汙染之用品輸台，導致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另外更敏感的是海域、空域之敵我識別問題，尤以在釣魚台列嶼、與那國島、八重山群島最嚴重（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釣魚台列嶼，中華民國強烈且嚴厲主張此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凡中華民國之船隻（無論是漁船、海洋研究船（如海研號、達觀號）、學術研究用動力船或帆船等）、航空機（包含客機、無人機、氣象研究機（即「追風計畫」）皆在內）等進入此範圍，即遭日方警告。因此爆發超過數十次的外交爭議，歷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皆對此向日本歷任內閣或議員抗議，但日方皆不理不睬。此些問題甚至變成嚴重的國際爭議問題，連歐盟、聯合國、東南亞國協等國際上強力組織都無法有效解決。

2019年日韓貿易戰
韓民間反日貨活動

店面反日貨貼紙

反日貨宣傳廣告

朝鮮半島的反日情緒主要是源于歷史侵略問題，兩國很早就結下樑子。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远可溯至16世纪的壬辰倭乱。丰臣秀吉率领当时的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半岛，当时朝鲜王朝的将军李舜臣率领朝鲜海军大败日本军队，被历代朝鲜政府奉为民族英雄。

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是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起于1876年两国签订的江华岛条约。根据此条约，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特殊权利。之后，日本就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和当时的中国、俄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得到了英国的支持。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放弃了朝鲜半岛的宗主权，而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势力也从朝鲜半岛撤出，日本实质上独占了朝鲜半岛。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半島后，刚成立不久的大韓帝國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朝鮮总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即使用日本姓名，更改官方宗教為神道教，禁止在學校、商業及公共場所使用韓語等等。

1919年3月1日，韓國爆發大規模反日运动，約有200萬人參加，鼓動韓國獨立，但遭到日本的武力鎮壓。

二戰後，朝鮮半岛南部的韩国虽然和日本同为美国同盟国，但是由于和日本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历史认知问题，民间的反日情绪仍然较浓，也拆除了殖民建築，這點與韓民族的強烈自尊心有些關係。

與韓國的竹島领土争端也是反日情绪蔓延的原因之一。2005年，日本島根縣決定立例把2月22日訂為“竹島日”，使不少关注独岛（竹岛）问题的韓國人更为不滿。2005年3月，韓國有人到日本駐韓大使館抗議並焚燒日本國旗，还有人以割手指、自焚、跳江等方式抗議，街頭掛上了不少「獨島是大韓民國領土」的廣告。這種情緒还蔓延至互联网上，如雅虎韓國網站出现过一幅宣示獨島主權的橫額。2012年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更加劇雙方的負面情緒。

2019年7月15日，發動「日本限制出口半導體原料 韓群眾籲抵制日貨」活動。

作為半岛北侧的北朝鲜，其反日情绪则更为复杂。一方面，金氏家族的革命史是从抗日活动开始的，对于日本的反感情绪和戒备心理成为了金氏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了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和美国一起构成了对北朝鲜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威胁，因此北朝鲜民众的反日情绪往往和反美情绪联系在一起。

美國的反日情緒在二戰以前便以成形。19世紀晚期，包括日本人、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等在內的美國亞裔移民常受到種族主義。當時通過了許多法案，不允許這些人獲得公民權、享有基本的權利，例如擁有土地等。有人引證，反亞洲移民聯盟的形成標誌著加州反日運動的開端。

20世紀初，很多美國人相當看重日本，認為它是效仿西方文明在遠東的成功例子，使落后的亚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隨著美國媒體對日本佔領地上的暴行的描述增多，美國的公衆意見開始逆轉。1931年日本開始在中國東北制造事端，以及隨後吞併滿洲的行為，更美國公眾所批評。此外，中華民國遊說美國介入，以使日本力量離開中國，這種遊說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傳入美國政府的關於日本的負面報導越來越多，美國一方面基於對中國大眾的考慮，一方面基於美國的太平洋利益，對日本禁運石油及其它供給。美國的歐裔大眾更顯得非常地親華和反日，例如，曾有運動號召婦女停止購買尼龍襪，因為尼龍是由日本從殖民地取得的。

美國的反日情緒于二戰期間達到頂峰。圖為美國政府資助的宣傳畫，裏面使用了極度誇張的造型：「來自東京的小子表示：『感谢你们那么浪費，我很开心。』」

1937年中日正式爆發戰爭。美國歐裔大眾支援中國，白人記者帶回來的日本軍對中國平民暴行的見證更加深了反日情緒。

「我們的粗率，是他們的秘密武器。請預防山火」：美國在二戰中的宣傳海報，图中也有包括被丑化的日本军官（形象原型為時任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東條英機，图中另外一個人物是納粹德國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珍珠港事件是美國反日情緒達到高潮的導火線。許多美國人將此次偷襲視為懦夫行為，随后美国向日本宣战。

二戰期間，美國西太平洋海岸有大約112,000至120,000名的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國公民遭到美國政府集中囚禁，而未考慮他們的態度是支持美國還是支持日本。靠近戰區的夏威夷有許多日裔人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沒得到疏散。這些日裔美國人（Nisei）為了證明他們對祖國的忠誠，有許多人選擇加入美國軍隊作戰，例如442步兵團。

此外，在美國人看來，極度不願接受失敗的日本人失去了人性。美國宣傳電影《我的日本》顯示了這一點。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國經濟相對不景氣與日本的經濟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成了對美國市場的主要衝擊力量。1982年一名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陳果仁成了代罪羔羊。日本的汽車廠商搶佔了美國市場的不少份額，日本企業收購了美國一些標誌性的公司，這更加重了美國人的反日情緒。這種情緒於1980年代達到戰後的頂峰，“Japan bashing”成了流行辭彙，其後美國與日本簽訂廣場協議。而到了1990年代初期，美國人對日本的不信任甚至反映到其大眾文學上。

1990年代後期，美國的反日情緒逐漸緩和。由於廣場協議使日本泡沫經濟導致衰退，美國經濟隨著互聯網的興起達到高潮。美國公眾媒體的注意力放到了反日情緒以外的地方，如印度的外包服務產業、可能與美國全球利益相左的正在現代化的中國等。

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其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地被日本取得。日本人遂成为像犹太人一样的被歧视对象。

二战期间，日本对来自同盟国国家的战俘实行强制苦役，导致许多战俘营养不良、罹患疾病、遭受各种苦难。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有许多人要求日本对这种行径进行赔偿。例如，一些荷兰老人流露出反日情绪，他们坚决认为日本在1942到1945年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期间，对他们进行了不公正的虐待。他们曾联合荷兰皇家东印度军的退伍军人，再三抗议日本天皇访荷。而英國一些二戰老兵也有類似情形。

19世纪晚期的澳大利亚曾蔓延着恐亚裔移民的非理性情绪，他们当心一旦允许大量亚裔移民进入，当地的工资、小型商人的收益及其它影响生活水平的要素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澳大利亚实行拒绝接受非白种移民的政策。1901年，澳通过《限制移民法案》。不过，相当数量的日裔移民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抵达澳大利亚。193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人普遍担心日本会向东南亚和太平洋扩张军事力量，甚至进而入侵澳大利亚。有鉴于此，澳于1938年禁止向日本出口铁矿。二战期间，关于日军暴行的消息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人也有过对日本人、日侨采取报复行为的纪录。

西方人士对于日本常年的捕鲸行動一貫持反对的态度并用实际行动加以阻止。如“绿色和平组织”，此組織反對任何類型的商業捕鯨，其往往用“柔美线条”、“悠扬歌声”等词汇来喚醒大眾的同理心，現在“绿色和平组织”年年都會到南極海作反對日本捕鯨的示威，另外美国环保人士制作的影片《海豚湾》也刺激了许多西方民众的心灵。

2010年，在韩国蔚山闭幕的国际捕鲸协会年会中，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为首的反捕鲸国家获得了66个成员国中30张支持票，但是日本仍然坚持将其捕杀小须鲸数量翻倍的计划。美国、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海洋观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坚定反对日本的立场，而挪威、冰岛等粮食自给率不高、需要以海洋生物补充食材的国家则始终支持日本捕鲸。

因反日情緒而產生的对日贬称多带种族主义色彩，不过这些贬称不一定指整个日本的种族，部分可能指特定的政策或特定的历史时期。

汉语

• 日本鬼子/東洋鬼子

簡稱「鬼子」，常用于二战期间的中国，歧視性極高，源自於針對西洋侵略者的「洋鬼子」一詞。該詞亦用於日本導演松井稔在2001年拍攝的電影《日本鬼子：日中15年战争·原皇军士兵的告白》。

• 倭/倭寇

倭是日本的曾用汉字名，日本人并不将它当成贬称使用（日本人使用「和」、「大和」）。倭寇在古代用于中国沿海，原指来自日本人海盗，后泛指包括華人在內，從日本來的一切海盗。不过，在现代中国，这两个词的意味都变了。倭寇在二战期间最常用，是对侵华日军的贬称。倭在现代常为民族主义者使用，这个字在汉语中便有了强烈的贬损意味。

• 小日本

貶損意味不高，更由于此词使用频率高，因此在大多数情境中几乎成为同口头禅般的用语，因此其冲撞意味显得不怎么浓，僅僅略具貶意，反而更多的是明指別國為小，暗說自身為大的狂妄自大觀。部份人以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大多矮小于中国人或日本土地比「大中華」小得多來解讀「小日本」的「小」。一說，乃嘲諷日本人自稱「大日本帝國」。

• 四腳仔

四腳仔本為台語的「狗」之意[23]，引申為「四腳畜生」，為台灣日治時期本島人對日本人的差別用語，具強烈的歧視與敵意內涵。

• 蘿蔔頭

為老一輩香港人及粵語地區民眾對日本人之貶稱，意指日本人身材像蘿蔔一樣矮小，或源自香港日佔時期日軍配給民眾，以蘿蔔乾充作糧食的印象。

• 日本仔

為粵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謂，相似於英語中的「Jap」，字面上的意思是日本的小子。此詞已經非常普遍的使用，有時還帶有少許幽默感，貶損意味並不大。

• 阿本仔

為台語（台灣閩南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謂（台語中的「阿本」是「日本」的俗稱），與粵語中的「日本仔」同義，一樣沒太大的貶損意味。

• 架仔/架妹

同為粵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呼，「架」在粵語中相似於日語平假名中的「が」音，以往廣東人聽日本人說日語（日語一般疑問句一般以「か」音結尾）說起來好像經常有個「架」的粵語音調，故有此名稱。此詞帶有幽默感，貶損意味並不大。

「が」字在日文中有提示主詞、連接句子等助詞性的功用，本身無義但在句子中很重要。

• 大腳盆/腳盆

為華北地區對日本人的種族歧視用語，戲謔性高，貶損意味不大。主要是來自天津市，據說是源於天津租界地區，清末時當地的車夫、苦力，揶揄日本女人不纏足，其腳如盆子一樣大（但是這絕非事實，因為日本人身材普遍都很嬌小所以就算不纏足腳也一樣很小。，後來推及日本男性。另說，腳盆一詞也有可能來源于外國稱日本一詞（Japan）的直接音譯，為北方人對日語“支那”的相應反擊。

朝鲜语

• 왜놈（汉字：倭놈，罗马转写：Waenom）

意为矮子，从“倭”字演化而来。朝鲜人常用此词来取笑日本人普遍身高较矮。

• 쪽발이，意思為豬腳，用以嘲諷日本人穿著傳統分趾鞋襪的模樣，就像豬腳。

英语

• Jap、Nip

為英語中對日本的縮寫，是美国人用来贬损日本人，这两个词汇在二战期间特别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