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

西漢自漢宣帝去世後，其政治與社會結構變動劇烈，使西漢走向滅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元、成、哀、平等幾位皇帝或怠於政事、或軟弱無能，政權先後由宦官石顯與外戚（擔任大司馬或大將軍）王氏、傅氏等集團掌控。地方豪強與商賈再度興起，控制地方吏治與經濟，並且與中央官員密切結合。他們一方面壟斷富利，一方面兼併大量土地，以致大量百姓轉為佃農、流民或奴婢。儒家集團的政治力量超過崇尚務實的法家，最終獨佔朝政，而法家勢力衰退瓦解。最後是儒家提倡改制運動，他們加入陰陽家的五行學說，推演天變災異的現象，形成讖緯學說。並且認為王朝德衰，應該禪國讓位。漢帝孤立無援，地方劉姓諸侯國削弱，中央功臣列侯耗盡，又無能臣幹將扭轉局勢，其政權最終被外戚王莽奪取[3]。

漢成帝繼位後，怠忽政事，喜好女色[註 3]，最後死在「溫柔鄉」中。在漢成帝怠忽職守期間，國事由皇太后王政君的哥哥大司馬王鳳管理，他們開啟王氏集團執政的開端。王鳳的能力頗強，執政後廣收人才，儒法兩家人才與之合流，一致擁戴聽命；而王家兄弟分別位居要津，奠定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勢力。前22年王鳳去世，其兄弟如王音、王商、王根先後以大司馬一職掌握朝政。形成「王鳳專權，五侯當朝」的局面。此時王家因長期安逸而浮華奢侈，但王鳳之侄王莽節儉樸實，酷好儒術，禮賢下士，漸得王鳳與皇太后王政君的重視，於前16年受封為新都侯[註 4]，並於前8年擔任大司馬一職[3]。

然而隔年漢成帝去世，其侄劉欣繼位，即漢哀帝。漢哀帝祖母傅太皇太后擅權謀且強勢，其與丁太后、外戚傅喜、丁明把持朝政。傅太皇太后與王莽不合，王莽退位而隱居新野，王氏外戚衰退。漢哀帝本身幼體弱多病，政事又被被傅太皇太后把持，所以轉而寵幸董賢（同性戀）。漢哀帝還封董賢為大司馬，並想讓帝位。這些都激起普遍反感，當時地方百姓備受地方豪強、地主欺壓，國家已是一片末世之象，民間「再受命」說法四起。此時王氏勢力尚在，王莽本人更受儒生懷念與人民的擁戴。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莽奉王太皇太后王政君之命，重返朝廷擔任大司馬[3]。

返回政局的王莽積極推行篡位之路，他擁立年僅九歲的汉平帝為傀儡，並且陸續受封安漢公、宰衡[註 5]等崇高之職。他以王舜、王邑為心腹，甄豐、甄邯、孫建為將領，平晏與劉歆為參謀。打擊何武、公孫祿等反對他的大臣與傅、丁、衛（漢平帝母家）等外戚勢力。王莽又積極施行善政，攏絡人民。民間有災害即捐錢賑災，擴充太學以徵求各地人才，甚至操弄讖緯、杜撰古史以獲取禪位的合法性。到了5年，朝中一片都是王莽勢力，王莽受封「九錫」，汉平帝十分不滿。同年，汉平帝猝死[註 6]，王莽迎立宗室刘婴即位，即孺子嬰[15]。最後藉由眾大臣以讖緯之事推舉，王莽得以對內稱「假皇帝」，對外稱「攝皇帝」。9年[1]王莽建國「新」[16]，即新朝，西漢滅亡[3]。

新朝陶器，藏洛陽博物館。

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且以新聖自居，所以積極改制西漢末年亂象，意圖回復到儒家歌頌的夏商周三代盛世。改制的內容上從典章制度、法律與教育，下到人民習俗、經濟制度等，十分全面。雖然王莽積極的改革，但大多依據《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對於西漢末年的亂象未能完全對症下藥。由於亂象未能改善，不久地方爆發叛亂，顛覆新朝[5]。

首先他依《周禮》改官名為西周官名，例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後為納言）、改郡太守為大尹等等。地方制度也效仿周代的封建制度，許多地名經過多次改名。由於官員和百姓無所適從，最後還是回復原名，平白增加無謂的煩惱。經濟方面，王莽於9年推行改革，內容大多與漢武帝推行的制度相似，不過王莽是依據《周禮》來制定。土地制度方面，耕地收為國有，推行王田制，限制豪強百姓只能有一定土地大小。然而這些措施與現實狀況差異過大，地方豪強不可能因為一道法令而服從；由於土地過小而不能負擔一戶生活，連人民都反對這個改革。三年後，王莽接受區博的建議取消王田制。而奴婢問題，因為王莽無意廢除奴婢制度，而又禁止自由買賣，導致豪強在黑市賤賣奴婢，這個措施最後也廢除了。在改革財政方面，為了防止商人剝削，王莽建立五均六筦與賒貸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類似後世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以五均官掌管工商業的利得稅（類似所得稅），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以提升國家收入。然而，這些政策多是由薛子仲、張長叔等富商大賈執行。他們以變法為名義，勾結地方官員榨取百姓，使得地方貧富更加懸殊，國家經濟更加失調。最後是貨幣改革，這是最失敗的政策。王莽依據古制，陸續推行刀貨、貝貨等新幣，到2年共有黃金、銀貨、龜寶、貝貨、錢貨、布貨等。這些數種貨幣擾亂新朝財政，到14年又盡數廢除，以致農商失業，經濟崩潰[5]。

對外方面，王莽依據儒家大一統思想，認為世界上應該只有一個王號，所以將諸侯「王」改稱「公」，將四周屬國由「王」改為「侯」。為了宣示新朝的威德，王莽收回原漢朝發給四周各國的「璽」，換成新朝的「章」。這些措施，使漢家諸侯窮困潦倒，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君王先後拒絕臣服新朝。11年，由於匈奴不願臣服新朝，王莽發兵三十萬北伐，戰事連年不決。隔年，王莽強迫高句麗協助伐匈奴，反而使高句麗反叛，屢次侵擾東北。同時間西南夷的鉤町叛變，王莽屢次派兵都未能平定。不久西域發生內亂，王莽派王駿西征未果，反而使西域各國正式與新朝斷絕關係。王莽為了報復，又將匈奴單改為「降奴服」，高句麗改名「下句麗」[5]。

王莽改革並非是依據孔孟思想的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迷信讖緯和復古論，照搬儒學經書如《周禮》等改革，政策多迂通而不合實情。其政治純屬「書生政治」，僅關注政策的制訂方式，對於實施方式與效率並不在意，政策朝夕相改，官員百姓到最後都敷衍了事。百姓本來期盼王莽能帶領他們脫離西漢末年的亂象，但反而使百姓跌入黑暗的深淵，最後引發民變，促使新朝滅亡[5]。

新莽末期民變局勢圖，其中紅色為赤眉勢力範圍、藍色為綠林勢力範圍、黃色為銅馬與其他河北義軍的勢力範圍。

新朝執政不當引發民怨，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而饑荒四起，農民紛起反抗叛亂，開啟新末民變。瓜田儀等人於會稽長洲（今江蘇苏州）起事[註 7]。同年琅邪女子呂母因縣宰冤殺其子，率眾攻陷海曲縣，而後引兵入海為寇[18]。在災情最嚴重的青州、徐州與荊北地區，則分別在17年於荊北興起綠林軍、18年於青徐地區興起赤眉軍，史稱赤眉、綠林起義。河北在馬適求之亂後，也陸續出現其他民變軍，有的以山川土地為號，或以軍容為號[註 8]，其中以銅馬軍最強。當大臣舉報各地民變時，王莽認為至只是民賊作亂。他不願承認執政錯誤，反而遷怒大臣，並且造作「威斗」、「華蓋」以粉飾太平。為了防止州郡叛變，不許州郡擅自發兵平亂，導致亂事擴大。而中央軍紀律敗壞，四處掠奪，戰鬥力又不強，時常有數十萬大軍被義軍擊潰之事。在這些義軍中，以赤眉軍與綠林軍對局勢影響最大[5]。

赤眉軍由樊崇所建立，18年他率飢民在莒縣起事，眾皆將眉毛染紅[20]，即赤眉軍。亂軍由農民組成，大多不識字，組織包括地位最高的三老、其次有從事和卒史等名稱[21]，大多延用漢朝鄉官的名稱。赤眉軍收編呂母部屬後，在泰山山區擴大勢力。21年王莽派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出兵討伐，但在隔年被赤眉軍擊潰而死。王莽再派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率十萬兵東征，所經之路都縱兵掠奪。關東人民都稱「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雙方爆發成昌之戰，最後王匡慘敗，廉丹被殺，赤眉軍擴張到青、徐、豫、兗等州（約今山東、河南與江蘇北部）。只有翼平連率田況率領百姓守衛青徐部分地區，一度阻擋赤眉軍入侵[22]。

綠林軍源自荊北民變。17年荊州北部發生飢荒，王匡、王鳳率領飢民於新市（今湖北京山東北）綠林山起事，稱綠林軍。新莽荊州軍被綠林軍擊敗後，王莽遣司命將軍孔仁守豫州，派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進入荊州平亂。隔年綠林山瘟疫爆發，王常、成丹率兵轉入南郡，稱下江兵[註 9]，王匡、王鳳率兵東進新市，稱新市兵，並北上攻打宛城。途中於平林（今湖北隨縣東北）獲得陳牧、廖湛率眾加入，即平林兵。下江兵被嚴尤擊敗後，也北上南陽會合新市兵。南陽當地豪強劉縯、劉秀也舉兵響應，稱舂陵兵。23年二月，綠林聯軍擊破新莽軍甄阜、梁丘賜等將，包圍宛城，占領昆陽，史稱藍鄉之戰。綠林諸將擁護劉玄為更始將軍，最後稱帝[註 10]，建元更始，史稱更始帝，即玄漢。王匡、王凤、朱鲔、刘縯等人被封将相[5]。

王莽得知宛城被圍後，於23年五月派王邑、王尋率領四十二萬新莽軍圍攻昆陽，目標宛城。6月劉秀率軍於昆陽擊潰新莽軍，王尋敗死，王邑逃至洛陽，宛城也被劉縯攻陷，史稱昆陽之戰。四方豪傑得知後，紛紛殺掉州郡守，自稱將軍，用更始年號。戰後劉縯、劉秀人氣大增，更始帝以違抗命令為由处死劉縯。劉秀得知後親赴謝罪，不敢為劉縯服喪。更始帝心有所慚，遂拜劉秀為破虜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帝派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以求天救，只要民眾哭得夠哀傷，就可加官進爵。但於秋天，更始軍仍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殺死於未央宮的漸臺[註 11]，新朝亡[5]。

新朝亡後，更始帝定都洛陽，由於局勢混亂，就派劉秀巡視黃河以北。劉秀在河北勢力單薄，恰巧地方實力派王郎於河北稱帝，劉秀只能暫避鋒芒。24年初，劉秀獲得劉植、耿純擁護，聯合上谷耿況、漁陽彭寵包圍王郎，同年四月攻陷邯鄲，王郎亡，劉秀被更始帝封為蕭王。而後劉秀率吳漢、鄧禹等將領平定銅馬等河北諸民變軍，被關西人號為銅馬帝。最後在25年六月於鄗城（今河北柏鄉）即皇帝位，史稱光武帝，國號為漢，史稱東漢[5]。

24年更始帝遷都至長安，他建國後昏庸無能，濫封諸侯[25]，將政事委託給岳父趙萌，政治混亂[26]，反而使人民懷念王莽。當時李軼、朱鮪自立於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而在汝南、潁川的赤眉軍，因為糧食不足，加上更始帝分封不給國邑，於25年由樊崇和徐宣兵分二路進逼長安。進軍途中擁立劉盆子為帝，史稱赤眉漢，建元建世。更始帝得知赤眉入侵時，還殺害申屠建、陳牧、成丹等將領。同年九月，赤眉軍攻陷長安，更始帝不久被殺，玄漢亡。光武帝乘機南下洛陽，並定都之（改稱雒陽）。赤眉漢政治混亂，諸將跋扈，劉盆子與其兄練習投降的詞說。27年關中缺糧，赤眉軍引兵東歸。光武帝率軍與東歸途中的赤眉會戰於華陰，赤眉軍大敗，劉盆子與樊崇投降[5]。

27年光武帝領有河北大部、河洛與關中等地，但天下仍然群雄割據。當時約有數個勢力，燕代之地的九原盧芳、漁陽彭寵；關東淮水的睢陽劉永、青州張步、東海董憲、魯佼彊與廬江李憲；荊州隴蜀等地有天水隗囂、河西竇融、成都公孫述、漢中延岑、南郡秦豐與夷陵田戎；以及南海鄧讓等勢力[6]。光武帝採取先東後西的戰略，先安撫燕代勢力，於27年到30年間集中力量消滅劉永（自稱天子）為首的關東勢力[註 12]與廬江的李憲（自稱天子）[6]，東方大定。而後南向征服秦豐、田戎等等荊州諸侯，諸侯殘部投奔蜀地。同時，漁陽彭寵也被人刺殺。河西竇融與南海鄧讓也於29年歸順東漢。最後西向對付受荊隴諸侯擁護的成家帝公孫述[註 13]與天水隗囂、九原盧芳等。光武帝於34年平定天水隗囂，於36年由吳漢攻克成都，滅成家。隔年九原盧芳亡命入匈奴，東漢統一天下，進入東漢時期[6]。

新朝思想上起西漢，下承東漢。西漢末期盛行讖緯學說，讖緯是神學與庸俗經學的混合物。儒生好談災異、祥瑞，常以自然現象來附會人事的禍福，後來成為王莽建立新朝的依據。早在西漢時，儒生就多信奉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說，盛言「天運循環，貴賤無常」，相信「漢歷當終，新王將興」。由於社會改革的要求及天運循環的理論相結合，儒生鼓吹禅让、改元易号以更始，這些都成為王莽建立新朝时所依靠的理论[7]。

強調如實的認識自然現象的扬雄。

前78年汉昭帝時，眭弘便附會董仲舒之言，認為漢帝應該尋到賢人，禪讓帝位給他，自退位為王，如同夏代堯、周代商故事[45]，他將董仲舒半人半神的神學目的論演變為讖緯神學。汉成帝时，又有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敎我此道。」甘忠可傳授給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甘忠可弟子夏賀良等對漢哀帝陈说西漢中衰，當更受命[46]。於是漢哀帝改元太初元將，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後因無嘉應，漢哀帝遂誅殺夏賀良等人。讖緯學說到新莽時達到高峰，王莽崇尚古制，也利用讖緯學說以取得帝位。他假借符命、祥瑞，偽造禪讓的根據，如製作了「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石碑、「金匱神嬗」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等讖緯[7]。

西漢末年也有人對陰陽家提出質疑，揚雄仿《論語》作《法言》，模仿《易經》作《太玄》，提出以「玄」作為宇宙萬物根源之學說，強調如實的認識自然現象，並認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駁斥了方士的學說。他主張要回復儒學五經的本來面目，為東漢注重文字本身的真實性的訓詁學開啟了先河[47]。

新莽的覆滅代表儒學家復古思想的破滅，也使漢儒變法禪讓的政治理論至此消失，漸變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先秦學術注重矯正社會的病態，建立大同世界。由於王莽新政的失敗，說明以古代禮法改革的方式不通。魏晉以後，思潮不向整體利益求答案，轉為尋求人性及生存的意義，玄學及佛學遂取代先秦諸子的思想地位[7]。

劉歆之父劉向像。

新莽時期，王莽與劉歆等儒者提倡古文經，使古文經與今文經抗衡，即古今文之爭。王莽還於五經以外增設樂經，增加古文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的人數五人。並且擴建太學和太學生宿舍，於地方學校廣招生徒，徵求各地異才[7]。

古今文之爭源自秦始皇焚毀經書事件，後來儒者憑記憶書寫經書，成為今文經。在西漢時於孔壁發現古經書，稱為古文經。西漢的五經（樂經已失散）博士仍以今文經為主。西漢晚期，今文經學派如劉向等人受陰陽家影響，偏向怪力亂神，到西漢末年出現讖緯學說。古文經學派則在西漢末年由巨儒劉歆（劉向之子）與王莽提倡。漢成帝時，劉向負責整理古文經，劉向去世後由劉歆繼承。劉歆最後完成編目，即《七略》，這是中國最早的目錄書，集結古代學術思想與著作的內容。劉歆在整理古籍中發現先秦時期的蝌蚪文，主要有《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逸禮》等等，並認為《毛詩》與其他家派不同，可列為古文。最後劉歆大力提倡古文經，並建議立古文經博士、學官，得以和今文學家抗衡，這受到今文學家的抵制，即今古文之爭。新朝成立後，王莽為上述古文立古文經博士。雖然東漢成立後古文經博士被廢，但不排斥古文經，而且民間研究風氣大盛，三國時期古文終於取代今文，成為學術正統[7]。

王莽改定文字為新莽六書，即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可分成古代文獻文字、通用文字與應用文字等。古文為孔壁經書的戰國文字，奇字是有非孔壁古文的戰國文字，均屬古代文獻文字。王莽为了拉抬古文经学的地位，所以將古文及奇字分列六书的前二位。篆書即秦朝小篆、佐書即秦朝隸書，為新莽時期的通用文字，兩個都廣泛運用，一般日常文書也是用佐書。繆篆為小篆變體，較為權威、莊重的場合使用，如銅器、印章、石刻、貨幣、瓦當等；鳥蟲書即秦體蟲書，用於旗幟和符信，與繆篆都是應用文字[48]。

语言学研究方面，揚雄曾著《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49]。王莽当政後，拉拢扬雄，任他为中散大夫。揚雄還写过《劇秦美新》，指斥秦朝，美化新朝[50]。

新莽西王母和凤凰墓畫。

新朝藝術屬於漢朝藝術的一個時期，比較有特色的有印章、書法與墓畫。新莽的印章屬於秦漢印章的系統，但其工藝水平高，古代璽印無出其右。新莽印章具有自己的風格，分成繆篆與鳥蟲書兩類，在制度、印文、字數、名稱諸方面，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印章有較大的區別，其所達到的藝術水準堪稱秦漢印章中最大的靚點[51]。

書法方面，《王俊幕府檔案簡》為起草正式文書的底稿，這是完全成熟的草書。而《郁平大尹馮君孺久墓題記》與《張伯升柩銘》相似，屬於繆篆。字形總體為方扁形，偏旁結構很明確地分為方、圓兩類，方形結構以直線銜接建構而成，圓形結構以曲線糾結盤繞形成，兩者構成了鮮明的對比[52]。

西漢末年到新莽時期，墓室內繪製的壁畫的面積增大，增入了世俗生活宴樂的內容。墓例有洛陽金谷園和偃師辛村的新莽墓，金谷園墓前室穹隆頂在白地上以朱墨等色滿繪彩雲，四壁影作枋柱，以象徵木結構建築。後室頂脊及柱頭斗子間分繪日月神靈異獸。辛村墓則除日、月及辟邪畫面外，其最有名的有《壁画宴乐图》与《西王母图》。並且繪有多幅門吏、庖廚、宴飲、六博等世俗生活的畫面[53]。

除了墓畫，自西漢宣、昭兩帝萌芽的畫像石也有充足的發展，以河南唐河出土的天鳳五年的「漢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為經典之作。該區畫像石的內容豐富，約有30餘。主要描述墓主生活的迎賓拜謁、馴虎騎象、樂舞雜技，反映儒家倫理道德的歷史故事，反映仙人思想的羽人、應龍、四首人面虎以及鎮墓辟邪神怪如蹶張、青龍、白虎、朱雀、鋪首銜杯等。由於主題明顯、內容豐富又質樸，而且紀年明確，所以十分被重視[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