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大地震

地震發生後眾多民眾感到恐慌混亂，許多謠言在受災地區內外傳播。當時，報紙上刊登了一些令人感到混淆的文章，包括東京和日本內閣遭到毀滅、整個關東地區沉入大海當中、伊豆群島因為火山爆發遭到破壞及一個巨大海嘯抵達內陸赤城地區等許多新聞。

當時市面上有多篇報紙報導聲稱日本朝鮮族在災難中犯下縱火和搶劫等案件，並稱他們打算破壞下江戶川橋等市內多條橋樑[14][15][16][17]，更有報導稱有中國人和聾啞的日本人被朝鮮人殺傷[13][18][19]以及有朝鮮人打算在火藥庫放火[20]。這些報導出現在9月2日至6日的《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河北新聞》等報紙中，其中《大阪朝日新聞》在9月3日的報章中指有貧窮朝鮮人在橫濱地區進行不當行為[13]，同日《東京朝日新聞》出版的號外亦稱該社的記者目擊朝鮮暴徒在横濱及神奈川前往八王子方向放火[13]。這些報導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憤怒，朝鮮人因而在東京和橫濱遭到大規模暴力鎮壓[21]。

當時自警团在城市、城鎮和整個村莊中設置路障並盤查路人。因為朝鮮人的口音與日本人不同，例如“G”或“J”的發音，所以自警團選出一些字彙當作示播列來區分異己，因為無法正常發出這些音的人大多被視為朝鮮人；其中一些人被要求離開，但是許多人遭到毆打或殺害。此外，也有很多人也被誤認為朝鮮人，例如來自溫州的中國人、琉球人與一些說區域性方言的日本人都被當作朝鮮人處置。被殺害的中國人超過七百人，溫州當地後來於1993年建立一座紀念碑以悼念這次事件[22][23]。不過，當時的橫濱市鶴見警察署署長大川常吉也對300名朝鮮人進行了保護，驅散1000名群眾，更為此當眾喝下被指称有投毒的井水以證其清白[19]。横須賀鎮守府也遵照戒嚴司令部的命令設立朝鮮人避難所[24]。根據吉野作造的調查，大約有2613名朝鮮人在事件中遭到殺害[25]，《獨立新聞》上海分社社長金承学則認為受害人數是6661人（此數字包括失蹤人口在內）[26]。根據日本內務省警保局調査[27]，有231名朝鮮人遭到杀害，43名朝鲜人受伤，3名中國人与59名日本人遭到误杀，43名日本人遭到误傷[26]。

日本軍方和政府在得知傳言後對部分內容有所懷疑，故開始調查，並發現部分內容純屬誤傳。於是，9月3日早上當局於市內張貼告示澄清[28]。8日，東京地方裁判所檢事正南谷智悌否定了部分流言的真確性，不過亦證實了確有朝鮮人犯罪的事件發生[29]。10月開始，政府起訴了362名自警團成員，指他們涉及殺人、殺人未遂、傷害致死、和傷人等四項罪名[30]，自警團後於11月被強制解散。[31]

2013年，《朝鮮日報》發布了一篇名為「關東地震90年還原日本人屠殺朝鮮人真相」的報導，該報導聲稱在9月1日發生地震當晚，「日本警方開始散佈朝鮮人正在殺人放火以及朝鮮人在井水裡下毒等謠言，並在翌日以更快的速度傳開。」，並稱日本軍人和警察積極散佈朝鮮人犯罪的謠言是「毫無根據」，更指「多區警署署長公然表示允許殺害朝鮮人」，又引述「持有槍械的戒嚴軍和各地自發組建的3600多個自警團在大街上『屠殺朝鮮人』」、「日本軍人、警察和平民均參與了大屠殺」[32]。2003年，《证言集》的作者西崎雅夫指出：「日本政府隐藏了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军队或警察介入朝鲜人屠杀時直接杀死朝鲜人的事情，而当时一般群众因为相信朝鲜人在杀人放火，认为军队在保护自己，故日本军队在處決朝鲜人時都高呼‘万岁’。」，又指控日本政府在當時製造謠言、使用酷刑和輕判日本人，而且「正在逐渐忘记过去引起战争的原因。」[33]該年8月31日在东京明治大学举行的学术发表会上还有人認為，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实际煽动了对韩国人的大屠杀，如《东京每日新闻》发行了题为“不服从日本的朝鲜人四处放火”的号外等[34]。大韓民國國家紀錄院公開的資料指出，日本當局動用了警察和消防隊伍等公權力屠殺朝鮮人，犧牲者之中包括未滿10歲的兒童，甚至還有2歲嬰兒[35]。有韓國學者更公開保存資料，照片顯示當時有許多女屍被發現時其下半身是裸露的[36][37]。

關東大地震發生之後，許多在日朝鮮人被殺害

日本內閣府於2007年發表調查報告，當中包括了對當時流言和報導的調查[38]。

虐杀朝鲜人的同时，自卫团趁着屠杀的动乱，抢劫和杀害中国华工。据不完全统计，约有700多名中国人在这次屠杀事件中遇害[39][40][41]。

东京大島町是浙江温州华工聚集地，地震发生后，数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团”团员、警察和军人手持枪械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强迫华工交出财物后，将客栈内174位华工骗至空地乱砍乱杀，当场杀死173人，只有头部遭受重创、一只耳朵被乱刀砍下的黄芝连幸存[41]。该次惨案是当时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在日本外务省记录上被称作“大岛町事件”[39][41]。接着，日本军国主义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进行屠杀，700多名华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39][41]。

王希天是来自长春的公费旅日留学生，震后，他听闻“东瀛惨案”，只身一人骑自行车去出事地点访查。9月12日凌晨3时许，日军中队长大尉佐佐木、中尉垣内八洲夫二人，奉戒严司令部长官之命，把王希天残杀于龟户町逆井榜旁，时年27岁[39]。王希天被垣内八洲夫在背后齐肩一刀斩去，面庞、手、脚都被斩碎，另被掠走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41]。

1923年10月，在全国强烈抗议怒潮的压力下，新任中華民國驻日代办施履本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中華民國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等，赴日调查。1924年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对此次事件进行判决：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但赔偿始终未有具体执行。随着多次战争爆发，此次“东瀛事件”逐渐被淡忘[42]。

由多家事業所廠房嚴重損壞所導致的失業人口激增，加上政府政策處理上的問題，引致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

在震災中，大部份磚造房屋倒塌毀壞，且當時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建築物為數不多。其中，由建築師内藤多仲設計，在震災發生前三個月完工的日本興業銀行總行基本上沒有損壞，成為各界高度關注耐震建築的標準。

1924年（大正13年），大日本帝国政府改正了原本1919年公布，並於次年開始施行的《市街地建築物法》，成為日後《建築基準法》的標準。

由震災造成的火災引燃了密集的木造建築，導致當地傷亡慘重，因此於災後重新進行行政區劃整理。在地震發生之後，後藤新平組織了一個涵蓋東京的公路、鐵路和公共服務等網絡的重建計劃，東京市內的公園全部被作為可以容納民眾避難的處所，並為公共建築物制定嚴格的建築標準。

鐵道省汲取木造車廂被燒毀的教訓，研發較安全的鋼製車廂，並於1927年全面更換。

東京在受到這次大地震的破壞後，一些政府官員曾考慮遷都其他地方的可能性，甚至討論到新首都的可能地點（包括京城府近郊的龍山、加古川與八王子市等地）[44][45][46]，但是後來在9月12日復興東京的詔書宣佈後[47]，遷移首都的構想遭到否決。不過震災導致大量人口移居大阪，使得1920年代大阪人口一度超越東京。詳見大大阪時代。

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全國據統計有12765輛汽車。

1924年（大正13年），震災後該數字激増為24333輛[48]。

1926年（大正15年），該數字為40070輛[49]。

1929年，經濟大蕭條發生，該數字仍持續逐漸增加中。

谷崎潤一郎等關東圈文化人士移住到阪神地區；因震災而失業的東京天婦羅職人移居日本各地；關西風的黑輪開始在關東傳播[50]。

尚在横须贺海军工厂改裝中的「天城号航空母舰」从船台上倒下，龙骨移位并严重损毁，最终被迫废弃拆解。

日本為緩和國內壓力，彌補國內的資源不足，從而加速醞釀已久的大陸政策，透過侵略中國來攫取更多資源。

美國設計師法蘭克·洛伊·萊特計算東京帝國飯店可以承受地震侵襲，但事實上該建築仍受震災影響；不過因為該建築承受之地震作用力仍在預期內，所以持續使用到1968年為止。美國駐日大使館在地震中遭破壞，導致美国驻日大使賽勒斯·伍茲搬到飯店辦公。

日本政府在1960年宣布9月1日為一年一度的「防災日」（當天也是關東大地震37週年），提醒人們準備預防地震災害的重要性；在每年的這一天，日本各地學校會默哀地震所造成的傷亡，並進行防災避難演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