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

1904年3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县（今属双流區）。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师附属中学。1924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经李大钊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在奉新違命撤退，差点被枪毙 [5]。后因薛岳、刘峙等说情得免。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野战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教导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1932年，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1934年，參與國共內戰初期之將樂戰鬥等戰鬥。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傷亡慘重，補充的後備團都是剛上戰場的新兵。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踞守。上午他向顾祝同上将指出全軍88师留守上海造成牺牲並无意义，争取到仅留下一团死守的命令，孙元良命令國軍524團團附謝晉元「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即為八百壯士死守四行仓库。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第七十二軍军长兼第八十八師师长，部隊據守安德門、雨花台、中華門一帶南郊陣地[6]。12月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由於唐對作戰無全盤計劃[7]，使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12日，日军占领雨花台，直攻中华门。由于分配给第88师的城墙阵地无人防守，日军攻上城墙。[8]。12日下午，唐生智下令各部突围。88師主陣地被敵軍佔領，88、87兩師的潰退部隊走擬出挹江門[9]。南京保衛戰中，孫元良轄下的第88師阵亡旅長2人、團長3人、營長11人，連排長傷亡十分之八，第88师战前约6000余人，战后仅500人归队。

孫元良於1938年3月下旬抵達武漢。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孫元良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1944年5月26日擔任第三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二十九軍軍長。12月，日軍两个联队攻陷貴州獨山（今獨山縣），威胁贵阳及陪都重慶。孫元良率二十九軍驰援。在欠缺車輛運輸、需穿越潰軍和難民的情况下，他指揮先頭部隊九百多人抵禦日軍的兩個聯隊，后随着主力部队逐次抵达战场，孙率部于12月8日至13日收復南丹、獨山等要地。獨山一役的獲勝，阻止日軍進入戰略要地貴陽，保卫了陪都重慶，因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

1945年10月奉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之命令，任常鎮地區守備指揮官，負責無錫、蘇州、江陰等八縣防務。1946年6月任重庆警备司令任职18个月。1948年初被起用担任整编四十七军军长，1948年8月调任十六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率兵團参加徐蚌会战。12月遭到华东野战军包围后，率領16兵團在兵團及軍直屬山野炮掩護下突圍。突围后到达萧县，拂晓时遭到小部解放军部队的夜襲，兵團部队大部份崩溃，孙元良率兵團司令部400多名官兵逃脱[10]。

1949年2月，任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兼任第41军军长，率领官佐从南京到万县，在孙震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下重建部队。1949年11月，解放军发动川东南战役。重庆淪陷后，率部撤向川北。1949年12月孙震飞台后，孙元良兼任川鄂绥署主任。率部在广汉布防，隶属于胡宗南。1949年12月21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3个军10个师6万人在什邡宣布起义，孙元良率领国防部警卫团扩编的董兆均第60师制止起义未果，率第60师逃往广汉，在新都唐家寺把部队交给60师师长董兆钧，孙元良同第41军军长张宣武潜入成都，讓子女先行逃亡，最後中華民國政府戰敗撤退才逃往香港，后来台，退役。

1970年代初，一度在日本开面馆，名为“天福园”。1975年，定居高雄，任一家针织品公司董事长。

1985年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關於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2004年，海峽兩岸各辦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校80週年紀念活動。中共邀请身為當時黃埔一期唯一還在世的孫元良。孫以身體年邁，除了拒絕中共，也未參加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官方舉辦的活動。[11]

2007年5月25日，孫元良因器官衰竭，在臺灣去世，是最後一位過世的黃埔一期學生[12]。同年6月9日，遺體火化後，先安厝於林口頂福陵園，家屬依其遺囑不發訃文，翌日才登報告示孫元良辭世的消息，並等候適當時機遷葬至南京[12]。

有文獻稱孫元良為“飞将军”[3][4][18]。这些文獻一般认为，孫元良在以下時機均臨陣脫逃：1926年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守江西南昌，临阵脱逃导致阵地无人防守，南昌失陷于直系军阀孙传芳，后于江西奉新再次抗命撤退，临阵脱逃；1937年指揮國民革命軍第9集團軍第88師守上海；1937年指揮第88師守南京；1948年12月指挥第16兵团参加淮海战役。

孫元良何時及如何離開南京引發爭議。

孫元良所作通報中自述，1937年12月13日晨，他與副師長彭鞏英率領部隊從南京城北方的曉莊出發，往東南方向撤退，途中遭敵[19]。

孫元良第88師之戰鬥詳報：

12日晨，沿京蕪鐵路進攻之敵已逼近賽虹橋。雨花台方面因係敵主攻所在，雖經全部我官兵奮勇苦鬥，奈外無糧彈，內無援兵，且敵挾戰車、飛機、大砲……上午，韓團長憲元、營長黃琪、周鴻、符儀廷先後殉難；下午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華品章、營長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亦以彈盡援絕，或自戕或陣亡，悲壯慘烈。全部官兵六千餘員皆英勇壯烈殉國[20]。

孙自述，在南京陷落后，自己带领着司令部六百人突围离开南京。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21][22][23]。

宋希濂於1938年1月的〈陸軍第78軍南京會戰詳報〉說，由他指揮的第78軍於12月12日封鎖挹江門、掩護唐生智部從下關撤退。相對於孫元良的第88師在城南犧牲奮戰，還被命令要從正面突圍，78軍「未發一槍、未殺一敵即行撤退，并未能與各友軍同一行動突破敵之包圍，引為遺憾」，13日凌晨00:30，「因受各部隊長之敦促，（軍長宋希濂）隨軍直屬部隊（欠工兵營）於第一次渡江。」[24]

宋希濂1961年所著〈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說：

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在12日上午就违令先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孫元良於12日下午5時到長官部開會出來後，就沒有回部隊，脫去軍服，換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鴇母做乾媽，遷到難民區躲藏了一個月，後因日軍疏散難民，才混出來[25] 。

同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刊登的唯真[註 5]著〈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周振強著〈蔣介石的鐵衛隊——教導總隊〉，以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刊登的劉勁持著〈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也持此說法[26][27][28][29]。

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經盛鴻教授稱：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得知孙元良藏身难民营，亲自将孙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密室加以保护。大屠杀高潮过去之后，孙元良才得以从南京脱身[30]。此説法無法在《拉贝日記》中找到佐證：《拉贝日記》中完全沒有提到孫元良[31]。

孫元良在淞滬會戰後因軍餉與上海工事款項等問題，被蔣中正要求至軍法處辯明，於4月3日自行進入武昌銀元局街軍法執行總監部，孫元良提出辯白書後，蔣中正將此案交由康澤與戴笠調查後無罪獲釋，共在監獄中待了42天[22]。院文引葛文稱，孫元良之所以無罪獲釋，是因為在「各地医院中买通几个该师的伤官兵」、「买通八十八师旅长廖龄奇」及陳誠、顧祝同、湯恩伯出面保釋。

院文引葛天（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指，孙元良在淞沪会战期间，贪污慰劳品、抢劫物资，更企图强奸在88师部慰劳的上海女学生代表。葛天称，1937年10月上旬，孙元良见慰问学生中的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当即留该学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八十八師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前往劝解未果，孙元良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32][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