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美国参议院在1992年在作出五項保留、五項谅解、四項声明後批准了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11]有意見認為對公約作如此多的保留，故其履行對國內效力很少。[11]特别的，参议院声明「公约1－26条文规定不可自动生效」 [12]。在一份参议院行政報告中说明这项声明是为了「阐明协约不会在美国法院成为私人的起诉理由」[13]。當一份條約或公約不是自動生效，而國會也沒有為履行協約而提出立法議案時，則條約或公約批准後也不會在美國司法系統中造成私人訴訟權[14] 。

如果對條約作出的保留是「不合條約的目的和宗旨」，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和國際法這保留是無效的[15]，因此這個「非自動生效」的聲明是否符合國內法也成疑問。[16]

1994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公約有否獲遵守表示關注。[17]

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廣泛提出的保留，這些保留基本上使得凡是需要改變國家法律以確保遵守《公約》義務的所有《公約》權利無效。因此沒有接受真正的國際權利或義務。而當沒有規定能確保《公約》權利在國內法院可以提出起訴，而且未能允許個人根據第一項「任擇議定書」向委員會提出申訴，則《公約》的保證的所有基本要素已被刪除。

實際上，美國沒有接受《公約》規定的任何一項國際義務，沒有改變其國內法，以符合《公約》訂出的限制。[18]其公民也不被允許提出起訴，以實行他們按《公約》享有的基本人權。[18]美國也沒有批准「禁止酷刑公約任擇議定書」(OPCAT)。因為這樣，《公約》已失去了效力，爭議的焦點是美國官員堅持要求保留主權、司法、檢察和行政部門的豁免權的一張大網，這往往使其公民喪失了在法律下的「有效補救措施」，這原是《公約》旨在保證的。

2006年，人權委員會對其解釋為重大的違規行為表示關注，勸告美國立即採取糾正行動：[19]

委員會關切地注意到該締約國對《公約》規定的義務作出的限制性解釋，特別是因為（a）其立場，即《公約》不適用於在其管轄範圍內但在其境外的個人，也不適用於戰時，儘管委員會和國際法院有相反意見和既定判例；（b）未充分考慮《公約》規定的義務，不僅要尊重，而且要確保《公約》規定的權利；（c）對《公約》某些實質性條款的限制性做法，這種做法不符合委員會在締約國批准《公約》之前和之後作出的解釋。

締約國應審查其做法並真誠地解釋《公約》，依照公約各條款在其情境中賦予的普通含義，包括隨後的實踐，並根據其目的和宗旨。締約國尤其應（a）承認《公約》適用於其管轄範圍內但在其境外的個人，以及適用於戰時；（b）在必要時採取積極步驟，確保充分執行《公約》規定的所有權利；（c）本著誠意考慮委員會按照其職權範圍提供的對《公約》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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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於1967年10月5日由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鍇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署該公約，而後於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联合国，直到總統陳水扁推動「人權立國」之目標，立法院才開始討論該兩公約的國內法化，法務部分別於2007年3月23日、2008年1月28日以法規字第0960600200號函、法規字第0970600032號函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草案（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草案）呈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歷經立法院第6屆第6會期及第7屆第1會期至第3會期，在野的中國國民黨執反對意見。

2009年3月31日，立法院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在2009年6月15日被聯合國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合法代表而拒絕。[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約》，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21]，但是由于《公约》与现行法律有诸多冲突之处（比如关于死刑的使用范围，如公约规定只有“最严重犯罪”才可以判处死刑，其中要排除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但根据中国1997年刑法，一共规定了68种犯罪可以适用死刑，半数与政治、经济犯罪有关）[21]，其国务院至今未提出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无法批准该公约[22]。截止2015年11月1日，死刑罪名已逐步删减至46项，取消了绝大多数经济政治犯罪的死刑惩罚，仅保留了制售假药，有害食品罪的死刑上限。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胡佳一案时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并承诺尽快施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3]。然而，該公約至今仍未被批准。这意味着签署的公约内容已经得到官方认可，但并未在国内产生法律效力。

2013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之际，百餘名民间人士联署呼吁人大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4][25]。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規定收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並對附帶及有關連的事項作出規定。

本條例草案於1990年提交香港立法局審議。《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關於香港的一九九一年(第2號)英皇制誥均由1991年6月8日起實施[26]^:35。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5.2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Ⅰ部導言稱：香港境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權利，不得藉口人權法案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27]^:33。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Ⅱ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稱：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27]^:47。《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4條「日後的法例的釋義」規定，在人權法案成為法律制定之香港法例，在解釋上應以符合《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之規定為目標；反映出解釋法律之一項現有準則，即在可能情況下，法例應根據現行國際義務來解釋；如果日後制定之法律中之一項條文不能根據此準則解釋，該條文便會因而告失效[27]^:15。《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條「緊急狀態」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在社會進入嚴重緊急狀態時，當局可採取若干通常會與公約有抵觸之措施；本條例第5條亦載有類似條文；當局如正式宣佈緊急狀態，便可採取措施，限制人權法案所賦予之權利和自由，但限制範圍必須嚴格，以在當時迫切情況下為應付緊急狀態而有需要者為限；不過，措施不能限制下列權利：⑴生存的權利（人權法案第二條）；⑵不得施以酷刑及不人道待遇（人權法案第三條）；⑶不得使人為奴隸（人權法案第四⑴及⑵條）；⑷不得因違約而被監禁（人權法案第七條）；⑸在發生時並不構成刑事罪的行，不得定為刑事罪（人權法案第十二條）；⑹被承認為享有法律權利的人的權利（人權法案第十三條）；⑺思想、信念及宗教的自由（人權法案第十五條）；此外，在採取上述措施時，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階級有別而給予不同之對待[27]^:15-16。1997年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前述條文牴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160條決定前述條文不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其他條文仍予採用[28]。

即使如此，《基本法》第39(1)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29]《入境（修訂）（第3號）條例》第1(2)條因為具有追溯力，被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裁定牴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1)條而刪除。[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