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5]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6]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7]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8]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9]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10]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士”，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為封建階級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時代，士為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專業與知识分子的统称。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11]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東漢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著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2]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13]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这一群體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14]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15]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16]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17]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18]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19]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20]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21]

明朝科举考试中的皇帝，能在科舉中層層上攻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大夫的最高榮譽。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事件标志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国内西学东渐的进行，传统士人之所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取消，使之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传统士大夫和士人阶层在中国走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