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决

据传在1509年左右，葡萄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在锡兰炮决了多人。[2]1656年荷兰围攻科伦坡期间，该城遭受了严重饥荒。一位在哺乳期的母亲因为饥饿而停止产奶，她的婴儿也濒临死亡。她选择杀死它，然后吃掉。当葡萄牙将军知晓她的食人行为，她被下令炮决。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神职人员和主要市民对将军进行了劝阻，使她幸免于难。[26]

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巴雷托在1569-1573年莫诺莫塔帕的战役中一度囚禁过大约50名穆斯林，并让他们“被刺穿，被炮决，被树干撕碎，被砍死或枪杀”。[3]据传在18世纪中叶葡属东非西北部的太特，对奴隶的死刑是炮决。在19世纪的前10年，据传一个劫匪头子被葡萄牙人抓住并被炮决。[27][28]

在1618年的巴西，当地人对葡萄牙人的抵抗毫不动摇，尽管他们的一位领袖阿马罗（Amaro）被俘虏并被炮决。[29]

英国人在印度民族起义之前就有一项悠久的传统，就是炮决那些被判叛乱或逃兵罪的印度兵。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这项传统始于1760年，当时政府审查了死刑的执行方式。在佩尔加纳斯24区，人们发现军事上常用的死刑方式是鞭打致死。政府将炮决视作一种古老的莫卧儿王朝的惩罚方式并采用了它，因为这种方式相对于用鞭子打死人来说更具威慑力，更公开，更人道。早在1761年，拉基普尔镇就获令“用大炮射击被俘的盗贼头目以威慑其他人”。[30]从技术上讲，在军事法庭的案例中，似乎在1857年前法庭都是由本地官员而不是英国人组成的，但有补充说：“虽然他们被主管官员领导，然而主管官员的职责仅仅是转录证据，并向本地官员提供咨询和指导”。[31]

1764年3月，一位本地军官想要引诱他的部队到敌军那里去，他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当着部队的面被炮决。[32][33]同年9月，赫克托尔·芒罗少校处决了24或25名“罪魁祸首”，他们导致一个营的士兵逃走（逃走的原因是“缺乏回报”、”缺少粮食”以及气候和疾病问题）。一位评论者赞成处决，说：“从那以后，兵变的倾向就没有出现过。”1775年，印度士兵Muctoom Sahib（被英国人指定为“指挥官”）拒绝东印度公司外国雇佣军所下达乘船前往孟买的“命令”。受到指挥官的鼓舞并出于对他的尊重，Muctoom Sahib的手下也跟着做了。外国雇佣军将Muctoom Sahib炮决作为报复。他的手下丧失了士气，开始前往孟买。[34]1782年，巴尔达曼和巴拉克普尔爆发了兵变。3名叛乱者被巴尔达曼法庭判处死刑，其中两人被炮决，一人被绞死。在巴拉克普尔审判中，受审的5人中有4人被判处炮决，另一人被鞭打1000次，并“被用绳子勒着脖子从营地里赶出去”。[35]在第三次盎格鲁-迈索尔战争期间（1789-1792年），6个团因拖欠军饷而叛变，并控制了他们的军官。秩序恢复后，两个最活跃的人被炮决。[36]1781年和1783年发生的几起案例表明，除了叛乱者，逃兵也被处以炮决。[37]

不只有印度兵被炮决。1798年，英军马德拉斯第一炮兵营发生兵变，一名英国士兵被判处炮决。[38]然而，这似乎是例外。一位历史学家说，士兵福斯特（Forster）是唯一记录在案的被英国当局处以炮决的欧洲人。[39]

1804年，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伯奇（Birch）中尉指挥的部队拒绝离开他们的营地。伯恩（Burn）上校认为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他召集了军事法庭，两名涉案军官被判炮决，另外九人遭到“严酷鞭打”。有人在完全赞同这一行为的情况下写道：”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措施产生了最佳效果，因为军团在随后的围攻中表现得最为坚定和得体”。[40]

1806年的韦洛尔兵变以夜间对英国军官和士兵的屠杀开始，许多印度兵被镇压杀死，6个人被判处炮决。[41]1812年，一个密谋杀害欧洲军官的阴谋在特拉凡哥尔被发现，两名主谋被炮决，其他一些人被处以绞刑。[42]1819年，6名投奔被吞并的那格浦尔王国被逐王公的逃兵被英国人逮捕，并于2月7日被炮决。[43]1832年的班加罗尔，一个声称要消灭所有欧洲人的阴谋被发现。在大约100名牵连者中，4人被判处炮决，另有2人被枪毙。[44]

有时，尽管一个人被判处死刑，但他仍可能有希望得到赦免或减刑。1784年，一个团因军饷不足而叛变。莱因（Laing）中将镇压了反叛，并下令将12人炮决。[45]然而，12人中的最后1人非常幸运：他被绑在大炮口上，导火索烧毁了3次。然后他问莱因中将，他是否真的注定要这样死去，莱因中将决定赦免他。[46]1795年，梅迪尼普尔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判处5名印度兵炮决，另外3名士兵被处以绞刑。然而，他们的案件被上诉，判决被减刑为开除现役。[47]在1824年巴拉克普尔兵变中，血腥镇压开始四天后，被派往第一次英缅战争前线的印度兵感到不满，一位名叫Bindee Tiwarree的47团领导人伪装成一名法基尔藏了起来。在随后军事法庭的审判中，他被判处炮决，但他却被用链子吊死。在他死后，尸体被吊在铁笼里示众长达几个月。[48]1836年，一名叫Jemadar Rungish的印度兵因临阵脱逃并抛弃他的欧洲军官而被判有罪。他被判处炮决，但这一判决被减刑为“流放海外”。[49]

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中，炮决被英军广泛使用。《艾伦的印度邮件》（Allen's Indian Mail）的记载显示了英国人执行炮决的规模和频率：

英国人炮决叛变者，1857年9月8日

6月8日，第35轻步兵团的两名印度兵被炮决。6月10日，在白沙瓦的卢迪亚纳，大约40名来自第54团的士兵被炮决。6月13日，驻扎在菲奥兹普尔的第45团的10名印度兵被炮决，2人被绞死。[50]同一天，在安巴拉，第54团的10名印度兵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同月26日，在奥郎加巴德，1人被炮决，1人被绞死，3人被枪毙。7月8日，在杰赫勒姆，被俘叛军被认为会被炮决。19日的奥郎加巴德，一个被炮决，两人被枪毙。9月5日的塞塔拉（Settara），6人被炮决。9月17日的木尔坦，1人被炮决，121人被立即处死。9月23日，在卡拉奇，1人被炮决，7人被绞死，20人被驱逐出境。（当地被军法审判的人数随后增加到4人被炮决，14人被绞死，22人被驱逐出境，3人被斩首。）在10月底阿格拉附近的罗希尔坎德地区，有一人被炮决。11月16日的孟买，第10团的两名印度兵被炮决。[51]

作为官方统计数据的例子，而不是报纸报道的集合，根据一份1859年提交给英国下议院的关于旁遮普地区的白沙瓦河谷叛乱的文件，1857年5月至9月期间记录有523人被处决，其中459人被步枪射杀，20人被绞死（13人因犯逃兵罪），其余44人被炮决。在这44人中，有4人犯逃兵罪，而不是叛变。[52]阿格拉（Agra）地区在7月到11月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被判死刑的78人中，2人被减刑为监禁，4人被炮决决。[53]来自印多尔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官方处罚的393名印度兵中，有32人被处决，其中21人被炮决。[54]

上述案例是军事法庭正式审判后执行死刑的例子，因此没有记录在战斗中、非正式处决或屠杀期间发生的案例。

一些英国人确信叛乱的印度兵曾将英国妇女炮决。[55]一些消息人士提到的一个具体案例涉及到伯奇（Birch）夫妇、埃克福德（Eckford）夫人和德方丹（Defontaine）夫人。据说他们都是在法泰赫加尔被炮决的。[56][57]

一个被炮决的印度士兵头骨在英国的一个酒吧里被发现，这也成了一本书——《阿鲁姆·比格的头骨：1857年一位反叛者的生与死》（The Skull of Alum Bheg: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Rebel of 1857）的主题。[58]

印度民族起义中并不是英国军队最后一次使用大炮来执行死刑。例如在1871年，65名锡克教徒被军队炮决。[59]

1802年，马赫米德·沙阿·杜兰尼的军队对吉尔吉人部落造成了惨重的打击，为了阻止进一步的挑衅，他下令将一位领导人和他的两个儿子炮决，并用吉尔吉人的头骨建造了一座宣礼塔。[60]1803年，当沙阿·舒亚·杜兰尼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马赫穆德（Mahmud）赶下台后，他报复了马赫穆德的一个盟友阿希克（Ashik），将他炮决，因为他背叛了舒亚和马赫穆德的同父异母兄弟扎曼·沙阿·杜兰尼，扎曼·沙阿·杜兰尼在1800年被马赫穆德赶下台之前是杜兰尼帝国的国王。[61]

1880年，阿布杜尔·拉赫曼汗成为阿富汗的埃米尔，他很快就因为他的残暴和强硬统治而获得了“铁人埃米尔”（the iron emir）的绰号。有消息估计，在他执政的20年间，平均每年有5000人被处决，其中一些人被炮决。[62]例如，仅在1889年12月就有24人被记录炮决，还有许多人被以其它方式处决。[63]

1929年1月，当塔吉克人哈比布拉·卡拉卡尼成为埃米尔后，阿富汗爆发了新一轮极端暴力事件。英国大臣汉弗莱斯（Humphreys）写道：“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房屋被肆意掠夺，妇女被蹂躏，这样的恐怖统治在血腥的阿富汗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对手经常被炮决或以其他方式处决。[64]哈比布拉的政权在1929年10月被推翻，之后库赫斯塔尼（Kuhestani）塔吉克人遭到迫害。1930年4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11名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被炮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