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号战列舰
勃兰登堡号战列舰(德語:[註 1])为德意志帝国于19世纪90年代初所建造四艘勃兰登堡级战列舰的主导舰,以当时的勃兰登堡省命名。它是德国首批前无畏舰之一,同级姊妹舰还包括有韦尔特号、魏森堡号和腓特烈·威廉选帝侯号;而在此之前,海军仅装备有岸防舰和铁甲巡防舰。舰只于1890年5月在斯德丁的伏尔铿船厂开始龙骨架设,1891年9月21日下水,并至1893年11月19日投入使用。勃兰登堡级战列舰在三座双联装炮塔中装备有六门大口径炮,而非同期其它海军所惯常采用的双炮塔四门炮标准。
勃兰登堡号于1902年的石版画 | |
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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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 | |
艦名 | 勃兰登堡号 |
艦名出處 | 勃兰登堡省 |
建造者 | 斯德丁伏尔铿船厂 |
動工日 | 1890年5月 |
下水日 | 1891年9月21日 |
服役日 | 1893年11月19日 |
结局 | 1920年拆解报废 |
技术数据 | |
艦級 | 勃兰登堡级战列舰 |
排水量 | 10670吨 |
全長 | 115.7米 |
全寬 | 19.5米 |
吃水 | 7.9米 |
動力輸出 | 7353千瓦特 |
動力來源 | 双轴三胀蒸汽机 |
速度 | 16.3节 |
續航距離 | 4300海里以10节 |
乘員 | 568人 |
武器裝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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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 |
在德国舰队的前十年役期中,勃兰登堡号都跟随第一支队服役。由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际局势相对平稳,这一时期主要局限于训练和对外国港口的友好访问。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里,这些训练演习对德国海军战术学说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尤其是在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的指导下。它及其姊妹舰仅有过一次重大海外部署,即义和团运动期间于1900-1901年间被派遣至中国。至20世纪初,四艘同级舰均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勃兰登堡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便已显得过时,仅执行有限度的任务,首先是充当岸防舰。1915年12月,它退出现役并被改造为宿营船使用。当战争结束后,舰只于1920年在但泽拆解报废。
设计
勃兰登堡号是德意志帝国海军第一艘前无畏战列舰[1]。在威廉二世于1888年6月加冕德意志皇帝之前,帝国海军仅为一支主职本土防御的沿岸舰队,并由帝国海军部国务大臣列奧·馮·卡普里維于1880年代订购了许多岸防舰[2]。1888年8月,对海军事务有着浓厚兴趣的德皇任命海军中将亚历山大·冯·蒙斯接替卡普里维的职务,然后指示他在1889-1890年度的海军预算中加入四艘战列舰。相比起前任所强调的岸防策略,蒙斯更青睐于战列舰队。他取消了卡普里维授权的最后四艘岸防舰,转而订购四艘万吨级别的战列舰。尽管它们是德国建造的首批现代化战列舰,预示着提尔皮茨时代公海舰队的来临,但这些舰只的授权是作为建造计划的一部分而授权,反映了1880年代由绿水学派引起的战术和战略的混乱。[3]
勃兰登堡号的全长为115.7(379英尺7英寸),有19.5(64英尺0英寸)(加装防鱼雷网后为19.74(64英尺9英寸))的舷宽,以及7.6(24英尺11英寸)的前吃水和7.9(25英尺11英寸)的后吃水。舰只所设计的标准排水量为10,013公噸(9,855長噸),满载排水量则达10,670公噸(10,500長噸)。它配备有两组三缸三胀蒸汽机以驱动三副螺旋桨来实现。动力装置的额定功率为9,997匹指示馬力(7,455千瓦特),最高速度达16.3節(30.2每小時),并可以10節(19每小時)的速度巡航4,300海里(8,000)。而标准船员编制则为38名军官及530名士兵。[1]
舰只在当时显得十分独特,因其主舰炮是由布置在三座双联装炮塔中的六门280毫米箍炮组成,而非同时代战列舰典型的四门炮[2]。其中舰艏和舰艉炮塔的炮管长度为40倍径[註 2],中部炮塔则载有较短的35倍径炮管[1]。副炮是由八门105毫米35倍径速射炮和八门88毫米30倍径速射炮组成,同样装在炮廓内。武器套件中还有六具450毫米鱼雷发射管,均布置于船体水上部分的旋转支架上。[1]尽管主炮较当时其它主力舰更重,但与其它战列舰相比,勃兰登堡级舰只的副炮被视为弱项[2]。
勃兰登堡号受到复合装甲的保护。其装甲带在中央部分的厚度达400(16英寸),用于保护弹药舱及轮机舱。甲板装甲的厚度为60(2.4英寸)。而主炮塔的炮座则以300(12英寸)厚的的装甲板覆盖。[1]
服役历史
建成至1896年
作为同级的第一艘舰。勃兰登堡号是根据合同代号“A”[註 3]作为新增编入舰队的单位进行订购,并于1890年5月在斯德丁的伏尔铿船厂开始架设龙骨。其船体于1891年5月完工,并于同年9月21日下水,由威廉二世主持为舰只命名。舾装工序随即展开,至1893年9月底,除武器安装外的工程都已结束,然后舰只被转运至基尔。在当地,勃兰登堡号的舰炮完成安装,并于11月19日投入舰队服役。海上试航于四天后进行;在试验的首日,威廉二世携勃兰登堡省政府代表团登舰视察。12月27日,该舰获颁了一面带有勃兰登堡纹章的旗帜,可在特殊场合悬挂。当月底,勃兰登堡号被正式分配至第一分舰队的第二支队。[6]
试航一直持续至1894年,然而当2月16日在施特兰德湾进行强制通风实验时,该舰遭遇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机械事故。右舷锅炉的一个主蒸汽阀发生爆炸,导致锅炉舱内44人死亡及7人受伤。爆炸的原因是阀门结构上的缺陷。正搭乘运输船鹈鹕号在附近的海因里希亲王立即指示舰只驶向勃兰登堡号提供救援,并将死伤者接走。勃兰登堡号随即进入威克湾,然后被拖至基尔,在帝国船厂进行维修。在新闻界批评威廉二世没有派海因里希亲王出席死难船员的葬礼后,这起事故造成了一次轻微的政治风波。此外,时任国家海军办公室国务大臣的海军中将腓特烈·冯·霍尔曼在帝国议会的议员面前表示,“类似事故可能会一再发生”,这进一步加剧了议会对海军要求提高预算的抵制;从而导致第一艘装甲巡洋舰——俾斯麦号的建造资金最初遭到否决。海军上将爱德华·冯·克诺尔和汉斯·冯·克斯特批评了这一说法,迫使霍尔曼公开道歉。[6]
维修工作于4月16日完成,允许勃兰登堡号重返试航并持续至8月底,期间包含穿越卡特加特海峡的巡航。8月21日,舰只加入了第二支队,但舰队的重组使得该舰连同其三艘姊妹舰共同被转移至第一支队。第一支队驻地设于北海沿岸的威廉港。[7]勃兰登堡号随分舰队余部参加了1894年12月3日在基尔举行的威廉皇帝运河开凿仪式。分舰队随后开始在波罗的海进行冬季训练巡航;这是德国舰队首次展开这样的巡航。而在往年,舰队大部都会在冬季停航。巡航期间,第一分舰队从12月7日至11日锚泊在斯德哥尔摩,以参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诞辰300周年的庆典。奧斯卡二世国王为到访的德国代表团举办了招待会。随后,在波罗的海进行进一步的演习之前,舰只需要返回母港进行保养维护。[8]
从1895年开始,前往黑尔戈兰岛及不来梅港的训练巡航被纳入常规化,期间威廉二世登上了分舰队旗舰腓特烈·威廉选帝侯号视察。舰只的单独和支队训练在随后进行,直至被前往北海北部的演习所中断,这是德国主舰队首次离开本国海域。在这次旅程中,勃兰登堡号与腓特烈·威廉选帝侯号作陪;两艘战列舰于3月16日至23日在设得兰群岛的勒威克停留。演习的目的是在恶劣天气下测试舰只,而两艘舰的表现非常优秀。5月,进一步的舰队演习在波罗的海西部举行,期间还到访了奥克尼群岛的柯克沃尔。分舰队于6月初回到基尔,在那里为威廉皇帝运河的通航作准备。在通航仪式上,它们于基尔湾向外国代表团展示了战术训练。[9]进一步的训练演习一直持续至7月1日,然后第一支队开始大西洋之旅。这一行动具有政治目的[10];当时德国只能同时派出一支小型船队——防护巡洋舰奥古斯塔皇后号、岸防舰哈根号和风帆护卫舰施托施号,在摩洛哥沿岸进行海军兵力展示[11][12]。主舰队则可藉此航行至西班牙海域为示威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恶劣的天气再次让勃兰登堡号及其姊妹舰展现出卓越的适航性。舰队从维戈出发,至爱尔兰的皇后镇驻泊。在那里,威廉二世登上他的游艇霍亨索伦号出席了考斯帆船周,而舰队余部则停留在怀特岛外围。[13]
8月10日,舰队返回威廉港,开始准备当月下旬举行的舰队演习。首场演练于8月25日在黑尔戈兰湾开始。然后,舰队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驶向波罗的海;强暴风雨对许多舰艇造成重大伤害,其中S41号鱼雷艇在风暴中倾覆,仅三人获救。舰队随即在基尔短暂停留,然后前往卡特加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演练。[14]在此期间,勃兰登堡号于8月22日与通报舰狩猎号相撞,但仅有后者在事故中受损[15]。主要演习自9月7日开始,内容为从基尔至波罗的海东部的模拟攻击[14]。翌日,当舰只停留在基尔时,正对德国进行访问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登舰视察了勃兰登堡号[15]。后续的演习则在波美拉尼亚沿岸和但泽湾完成。9月14日,德皇威廉二世在耶斯霍夫特对舰队进行了一次海上阅兵,宣告演习结束。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都用于舰只的单独训练上。[16]1896年遵循了与前一年基本相同的训练模式。4月进行了舰只单独训练,4月底至5月初则在北海展开分舰队训练,中包括出访荷兰港口弗利辛恩和纽维迪普。更多的演练从5月下旬持续至7月下旬,分舰队进一步驶向北海北部,并频繁进入挪威水域。5月11日至18日,这些舰只造访了卑尔根。在演习期间,威廉二世陪同到访的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基尔视察了舰队。[17]8月9日,练习舰队在威廉港集结以进行每年一度的秋季舰队演习[14]。
1897-1900年
勃兰登堡号及舰队余部在1897年上半年都遵循常规的例行单独和分舰队训练模式。年初,海军司令部曾考虑将包括腓特烈·威廉选帝侯号在内的第一支队派遣至摩洛哥进行军力展示,以抗议两名德国公民在当地遇害;但最终仅派出了由风帆护卫舰组成的小型分舰队。传统的训练进程于8月初中断,当时威廉二世携皇后奥古斯塔·维多莉亚出访俄国皇室;而第一分舰队的两个支队被派往喀琅施塔得陪同德皇,并继续前往首都圣彼得堡。它们已于8月15日返抵但泽的诺伊法瓦泽,并在那里加入舰队余部参加年度秋季演习。这次演习充分体现了帝国海军部新任国务大臣、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以及第一分舰队新任指挥官、海军中将奥古斯特·冯·托姆森的战术思维。这些新战术注重精准的射击,尤其是更远的距离的情况下——尽管所需的纵列阵型会导致战术严重僵化。汤姆森所强调的射击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卓越射术奠定了基础。演习于9月22日在威廉港结束。[18]
12月初,第一支队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进行演习,但由于船员短缺,进程被迫缩短[19]。此外,在穿越大贝尔特海峡时,勃兰登堡号与铁甲舰符腾堡号相撞,这对两艘舰都造成了损伤,迫使它们驶入基尔进行维修。在完成简要修复后,勃兰登堡号被转移至威廉港,在当地安装了一副新的舰艏撞角。[15]1898年,舰队波澜不惊的完成了传统的单独和舰队训练,并且加入了出访不列颠群岛的行程,期间分别在皇后镇、格里诺克和柯克沃尔停留。8月14日,舰队在基尔集结以进行年度秋季演习。内容包括对梅克伦堡沿岸实施模拟封锁以及在但泽湾与假想的“东方舰队”交战。在返回基尔途中,一场严重的风暴袭击了舰队,对许多舰艇造成重大伤害并致使S58号鱼雷艇沉没。舰队转而经行威廉皇帝运河并继续在北海进行演习。演习于9月17日在威廉港结束。12月,第一支队在艾克恩峡湾进行炮术和鱼雷训练,然后至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进行支队训练。在此期间,支队从12月9日至13日到访了瑞典的孔斯巴卡。而在返回基尔后,第一支队的舰只全数进入船坞进行冬季保养。[20]
在1899年3月22日的一场暴风雪中,铁甲舰奥尔登堡号的锚链发生断裂,导致舰只被水流冲走并在施特兰德湾搁浅。勃兰登堡号遂与船厂轮船诺德尔号合力将奥尔登堡号解救出来,再拖曳回港。[15]4月5日,勃兰登堡号出席了为纪念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的艾克恩峡湾海战胜利50周年的庆祝活动。5月,第一及第二支队,连同波罗的海的预备役支队一起展开了进入大西洋的大规模巡航。在航行期间,第一和第二支队分别经停于多佛尔和法尔茅斯补充燃煤。第一支队随即至法尔茅斯与第二支队会合,然后共同离开比斯开湾,于5月12日抵达里斯本。在那里,它们与英国海峡舰队的八艘战列舰及四艘装甲巡洋舰相遇。德国舰队随回驶往德国,于5月24日再次抵达多佛尔。它们在当地参加了为纪念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诞辰80周年的海上阅兵。舰队于5月31日返抵基尔。[21]
7月,舰队在北海举行分舰队演习,其中包括与陆军第九军一起进行的岸防演练[21]。8月16日,舰队再次于但泽集结以进行年度秋季演习。演习在波罗的海开始,舰队于8月30日穿越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进入北海进行进一步的演习,并持续至9月7日。第三阶段的演习于9月8日至26日在卡特加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进行。当演习结束后,舰队又进入船坞进行例行保养。1900年是以单独和支队演练作为开端。3月中旬,分舰队在基尔集结,然后是4月的鱼雷和射击训练以及波罗的海东部之旅。从5月7日至26日,舰队在北海北部进行了一次大型训练巡航,其中包括5月12日至15日在设得兰群岛停靠、以及5月18日至22日在卑尔根停靠。[22]至7月8日,勃兰登堡号和第一支队的其它舰只被重新整编至第二支队[23]。
义和团运动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围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并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24]。这一系列针对西方人的拳民暴行促使德国与其它七大强国——英、俄、奧、、法、美、日结成联盟[25]。当时,在中国的西方士兵数量太少,不足以击败义和团[26];北京的八国联军官兵总数仅为400余人[27]。而德国在华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东亚分舰队,它由防护巡洋舰奥古斯塔皇后号、汉萨号、赫塔号以及小巡洋舰伊伦娜号、吉菲昂号和炮艇美洲豹号、鸡貂号所组成[28]。此外,德国还有一个500人的分遣队驻扎在大沽;再结合其它国家的部队,兵力约为2100人[29]。在英国将军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的率领下,这些人试图突入北京,但由于强烈的抵抗而被迫停滞于天津[30]。为此,德皇决定派遣远征部队至中国以加强东亚分舰队。远征部队由勃兰登堡号及其三艘姊妹舰、六艘巡洋舰、十艘货船、三艘鱼雷艇和六个海军兵团组成,受德国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指挥。[31]
7月7日,远征部队司令、海军少将理夏德·冯·吉斯勒报告他的舰只已完成行动准备,并于两天后离港。四艘战列舰及赫拉号通报舰通过威廉皇帝运河,在威廉港停靠以便与远征部队的其它单位会合。7月11日,部队从玉石湾起航驶向中国。它们于7月17-18日在直布罗陀停留加煤,并于7月26-27日穿越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丕林岛补充更多的燃煤后,舰队于8月2日进入印度洋。8月10日,这些舰只抵达锡兰的科伦坡,并于8月14日通过马六甲海峡。它们于8月18日抵达新加坡并于五天后离开,至8月28日来到香港。两天后,远征部队在上海下游带的吴淞口锚区驻泊。[32]
当德国舰队抵达时,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之围已经由八国联军的其他成员部队所解除 。尽管如此,勃兰登堡号还是在长江口周边地区执行了巡逻任务,并于10月参加了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沿岸防御工事的行动,然后返回长江[15]。随着局势日趋平静,四艘勃兰登堡级舰只于1900年末和1901年初被分别送往香港或日本的长崎进行大修;其中勃兰登堡号是从1901年1月至2月去往香港[34]。工程完结后,它驶向德国胶澳租借地的青岛,在那里参加与远征部队余部共同进行的训练演习[15]。
5月26日,远征部队收到了召回德国的命令。舰队在上海完成物资补充后,于6月1日离开中国海域。这些舰只于6月10日至15日在新加坡停留加煤,然后继续前往科伦坡,并从22日至26日在当地停留。为了抵御季风,舰队被迫在塞舌尔的马埃岛停靠,以补充更多的燃煤。然后,舰队又分别在亚丁和塞德港停留一天作加煤。它们于8月1日抵达加的斯,然后与第一支队会合,共同驶回德国。两支部队在抵达黑尔戈兰岛后分开,其中远征部队于8月11日回到玉石湾锚地,并受到了时任帝国海军总监、海军上将汉斯·冯·克斯特的检阅。翌日,远征部队就地解散。[35]德国政府最终为此次出征付出了超过一亿马克的代价[36]。
1901-1914年
从中国远征归来后,勃兰登堡号及其姊妹舰被分配至第一分舰队。年度舰队秋季演习于8月21日开启;期间仅被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来访所中断。这些舰只遂于普齐格湾进行了一次海上阅兵。对于余下的演习,海军与帝国陆军在西普鲁士展开了联合演练,参与部队包括有舰载海兵营(海军),以及陆军第一军和第十七军。同年末,勃兰登堡又参加了冬季巡航,然后在威廉港的船坞进行定期保养。1902年遵循了单独、部队和舰队训练的常规模式,并展开了一次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挪威和苏格兰的重大巡航。在8月和9月的舰队演习结束后,勃兰登堡号于10月23日退役。其船员被转移至新近入役的战列舰策林根号,后者也接替了勃兰登堡号在第一分舰队的位置。[37]
20世纪初,四艘勃兰登堡级舰只都被送至威廉港帝国船厂的旱坞进行大型重建,其中勃兰登堡号的现代化工期是1903年至1904年[1]。在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艉部舰艛增设了一座带有舷道的第二司令塔[38]。勃兰登堡号及其姊妹舰的锅炉以更新的样式取代,并降低了舯部舰艛的高度[2]。它于1905年4月4日重新投入使用,并被分配至此时已重组为活动战列舰队()的第二分舰队,尽管只是临时服役。它参加了1905年、1906年和1907年的例行常规训练演习,然后于1907年9月30日再次退役。在此期间,勃兰登堡号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斯德哥尔摩外围发生过轻微搁浅,但未造成任何损坏。在第二度退役后,其船员再被转移往新式战列舰,这次是汉诺威号。此后,勃兰登堡号被分配至北海预备役分舰队()。[39]
至1910年,第一批无畏舰开始进入德国舰队服役,使勃兰登堡号这样的老旧舰船显得过时[40]。那一年,它临时重返第三分舰队服役,以参加年度舰队演习。演习结束后,它回到了北海预备役,并在那里进行了进一步的训练。在1911年中期,它被调往训练及实验船部队,随该部队参加了在波罗的海的训练演习。勃兰登堡号于8月和9月再次临时重返第三分舰队进行舰队演习,并于10月16日再度退役。1912年,它被分配至波罗的海海军基地,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保持停用状态。[39]
一战及后续活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勃兰登堡号被重新启用并分配至第五分舰队,后者最初的任务是在北海负责海岸防御[39]。9月中旬,第五分舰队在海因里希亲王的指挥下被转移至波罗的海。作为波罗的海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海因里希亲王本计划对温道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突击,但运输能力的短缺迫使该计划进行了修改。作为替代,第五分舰队被用作搭载登陆部队,但当海因里希亲王收到了英国舰队于9月25日进入波罗的海的错误报告后,整个计划也被取消了。[41]翌日,勃兰登堡号及其姊妹舰返抵基尔,使登陆部队上岸。然后这些舰只继续推进至北海,恢复它们在当地的警戒船职责。在年底之前,第五分舰队再度被部署至波罗的海。海因里希亲王的下一项命令是对哥得蘭島发动进攻,以打击可能身处该地区的俄国军舰。1914年12月26日,这些战列舰与波罗的海巡洋舰支队在波美拉尼亚湾集结,然后启程出击。两天后,舰队抵达哥特兰岛展示德国国旗,并于12月30日回到基尔,期间并未发现任何俄国舰船。[42]
分舰队返回北海执行警戒勤务,但于1915年2月便撤出前线。由于公海舰队受训船员的短缺、加上在战争时期运作老旧舰船的风险,致使第五分舰队的舰只需要停用。[42]勃兰登堡号于3月6日在基尔遭减员,并被临时分配至波罗的海预备役支队。从7月至12月,它在船厂经历了维修,然后被转移至利鲍。12月20日,该舰在当地退役,并继续用作水蒸馏和宿营船。其重炮被拆除计划供奥斯曼帝国使用,但没有任何被运往奥斯曼的记录。临近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号被带回但泽,并展开了将其改造为靶舰的工程,然而,战争在改造完成之前便已结束。[39]勃兰登堡号遂于1919年5月13日从海军名录中除籍并出售报废[43]。舰只由总部设于柏林的拆船商“北德地下工程公司()”购得,并最终在但泽拆解报废[38]。
注释
- 脚注
- 引用
- Gröner, p. 13.
- Hore, p. 66.
- Sondhaus Weltpolitik, pp. 179–181.
- Grießmer, p. 177.
- Gröner, p. 56.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2, p. 109.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2, pp. 109–110.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75.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75–176.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p. 176.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p. 75.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75.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76.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79.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2, p. 110.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76–178.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78.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80–181.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81.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81–183.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83.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84–185.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86.
- Bodin, pp. 5–6.
- Bodin, p. 1.
- Holborn, p. 311.
- Bodin, p. 6.
- Harrington, p. 29.
- Bodin, p. 11.
- Bodin, pp. 11–12.
- Herwig, p. 106.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86–187.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187.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188–189.
- Herwig, p. 103.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2, pp. 110–111.
- Gröner, p. 14.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2, p. 111.
- Gardiner & Gray, pp. 141, 144–145.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p. 62–63.
- Hildebrand, Röhr & Steinmetz Vol. 5, p. 63.
- Gardiner & Gray, p. 141.
参考资料
- Bodin, Lynn E. .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1979. ISBN 978-0-85045-335-5.
- Gardiner, Robert; Gray, Randal (编). .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ISBN 978-0-87021-907-8. OCLC 12119866.
- Grießmer, Axel. . Bonn: Bernard & Graefe Verlag. 1999. ISBN 978-3-7637-5985-9.
- Gröner, Erich. .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ISBN 978-0-87021-790-6.
- Harrington, Peter. . London: Osprey. 2001. ISBN 978-1-84176-181-7.
- Herwig, Holger. . Amherst: Humanity Books. 1998 [1980]. ISBN 978-1-57392-286-9.
- Hildebrand, Hans H.; Röhr, Albert; Steinmetz, Hans-Otto. . Ratingen: Mundus Verlag. 1993. ISBN 978-3-8364-9743-5.
- Hildebrand, Hans H.; Röhr, Albert; Steinmetz, Hans-Otto. . Ratingen: Mundus Verlag. 1993. ISBN 3-7822-0456-5.
- Holborn, Hajo.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ISBN 978-0-691-00797-7.
- Hore, Peter. . London: Southwater Publishing. 2006. ISBN 978-1-84476-299-6.
- Sondhaus, Lawrence. .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ISBN 978-1-55750-745-7.
- Sondhaus, Lawrence. . London: Routledge. 2001. ISBN 978-0-415-21478-0.
延伸阅读
- Gardiner, Robert; Chesneau, Roger; Kolesnik, Eugene M. (编). .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9. ISBN 978-0-85177-133-5.
- Nottelmann, Dirk. . Hamburg: Mittler. 2002. ISBN 3-8132-0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