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女性主義

雖然先前的女性主義運動在推廣上遭遇到各種阻礙，像是刻板的社會政治架構和缺乏溝通與傳播管道，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參與者利用無弗屆的數位媒體(digital media)平台協助參與者凝聚群眾力量、分享多元觀點和揭露各種女性在社會中遭逢的壓抑經驗、展開對過去的女性主義運動的省思和批判，提供了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更廣泛的視角。

凱拉·科赫雷(Kira Cochrane)認為科技的使用，尤其像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Tumblr的互動式社群媒體平台和部落格如Feministing奠定了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中挑戰厭女症(misogyny)的基礎論調。

社群媒體時代下的社會運動能夠藉由推特發言紀錄體現出媒體中的跨性別恐懼症(transphobia)，或由主題標籤、推廣活動發起廣為人知的#MeToo、#YesAllWomen、#bringbackourgirls、#NotYourAsianSidekick與#SolidarityIsForWhiteWomen的社會運動。#GirlGaze是由Amanda de Cadenet發布的一個網路平台，宗旨為推廣女性之間的創造力和創業能力，強調女性主義者允許不同論辯立場存在的重要性，提高年輕女性在媒體中呈現的社會形象水平。《時代雜誌》命名Me Too movement中一群具相當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家為「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並將他們評選為2017年當年度的時代年度風雲人物。

其他第四波女性主義中的活動還包括像是the Everyday Sexism Project[1]、No More Page 3、Ni una menos、Stop Bild Sexism、解放乳頭運動(Free the Nipple)、蕩婦遊行(SlutWalk)、the 2017 Women’s March、the 2018 Women’s March、Time's Up (運動)、10億人起義(One Billion Rising)等。此波運動在藝術上的啟發有像是Mattress Performance、10 Hours of Walking in NYC as a Woman。

社會特權(privilege)的影響為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中常見的論辯主題，運動參與者稱傳統上居於社會或經濟上主導地位的族群應承認特權的存在並將此種特權作為提升弱勢或被邊緣化的族群的助力。

1980年代，保守派國家領袖像是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或美國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認為女性在社會中已透過社會運動取得「足夠的平權和相當的既得利益」而放棄支持女性主義運動，阻止了英美國家女性運動的持續發展。同一時期，北美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與歐洲國家雖在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了婦女團體；卻因州政府的干預弱化了婦女團體應有的獨立性、加深婦女團體在推廣女性相關議題上的困難。

1990年代間，歐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發起了當地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當時崛起中的口紅女性主義(lipstick feminism)和consumerist feminism的發展卻因主流女性主義無法成功融入美國學者擁護的酷兒理論(queer theory)而停滯不前。進展雖然緩慢，第四波女性主義不斷地透過媒體和網路在世界各地萌芽。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參與者大多由年輕世代的女性組成。因大部分的參與者從未透過學校或任何正式教育接觸過女性主義的發展歷史，她們對女性主義的理論只存在相當少的既定印象；也因為這樣，參與者得以捨棄過去女性主義主張的結構理論，在網路社群中塑造出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政治理論。與過去所有的女性主義運動一樣，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極力避免圍繞於單一的理想主義、組織、抑或以特定群體為中心發展的女性主義思想。相反地，運動本身強調凝聚多元族群的力量、女性之間互相支持的重要性、視女性為一個整體、鼓勵團結合作達成以提升女性權益為主的共同目標。

西班牙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發起可以追溯到於1997年的一樁社會事件 - Ana Orantes的謀殺案(安娜之死)。Ana Orantes受邀到當地電台廣播新聞Canal Sur公開談論長年以來經歷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的歷程，事後卻遭先生報復焚燒致死陳屍於格拉納達家中。早期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主要以電視與報紙作為推廣的管道。Ana Orantes的謀殺案引起全國性的關注，讓性別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浮上檯面。有鑒於Ana Orantes的謀殺案，西班牙廣播電視公司(RTVE)和其他的新聞媒體紛紛改變在報導性別暴力新聞的相關規定，以防範公開談論性別暴力事件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在西班牙社會對家庭暴力的關注增加後，新聞記者開始檢視媒體一直以來對家庭暴力事件的刻畫，與性別暴力相關的歧視言論或笑話從此被廣泛地禁止。這波對家庭暴力的反對聲浪也掀起了後續在網路和其他虛擬平台上對性別歧視議題的討論，例如職場上的酬勞差異(gender pay gap)和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社會議題。

2018年和2019年的11月，上千位民眾於法國各地遊行以抗議猖獗的性別暴力(gender violence)和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利用主題標籤#NousToutes(All of Us)，指控政府長久漠視此議題並缺乏制裁加害者的法律和政策。抗議民眾聚集且以紫色旗幟和紫色服飾呼應此運動。此運動的啟發為#MeToo運動[2]。

拉丁美洲國家的第四波女性主義包含了多種論調迥異且互相矛盾的女性主義。其中一個最具爭議的女性主義論調嚴格定義女性只有順性別(cisgender)和非跨性別(non-intersex)的女性，抗議酷兒女性主義(queer feminism)係一種抵抗傳統女性形象和去女性化的理論，這種反對酷兒女性主義(queer feminism)和後現代女性主義(postmodern feminism)與當時具影響力的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女性主義理論形成強烈對比，進而形成另一種反酷兒(anti-queer)的女性主義運動。排斥酷兒女性主義的理論普遍被認為是基於性別二元論(gender binary)和順性別常規化(cisnormative)的傳統性別架構(gender construct)建立的理論。這些拉丁美洲的女權人士稱巴特勒的理論是企圖抹煞女性本質且視女性為一種政治工具，稱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為一項陰謀論。她們同時認為女性的定義和劃分的界線應該由生理特徵決定，而非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以性別本質主義(gender essentialism)取代後現代女性主義論，稱酷兒女性主義為一項壓迫女性本質和藏匿男性激進派('male aggressors')(跨性別女性)的陰謀論。

其中最早發起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國家為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與波蘭。有些人認為1995年在北京(Beijing)舉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1995)為波蘭90年代中期女性主義運動的開端。

社群媒體扮演了催化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關鍵角色。2018年，大量女性透過社群媒體集結上街和遊行抗議是將西班牙、阿根廷、巴西的此波女性主義運動推向巔峰的原因之一。這樣大規模的民眾集結和抗議在西班牙早期的女性運動中是前所未見的。極右派政黨呼聲 (政黨)和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的重新崛起讓女性主義運動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阿根廷的墮胎權利(abortion rights)運動中，上千名女性和參與者圍著綠色圍巾上街爭取阿根廷的合法化墮胎法案。

以Twitter為例，2006年在Twitter剛創立時，吸引的使用者年齡層多集中在介於18歲到29歲間年輕族群，類似的社群平台的普及讓民眾非常容易取得與社會運動相關的資訊，促成了後來的主題標籤女性主義(hashtag feminism)。

2016年10月，美國保守派政黨共和黨 (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於2005年一段具貶抑女性的錄音對話曝光，對話內容包含他對女性的歧視、調戲、性騷擾行為，談話內容引起選民強烈反彈，雖特朗普事後公開道歉，但辯稱錄音內容為「更衣室的玩笑話。」[3]。2019年5月，美國阿拉巴馬州通過一項《人類生命保護法案》(The Human Life Protection Act)嚴格禁止所有人工流產手術，即使懷孕女性為性侵害的受害人或非自願性的受孕[4]，此反墮胎法案(anti-abortion bill)引發美國對「生命派」(pro-life)和「選擇派」(pro-choice)的討論。

2013年，民主黨參議員溫迪·戴維思(Wendy Davis)在德州發起了一個耗時13個小時的冗長辯論(filibuster)試圖阻止新的反墮胎法規通過。此舉吸引大量民眾的支持並集結在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Texas State Capital)前聲援抗議，無法到場的人則使用標籤#StandWithWendy呼應戴維思的行動。公眾人物相繼採用此模式在Twitter上發起與性別歧視相關的主題標籤，例如#askhermore，抗議媒體採訪女性公眾人物往往只專注女性公眾人物的外表或個人感情生活的雙重標準(double standard)。

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鼓勵參與者針對社會問題採取實際行動(calls to action)。英國演員艾瑪·沃特森於2014年在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發表的一番演講和她長年參與社會運動的努力啟發了主題標籤HeForShe的運動。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各國的性暴力事件漸漸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和大篇幅地報導，像是2012年印度的印度黑公交輪姦案(Delhi gang rape, India)、2012年英國的吉米·薩維爾性侵案、2014年美國的比爾·寇司比的性侵案、美國的2014年伊斯拉維斯塔槍擊事件、2016年加拿大的吉安·戈梅希性騷擾指控、2017年美國的哈維·溫斯坦性侵事件、#MeToo運動、溫斯坦效應、英國於2017年爆發的政治人物性騷擾醜聞，和西班牙於2018年發生的狼群案(The La Manada rape case)等，透過網路突破國界的限制，讓民眾了解事件的始末，喚醒國際上對女性權益的關注，並以行動支持或聲援世界另一端正在發生的不公義。

因爲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相繼在世界各地萌芽，各時期的理論經常同時地演化且不斷地被推翻、重新定義或解釋；專家學者質疑以特定時期的女性主義表達論述主題的核心架構是否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另一方面，一些專家則認為了女性主義的歷史框架有效地幫助大眾理解或溝通主題涉及的概念，因此這些分界仍然被廣泛地使用。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不免繼承許多以往的女性主義論點或倡議的主題，有些人認為新世代的女性主義者可以藉由熟悉不同時期的女性主義運動擴充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範疇。

試圖直接對照同一時期但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發展可以是非常艱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舉例，美國和英國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是歐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西班牙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獨裁時期曾歷經數次女性主義浪潮。在只套用廣義解讀的前提下，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是介於19世紀中期到1965年、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介於1965年到1975年，而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則介於1975到2012年。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約莫開始於1990年代中期。西班牙裔的女性主義者Amelia Valcárcel 曾提出她認為「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有可能對應的是國際間的第五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理論。

雖然各個時期的女性主義浪潮在學術上應皆具有可以辨識的特徵，但就在學者和女性主義運動家不斷地重新解釋後，區分女性主義浪潮之間的界線越顯模糊。在傳統的西方觀點中，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特徵是女性參政權(Women’s suffrage)的推動，旨為爭取女性的投票權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利。隨著女性主義運動不斷地演化且於時間上交互重疊，決定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發起時間顯得更加地困難，普遍的共識係約莫1960年代間。相較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強調社會權益(social rights)和個人權益(personal rights)，例如同工同酬(equal pay)，身體議題(bodily issues)，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抵抗社會中基於性別的雙重標準(double standard)。年輕族群讓新的女性主義直接面對社會特權對非白種人、酷兒、少數族群(minority group)造成不對稱的負面影響的事實，擁抱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和兼容性。

英國記者凱拉·科赫雷(Kira Cochrane)與英國女性主義學者Prudence Bussey-Chamberlain在描述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時，稱此運動旨在為女性爭取社會正義特別是針對女性的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包含街頭騷擾）、對女性的暴力行為(violence against women)、工作職場上的歧視和騷擾、身材羞辱(body shaming)、媒體中對性別的固化形象的刻畫和歧視、網路上的厭女評論和行為、校園性侵(campus sexual assault)、公共場所的性騷擾、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上的性騷擾、和社會中的強暴文化(rape culture)。她們同時支持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理論、社群媒體運動和網路連署(online petitioning)。Bussey-Chamberlain曾寫道「這其中最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面對這類主題時)特定的態度居然仍存在。」第四波女性主義中包含的事件和組織有Everyday Sexism Project、UK Feminista、Reclaim the Night、10億人起義(One Billion Rising)和Lose the Lads' mags抗議行動。

Everyday Sexism Project的發起人，英國作家Laura Bates，於2012年4月16日建立了一個網路論壇，讓女性可以公開討論及分享她們每天碰到的騷擾事件。

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參與者在1990年代時就已經開始透過寫作導入男性特權(male privilege)的觀點和相關概念，而這個論點在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期間仍持續地在學術上和社群媒體上被大量地研究及探討。美國社會運動家佩姬·麥金托是(Peggy Mcintosh)博士是早期其中一位對男性特權(male privilege)發表評論的女性主義者，她稱這種現象為（與白種人特權相關）「隱形且沒有重量的背包，這個背包裝著特別的分界、地圖、護照、解碼書、簽證、衣服、工具還有空白支票。」第四波女性主義者採取各種行動欲減少社會特權分化族群的力量，藉由使大眾了解社會特權在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和提升民眾對此概念的意識以消弭「隱形的背包」的影響。同直聯盟(Gay-Straight Alliance)在受到此次女性運動的鼓舞下，基於相信即使是男性或同樣享有特定優勢的族群仍然可以為了社會必要的改變在自身的社群中響應社會活動、號招改變或付諸行動。倫敦作家Nikki van der Gaag在探討孩童教育當中的問題時引述了Consultative Group o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的觀點，指出在養育具有特權的年輕男性時的問題經常是忽略強調個人責任和應有的行為準則。為了避免同樣的社會問題一再地發生，女性主義者則藉機提議解決現行性別教育問題的解決方法，例如鼓勵民眾接納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的教育方式。芝加哥醫學院神經科學教授Lisa Eilot指出，嬰兒和發育中的兒童對於成長過程中任何細微的變化在長時間的累積後可以導致劇烈的人格特質改變，造就固化的性別刻板印象(stereotype)。

女性主義者稱社會中固化的性別刻板印象(stereotype)對男性施加成為家庭經濟來源的社會壓力和期待，相對的，女性則感受到須照顧家庭的義務。在第四波女性運動的論點中普遍認為這些社會施加的壓力是工作職場上甚至是遍布於現在社會當中的性別歧視(Sexism)的起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顯示，在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當中任職的女性大部分相信他們身處的產業當中存在著性騷擾的問題或現象。

第四波女性主義和#MeToo運動在美國取得普羅大眾的關注和相對的成功，儘管當地政府回應此波運動的策略不盡相同，各國民眾紛紛將類似甚至是相同的社會問題以當地語言創造不同的主題標籤。國際上與#MeToo類似的主題標籤有：

• #AndNow or NowWhat - 加拿大
• #我也是 (英譯: MeToo) - 中國
• #BalanceTonPorc (英譯: DenounceYourPig or ExposeYourPig) - 法國
• #NotinMyName - 印度
• #QuellaVoltaChe (英譯: The Time That) - 義大利
• #BoycottAliZafar, #BoycottTeefainTrouble, #TeefaisTrouble - 巴基斯坦
• #BabaeAko (英譯: I am a Woman) - 菲律賓
• #Cuéntalo (英譯: MeToo) - 西班牙
• #AmINext - 南非

其中一個對第四波女性主義的批評係其依賴科技散播資訊的本質。Ragna Rök Jóns稱「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只讓可以取得資源像是科技產品和社群平台的族群參與或發聲。」第四波女性主義對科技的強烈依賴形成「內化的階級主義(classism)與健全主義(ableism)」，在飽受最多社會不公的地區仍然只有相當低的（人口）比例可以擁有科技或社群媒體等等資源下，此運動不對稱地放大社會中已經擁有較多資源和居於具優勢的社會地位的族群觀點。

評論家認為大型企業例如多芬可能覬覦此運動的大量媒體曝光，商業化女性主義運動，進而產生與第四波女性主義中試圖弱化社會特權、資本主義(capitalism)在女性主義中扮演的角色的理念抵觸。

保守派對第四波女性主義的評論還有像是「如果女性相信社會系統是搭建在固有的框架例如父權系統(patriarchy)下，與其與男性公平競爭，女性可能會在失去動機下拋棄長年性別平權運動爭取的成果，傾向屈服在不公平的框架底下。」作家Joanna Williams在雜誌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寫道，「第四波女性主義鼓勵女性尋求外界支持，像是強調個人狀態或是他們支持的混亂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這種行為或理念）將好男人推開。」她將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與退步左派(regressive left)連結，稱第四波女性主義為獨裁和非自由派人士試圖主導或利用社會可以接納的理想主義，以達成控制和監督男性及女性的言論自由的目的。

保守派人士認為當民眾參與網路社會運動時，他們可能會忽略在現實生活中採取行動的重要性。具女性主義色彩的龐克樂團Le Tigre曾在2001年發表歌曲Get Off The internet評論這種網路導向的社會運動現象。2015年，Alex Guardado在推特上也發表與網路社會主義中缺乏實際行動問題的相關評論，「大家(在發完女性主義的推特文後)就繼續過他們每天一樣的生活，跟其他的推特發文沒兩樣。」有些人認為他們是社會運動家但可能從來沒參加過任何集會運動或接觸過他們的粉絲之外的族群。就當各種女性主義運動在社群平台上發起時，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這個詞也應運而生；形容社群平台用戶只在平台發表言論，而在現實生活中做極少的實際行動或對他們的理念付出貢獻。這個爭議引起社會討論關於在這個網路已經取代面對面互動的時代下，民眾參與社會運動的必要前提和定義。

《哈芬登郵報》的記者Jennifer Simpkins在2014年發表她對當前女性主義的評論，她認為女性主義的意識抬頭促使女性之間放大檢視周遭女性的行為舉止，針對「不符合理想化的女性主義的行為或言論」進行具明顯敵意的攻擊甚至是公開審判。英國學者Ealasaid Munro認為這種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抹煞了女性主義的兼容性(inclusivity)和冒著邊緣化少數族群或少數意見的風險。

女性的獨特生活經驗可能源自各種因素，例如種族、性向、社會階層、生活背景等等具複雜關聯性的變因，因此英國學者Ealasaid Munro曾發表言論，批評主流女性主義只專注於中產階級(middle-class)的白種人女性的生活經驗，作為探討女性經驗的單一標準，而非容納且尊重社會中女性的多元觀點和其個體的差異性。好萊塢名人雖成為這個時期的社會運動(例如：Me Too Movement)的關鍵倡議者，但大眾仍提出名人倡議社會運動的潛在問題和相關質疑，認為本身在經濟或各種條件上擁有社會特權(privilege)的名人對已經不對稱的女性主義產生負面的影響、使得女性主義更容易忽視弱勢族群的訴求、減低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中對社會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重視。

此波運動同時也因主要圍繞在西方女性的觀點、忽視其他地區的女性生活經驗或觀點而飽受質疑。

其他還有像是缺乏確切的證據以證明社群媒體為促成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要推手，又或者是社群媒體的使用放大現有的社會問題與誇大事件嚴重性。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演員麥特·戴蒙針對哈維·溫斯坦性侵事件的回應，他當時的回應「我相信行為舉止是有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對吧？像是拍某個人的屁股或強暴或是對孩童的性暴力是有差別的，對吧？」，麥特·戴蒙的此番言論在社群媒體上引發強烈反彈和後續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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