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秩序

在中原王朝傳統的冊封體制中，總綱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中央王朝自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藩屬；藩屬之外，則是没有开化的化外之地。

目前能確認的最早理论性地说明了「中华」和「夷狄」区别的文献始於春秋戰國。孔子主张名揚周初的礼乐制度，并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汉册封夷狄为王的习惯，改变华夷秩序的观点，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導致此等國家疏離。

唐朝对西域拥有主导权，重视异国文化，外国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并不少见。宋朝時遊牧民族勢盛，儒学則較强调华夷秩序。元朝被明朝滅亡，元遺民當中包括有漢人為元朝殉節[1]，部分地主文人不願仕官效忠明朝廷，為此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 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為此朱元璋設立新刑罰，宣告「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為罪行，殺害當時許多不願效忠明朝以及為新朝當官的學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2][3]。古人的华夷之辨具有族裔色彩，蒙元满清实际上是“夷狄入中国主天下”[4]。明朝被清朝所灭亡，一些明朝遗臣不愿为清朝效力，并采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遗臣朱舜水選擇流亡日本。

清朝时華夷思想逐渐被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对儒學持强烈否定态度，中華中心思想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曖昧化。由于列宁斯大林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会在工人中间起极大的腐蚀作用，因此支持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5][6]。

歷史學家白寿彝認為，孔子在华夷之辨的态度上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看似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他認為孔子的这些思想与所谓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同。又指出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即使作为华夏亦不会无缘无故的侵犯四夷的权益，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

1. 血缘衡量标准、
2. 地缘衡量标准、
3. 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華夷之辨核心含義是區辨「華夏」與「蠻夷」。《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治水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四夷是“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礼记王制》）。

華夷之辨屬於一種認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7]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

华夷之辨的提倡者認為華夏居于中原，爲文明中心，認為周邊国家或地區的文化則較落後，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國皇帝是天子，中國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關係，其首領最多只能稱爲王。中原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爲「四夷」，卽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在正统的道统观念中，是极其看重夷夏之辨的，华夏与胡人的区隔被称为夷夏大防，是绝不能混淆的。在服饰上，华夏是右衽，胡人左衽，区分鲜明而对立；在生活习俗上，胡人 “反首衣皮，餐羶饮冲”，这在汉人看来和几乎野兽一样；  所以在属性上，正统观念认为胡人天性殘忍，认为他们只是有着人形的动物。冉闵在《杀胡令》中就说胡人是“狼子野心”，他失败后，在临刑前也怒骂胡人是“人面兽心”。 西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  明末吕留良也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可见中国士人对胡人的負面觀念根深蒂固。

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強調夷狄即使有國君，但不明禮義，還不如諸夏即使國君亡了，但仍保有禮義。孔子作春秋大義，提倡華夷之辨，不強調以種族爲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爲諸夏，如行爲不合義禮，亦視爲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原，能行禮義，則褒揚而進之。若华夏却偏行蛮夷之事就会沦为蛮夷；反之亦然。

历代王朝的华夷之辨，华的主体是汉族，而如果作为胡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仅通过武力是不能得到中央朝廷和周围四夷的承认的。为了稳固政权，少数民族入主汉地后，都会想办法重新解释或反对华夷之辨，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进行汉化，定都中原洛阳，改风易俗，说汉语，穿汉服，取汉姓，放弃游牧转而学习耕种，使鲜卑人在文化习惯上完全和汉人融合；清朝作为满人政权，明确反对汉人的传统华夷之辨，清朝皇帝雍正帝著《大义觉迷录》，驳斥吕留良的华夷之分。

不同於“民族之別”，是否遵循中國的“禮治”、尤其是“天命觀”，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政治文明之教化，是區別夷夏的標準，而且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8]。

《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爲聖人。衣冠、禮儀在古代往往用來代指文明。程颐认为：“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中原服飾特徵之一「右衽」为华夷之别的标准之一，中原汉人服装的特性皆為「右衽」[9]。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除了上衣左衽以外，胡服的下衣和足衣也与中原服饰明显有别。右衽是汉族服装始终保留的特点，成为汉族的象征符号[10]。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把“披发”看成的蛮夷、落后的特征[11]。

汉服交领右衽

韩服交领右衽

和服交领右衽

由于华夏儒教王道文化的传播，對周邊地區服飾的影響深远，周边地區的民族、包括许多其他儒家文化圈国家通过效仿华夏礼仪制度，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原衣冠制度是辨别夷夏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华夏礼仪的必要组成[12][13]。

元代學者元好問對元朝能夠興文教以及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讚賞，又感激統治者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對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恢復漢唐舊疆的成就表示欽佩，認為元朝是值得自己驕傲的合法正統的政府，並將元朝稱之為「漢家」：「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14]。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指出「與其說元明鼎革是一場民族革命，毋寧說它更多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性質」，錢穆亦指出「明初諸臣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15]。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一些接受中華思想的周邊國家會自稱“華夏”、“中國”，或自認為“小中華”。中國和此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爲中華世界。由於中華世界爲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爲漢字文化圈。

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表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認為蒙元政權為具有合法性的中原王朝[16]，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认为「中国」在晋朝以后已亡[17]“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主张遭到王夫之、傅山的反对[18]。

辨別夷夏之思想在日本與朝鮮大為發展，日本在7世紀時就視己為东海華夏，視百濟、高句麗與新羅等朝鮮為「夷人」，在13世紀視自己為天下神州。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丰臣秀吉稱明朝為髯虜：「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皇帝）之封哉！且吾而王，如天朝（中國）何？」[19]。同樣，朝鮮人視日本為「禽獸之國」，稱自己為小中華，对中原王朝实行事大主义。越南也自称「中夏」，多次出兵攻打不朝貢越南之老挝与柬埔寨。内藤湖南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强调“文化中心移动说”，即“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内藤湖南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中暗示文明的中心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

从秦汉的起源开始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华夷秩序一直是中国统一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交往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框架。虽然不同的时期，由于中原王朝的更迭，拟或者是由于周边国家力量的增长对中原王朝的挑战，是这一体系产生了短时期的动荡。但是无论是那个王朝、或者是那个掌控中原大地的民族，他们的对外关系体制都遵从华夷秩序。由于历代统治中国的王朝在东亚地区都是一个强大力量，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方面影响着周边国家，从而保证了东亚地区的相对稳定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得东亚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在東亞地區，由於許多國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因此部份東亞國家也發展出對應的小中華思想。

時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政治文化依然有凸出中西方差異的比較[25]。

• 人民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認同和參與，自覺對中華文化的承繼與發揚負有責任感。
• 通常帶有屬人主義的特徵，希望擁有華人血統者認同該思想，如現今中國大陸即常以此作為反對台灣獨立的理由[26]。
• 有時會與政治上的中國概念混合，而呈現對中國的傾慕，不論持有該思想者是否為中國籍，主要在移民身上常見[27]。

• 《春秋》讲座：华夷之辨
• 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