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學校 (香港)

二帝書院和周王二公書院是錦田鄧族的家塾

村校源於依附於宗族祠堂或私人營辦的學塾、家塾、書室或書院，新界原居宗族和其後遷入的客家族群均非常重視教育，紛紛設館啟蒙，讓其子弟就館研經，用以考取功名，扮演著鞏固宗族勢力和團結宗族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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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躍頭善述書室是鄧族的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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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頭鄧族的敬羅家塾發展成啟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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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山鄧族的仁敦岡書室

新界早期的教育由宗族所辦的私塾提供｢卜卜齋｣教育，學童於啟蒙階段主要誦讀三本「紅皮書」，分別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稱《三、百、千》，目的是認字；其後才學習儒家典籍的《四書》、《五經》等。一般在村中祠堂、廟宇或書室等地方上課，幾乎是傳統大族的專利，被視為其子弟考取功名的踏腳石，一般佃農和相對較遲落籍的客家村落子弟難有機會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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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廖氏的應龍廖公家塾一度改為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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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鄉上村黎氏的植桂書室同時用作祭祀祖先和教育村中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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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蓉書屋由沙頭角禾坑村李氏客家族人於清朝初期興建

1898年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後，對原有的農村社會模式、生活習俗，包括教育政策均不作干預。直至1905年，當清朝廢除科舉後，各地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及推行新式教育，加入地理、常識和尺牘等新科目。民國成立，新界學塾亦開始仿照民國學制，惟基本上仍維持傳統的私塾教育模式。1913年政府首次立例規管香港所有公立及私立學校，要求所有學校均須向香港政府註冊。同年借調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高級中文教師宋學鵬在新界區進行了半年的調查工作，據統計當時新界共有學塾260間，學生人數3,223人，而1911年人口普查指出新界及離島居民共80,622人，5至15歲之間的人口共17,623人，故此入學率僅為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遠低於當年的國際水平。香港政府先向部分鄉村私塾提供津貼，從當時的260間學塾中精選50間，按就學人數及教學水平按月補助，每年資助金額60元，並對接受資助的學塾進行監管，派出考試官或查學員巡查相關的學塾。同時亦開始建立官立學校，政府先在元朗、長洲和大埔各建立了一所當時稱為「國家學校」的官立小學，每所各設有一名教師。到了1924年接受政府資助的新界學校合共約100所，入讀學生3,206人，當中有279人是女生。

此時開始有村校發展成新式的近代學校，加入現代課程，並有設有獨立校舍，不少傳統的私塾、書室亦改稱學校，促使部分新界村民放棄傳統的私塾教育，而將子弟送到新式學校就讀。現時新界很多歷史悠久的小學，其實是經歷過學塾、鄉村小學和現代化小學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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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鄉聯合白望學校前身白望鄉學校在更樓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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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正公立學校前身貫萬學校借用曾大屋其中一個炮樓作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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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村何東學校的前身宗福學校

｢彭氏宗祠｣和｢思德書室｣分別成為粉嶺公立學校的高、低年級校舍。

香港政府分別在1922年及1928年頒布《中文課程標準》及《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所有小學課程應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家政和女紅等，隨著政府向傳統地區書院提供津貼及成立「埔師」提供新式教師，部分私塾逐漸加入新課程。新界村校的成立，倚賴地方資源及地方人士與政府的合作。地方人士亦開始於人口較多的墟市內建立新式學校。而推動私塾轉營，建立獨立校舍，是發自民間推動，自行承擔募捐和籌辦。

初期村校上課地點五花八門，元朗屏山山廈村的｢華封學校｣借用村中的｢張氏宗祠｣分隔為兩個課室上課；｢鄉師｣在粉嶺圍成立的附屬小學，高小五、六年級以｢彭氏宗祠｣為校舍，而小一至小四則在同村的｢思德書室｣上課；十八鄉的｢永安學校｣於1938年註冊時以「大樹下天后廟」為校址。

除了由宗族或鄉事組織主辦的村校外，華僑、同鄉會、宗教團體亦紛紛在新界或離島辦學。｢長洲公立學校｣的前身是於1921年創辦的｢長洲公立義學｣；而元朗的｢鐘聲學校｣則由著名塾師黃子律個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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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封學校初期借用張氏宗祠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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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學校以｢大樹下天后廟｣的｢永安社｣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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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洲公立學校前身是義學，為免得失街坊，初時需要抽籤才可入讀

新界的鄉村學校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間創辦。1940年代至1950年代香港面對中國在抗日戰爭後爆發國共內戰，大量內地人逃難到港的「難民潮」，香港人口由40萬激增至100萬，人口激增而導致學額嚴重不足，小學的普及化成為政府當時發展教育的首要任務，港英政府相繼於1950年推出《十年建校計劃》以及1954年的《小學擴展七年計劃》。政府雖然著力建立新的官立學校，但仍未能應付所需，在政府鼓勵下，辦學團體可獲一比一配對津貼，一些民間社團和教會在九龍的徙置區開辦了天台小學，而大量鄉村小學則在新界各處湧現，有指那時每17天，便有一所學校落成。

雖然政府津貼最多五成的建校費用，但餘下的仍需依靠民間、村民自行投入。當時每一條鄉村都希望建立或者擴建本村的學校，但普遍經濟能力不高，建校費用往往超出村民的負擔能力，縱使是勢力龐大的宗族，亦要發動整個宗族，或聯合幾個祖堂的力量方能應付。辦學組織以不同的途徑籌募經費以集資辦學。除了本村村民捐資和移居海外鄉親捐助外，亦有拍賣公產用以籌款，僑所公立學校為建校而召開村民大會，透過出售「公田」得款8萬作為建校基金；而丹竹坑公立學校更將百年樟樹砍伐出售，所得佔集資總數的五分之二。此外亦有全村分攤集資，1958年的公立華封學校，資金由山廈村、欖口村和政府三方面分擔，村民更在農作物收成和出售禽畜時抽取百分之五作建校經費。同時亦不乏獻地建校，包括由辦學團體以擁有地建校，或土地業主願意永久租出作辦學用途，更有鄉紳捐出土地作為校園。

除出錢出地外，村民更出力親手建校，動員全村上下平整土地、搬運建材，南邊圍崇德學校創校時，每戶一定要付出勞動力，負責擔「十斗淡沙」；大嶼山的杯澳公立學校，建校時的磚塊由九龍購置，但當時貝澳沒有碼頭，運磚船在漲潮時將磚塊丟到海中，村民再於清晨四、五時潮退時才撿拾磚塊搬到學校地盤。對於村民，村校校舍的一磚一瓦和校園環境均來自其祖父輩當年胼手胝足的耕耘成果，而全村以及周邊的兩、三代子弟均是在同一所由大家建立的村校就讀，村校對於社區的重要性以及意義不言而寓。

一般鄉村學校按規定全校不能多於12班，於1950年代村校的高峰期，由於施行半日制准許開設上、下午校，有部份離島村校學額不足，更有超收的情況，以每班45人計，當時很多村校收取多達600-800名學生。

交回分區地政處的校舍只被鎖上及豎立告示，没有定期清理和維修，終因管理不善而荒廢。

自從70年代開始，香港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加上政府推行六年免費教育，小學教育普及至全港各地。然而新界農業衰落，導致不少村民移民海外，而新界交通網絡日益發展，學童可以出外就學，令村校生源流失；隨著新界新市鎮迅速發展，鄉村逐漸都市化，部分規模較小的鄉村學校被合併為較大型的中心小學，鄉村學校逐漸淡出提供教育的角色。新市鎮和新建屋邨的落成，同時設置現代的大型主流學校，更使到村校難以競爭；加上村校本身的地理環境及設施限制，難以吸引村外的學童入讀。眾多的原因導致村校生源萎縮，時代的變遷，令到曾經蓬勃一時的村校日漸式微而縮班甚至結束。

1990年代香港的生育率繼續下降，適齡學童人數逐年減少，由從前的「學位荒」變成「學生荒」，到了廿一世紀 ，特區政府的政策是學校應該愈大愈好，在這種思維下產生「千禧校舍」，小學由24班變成36班，每所上千人的規模。而設施和規模不足的村校難以與新型的校舍競爭，再加上鄉村逐漸都市化，以及政府以節省資源為本的教育政策；2002年當時的教統局更加推出新措施，若學校於每年小一收生不足23人便要殺校，使到村校一所一所地結束，剩下一幢又一幢荒廢的校舍，和為數眾多没有母校的校友。

自2003/04學年實施「統整使用率低的小學」政策至2014年，共有88所公營小學因未能符合小一收生的最低人數而停辦，當中有40所是「鄉村學校」。

停辦後的村校空置校舍的管理工作及責任會按照所在地點的土地業權處理，座落在私人土地或仍然受土地牌照或短期租約規管，其管理及維修保養將由相關的業權人或牌照持有人或短期租約承租人負責；而由政府部門接管用作其他用途的空置校舍，則由相關部門負責管理及維修保養；至於由分區地政處接管的空置校舍，會按照一貫土地行政的安排管理有關土地。如發現空地建築物的結構安全出現問題，相關的分區地政處會作出跟進行動[1]。已停辦的鄉村學校校舍，其中大部份空置，小數轉作其他用途，部份用作鄉村辦事處或康樂用途等[2]。

蠔涌西貢中心小學（上）於2007年停辦；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下）依靠非華語學生延續辦學。

1981年開始推行鄉村學校政策，將同區數間小型鄉村學校合併成規模完善的中心小學，總共開設4間分別位於西貢（兩間）、坑口和沙頭角的中心小學。蠔涌積善、北港民生、南圍南昌，界咸廉全、大南湖漢英、白沙灣滘西、窩美樂育和打蠔墩、蕉坑、麻南笏與輋間篤四和的8間學校，於1984年合併為位於蠔涌的西貢中心小學；1988年創立的沙頭角中心小學則兼併了萬屋邊萬和學校、麻雀嶺大華公立學校、沙頭角漁民子弟學校（漁類統營處沙頭角上午小學）、鹿頸公立學校、西流江漁民子弟學校和鴨洲漁民子弟學校等村校；1989年，位於坑口的成杏芳紀念學校落成，合併了布袋澳南燊、坑口公立、大埔仔廣培、坑口聖雲仙和井欄樹龍騰等5間鄉村學校；西貢墟萬宜灣鄉立學校和西貢公立學校、對面海漁統處西貢小學、沙角尾村育賢學校和菠蘿輋新聯學校於1995年合併為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但兩間位於蠔涌和坑口的中心小學先後被殺校。

由於新界人口變化，北區出現學額不足，政府視村校為學額增減的「緩衝」，於是為僅餘的村校興建新校舍，由平房改為兩層，以應付增加的學額需求。2012年《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進度報告書》決定撥款為6間鄉村學校興建新校舍及增加學額[3]，包括八鄉中心小學、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上水東莞學校、金錢村何東學校、沙頭角福德學社小學和新田惇裕學校。

而每當有鄉村學校停辦後，教育署會先考慮空置校舍可否可用作教育用途，如改作特殊學校或教學中心，如不適合作任何教育用途後，便會將校舍交由該區的地政處處置。目前，有部份舊村校校舍已改作鄉村委員會辦事處、村民社交康樂中心或童軍活動中心。惟大量村校校舍被迫荒廢，只有小部分在選舉期間變身投票站，由於制度僵化，大部份沒有任何活化再利用的計劃。

北區村校原本是殺校重災區，40所被殺村校中有10所來自北區。由於香港人北上工作、居住日漸普遍，同時亦有港人回內地結婚或找伴侶，其子女亦隨同父母居住內地，甚至是在內地出生，2007年在內地的香港出生子女有27,574人，到了2010年已經有40,648人，2011年多達43,982人。但家長仍然希望下一代接受港式教育，故此鄰近邊境的學校便成為最方便的選擇。早在2000年代，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的北區學校已向居住內地港人的子女招手，希望力挽狂瀾避免殺校。踏入2010年代，跨境學童數目年年大幅上升，教育局雖然實施加班、加派均未能解決北區學額嚴重不足問題。位處打鼓嶺禁區內的嶺英公立學校於2009年仍為收取23名小一新生而面臨被殺邊沿，但到了2014年已獲得約175名小一學生報名，另有將近200人前來叩門要求入讀，校方於作出篩選後，決定收5班小一，合共125名學生，並須要增聘老師應付教學需求[4]；而粉嶺公立學校當年面對收生不足問題時，一面參與在深圳舉辦的教育展，又派員在羅湖口岸派傳單，更曾透過中介公司出席推介會，其後改變策略直接到深圳幼稚園進行推廣，近年終於擺脫殺校陰霾， 叩門要求入讀更是絡繹不絕。以跨境收生來救亡，已非限於北區，屯門有學校搶奪居於深圳南山 、寶安區的跨境學童；而東鐵沿線大埔站和太和站亦出現來往中港兩地的學童，但大埔區內的村校已全部結束。

隨著雙非學童湧港，政府公佈的人口政策報告只在6間村校加建校舍，各增一班小一，2013年起增多162個學額。獲擴建的村校當中4間包括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上水東莞學校、金錢村何東學校和山咀公立學校位於北區；餘下的兩間是元朗八鄉中心小學和新田惇裕學校。每所學校增建6個課室，可提供額外162個學額，6個年級新增學額共972個[5]。

教育局表示小一學位的需求受到「雙非」兒童數目及2012年龍年效應影響，預計於2018/19學年達到高峰後會逐漸回落到一個穩定的水平。教育局與小學達成共識，應避免興建新校應付過渡期的學位需求，以避免回落後對小學發展的影響，並會積極探討使用空置校舍和擴建臨時課室，用以增加學位供應[4]。有政黨曾實地到北區已關閉的11間村校進行視察，發現包括古洞公立愛華學校、軍地公立學校及坪洋公立學校等3間村校重開的可行性較高，該3間村校校舍結構維持完整，鄰近住宅又有交通接駁配套，港府只要將它們重修，可為北區提供至少500個學位，以紓緩北區學額不足的問題[6]。但政府對利用空置校舍復辦學校的問題，以空置校舍多屬前鄉村學校，不少已經關閉多年及位置偏遠，缺乏足夠設施，加上地權問題等，未必適合再作學校用途為由而推諉了事[7]，其實當中如石湖墟田料米業商會公立學校的舊校舍與上水站僅5分鐘路程，而且關校不久，校舍和設施仍完好，可提供12個課室；另一所東慶學校位於上水大頭嶺村的空置校舍，離港鐵站亦只有10分鐘路程[8]。

亦有村校轉向服務新遷入社區的外籍社群，透過招收非華語學生及發展特色教育來增加學生。八鄉歷史悠久的「同益公立學校」在1960年代高峰期，學生人數有600之多，到了1994年僅餘48名學生，並於2003年與「石湖學校」合併而成「八鄉中心小學」。由於歷史原因，八鄉、錦田一直有尼泊爾人聚居，自2002年開始，同益公立學校已著手接收尼泊爾學生，逐漸在尼泊爾社群中建立口碑，校內學生也逐步轉為以非華語生為主，2011年學生人數升至200，八成是非華裔學生，分別來自尼泊爾、菲律賓、印尼、美國、日本、剛果等，尼泊爾人是最大的族群。

教育局會為所有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額外撥款，用以協助學校發展非華語學生的校本支援安排，增加非華語家長的學校選擇[9]。2012/13學年，八鄉中心小學的非華語學生佔校內總學生人數百分比達到89.8%，寶覺小學為94.6%，杯澳公立學校為67.9%，南丫北段公立小學為53.2%，梅窩學校為34.4%和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的39.1%[10]。

但政府亦希望幫助改善學塾的師資，從而引入新課程，因此在1926年在大埔成立「官立大埔漢文師範學校」（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簡稱「埔師」），但「埔師」一直沒有固定的校舍，只是租用民房上課，校舍先後設於大埔墟仁興街、北盛街和錦山漢家路。兩年的修學課程包括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體育、勞作、農科、生理衛生、教育學、教學法及學校管理等，學員除部份來自新界各地外，亦有來自深圳地區，入讀的學生無須繳交學費，但在畢業後必須留在新界任教，為新界村校提供教學人才。為配合鄉村的實際情況，「埔師」的課程包括農科，讓學員畢業後到鄉村學校任教時具有基本的農業知識。在農科課中，學生會到實習農場上課，課餘並要輪流在農場為農作物施肥除草；同時「埔師」並不教授英語。從1926年至1941年，入校16期，14屆的畢業學員共55人，分別投入新界各處的鄉村學校中任教。

1945年香港重光後，政府沒有在大埔復辦於1941年停辦的「埔師」，而於翌年在粉嶺創辦「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Rural Training College，簡稱「鄉師」），但同樣沒有固定的校舍，先後借用或租用港督粉嶺別墅（由時任港督楊慕琦借出） 、粉嶺兒童保育院（由胡文虎借出）及屏山張園作為臨時校舍。「鄉師」最終於1954年停辦，全體學生被安排到1951年成立的「葛量洪師範學校」上課，標誌著香港政府師範教育政策的改變，市區的師範學校同時為市區與新界的學校陪訓老師，即市區學校與新界村校的老師接受同一模式的師範訓練課程，而這兩個區域的學生亦將接受同一模式的教育。但由｢鄉師｣調校的同學課程有一個特點，就是每星期政府的農林署會派車送同學返回張園，學習種花生、養豬、養雞、豬隻交配等。「鄉師」歷屆畢業人數共181人，為新界社會作育英才。

「鄉師」是香港唯一沒有冠上港督名字的師範學校。在1951年成立「鄉師同學會」，於「鄉師」結束後，他們仍以同學會名義辦學，每人每月捐出10元，再加上地方人士的捐助，經過三年的籌集，連同戲劇義演籌募共約1萬元，在1957年開辦了「鄉師同學會學校（小學）」。鄉師小學停辦後，1989-1990期間譚萬鈞博士接手校舍，將「鄉師同學會學校」改為只辦中四、五年級的中學，至2001年停辦。於2002年再改為「鄉師持續教育書院」，開辦「展翅計劃」等持續進修課程。2007年，改為「鄉師自然學校」，屬私立小學，主辦以「自然.人本.自主」為理念的另類教育。1996年，適逢「鄉師」創校金禧紀念，在粵北推行「鄉村教師獎勵計劃」，並募款在貴州、福建、廣西、雲南、安徽及廣東等地建成13所「金禧希望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