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复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后，下令撤销1917年6月解散国会令，恢复国会。国会恢复后，重新设立宪法会议，继续1917年中断的制宪工作。由于选举总统需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而出席宪法会议的人数仍未足总统选举会所需要的法定人数586人，总统候选人曹锟公然发给各议员5000元贿选费以图得选，并修改国会组织法。随后总统选举会终于成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10月4日，宪法会议完成地方制度二读会；10月6日完成国权部分二读会。因两院议员受贿，为掩盖行径，急于完成宪法。10月8日，宪法全案完成三读会。宪法于10月10日颁布。当时舆论称其为“贿选宪法”。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国家机构示意图

该宪法基本为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扩充完善版本，但与1917年二读时宪法草案相比[2]，规定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俱经宪法明白列举，地方事权的范围，初非中央的普通法律或命令所能增减；所以该宪法是一部联邦制宪法。宪法共十三章，分别为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与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内阁制已经改为总统制，但总统仍然需要国会选举产生。国会选举总统一直是民国初年各项约法的共同特点。这种由立法机关选举总统的做法与西方各国不同。直到1947年公布施行新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由民意机关国民大会选举产生。

由于该宪法为国会制定，且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第一屆國會法統已經失效，本身即难以服众，再加上開會制定程序倉促草率，且欠缺憲法施行附則。如以第六條第二款為例，『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似乎誤解保護狀(出庭狀)非由法院發出，顯見當時該法通過倉促與對西方法治人權處於一知半解狀態。[3]但也有不少人，如張君勱，將計就計，以此憲法牽制住曹錕權力。在广州的孫中山中华民国军政府不承认这部宪法。中共也不承认该宪法，毛泽东曾经在1940年[4]评价说：“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毛泽东為數不多的公开表示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讲话之一。但近年来有学者对该宪法给出较高的评价，认为該憲法雖通過倉促，但通過前仍反覆研討，多方斟酌，仍具一定價值。並採列舉式，明定中央與地方個別事權，賦予各省訂立省自治法，爭議事件分歸國家與各省，採納當時地方分權制度精神[3][5]，不失世界潮流。

雷震在其所著的「中華民國制憲史：制憲的歷史軌跡-1912-1945」，對於該憲法有進行分析，對於該憲法評價為「是中國革命後制憲以來，一部系統比較完整而民主的憲法。」。認為此憲法與五五憲草同為1947年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與形式。此部憲法以天壇憲草為藍本，僅為修正幾點。

與藍本天壇憲草比較，主要差異為：

增設「第二章 主權」。增設的「第五章 國權」與「第十二章 地方制度」，因應當時「聯省自治」的聲浪而增訂，採以美國和加拿大式的聯邦制。

在「第四章 國民」方面，第六到十二條是有關人民的基本權利。除第六與第七條由「保障人權」觀點著眼外；第八到十二條的「非依法律不受制限。」限制人權著眼。第十二條「遵從孔子」置於信仰自由之前，顯然有所矛盾。

在「第六章 國會」方面，第五十一條，取消天壇憲草第三十四條第二款「國會委員會」不合理規定，因有違反「代議政治」。第六十九條增添對兩院議員除現行犯，非經兩院許可不可逮捕。第八十九條的不信任案後，對行政機關解散國會限制過嚴。

在「第七章 大總統」方面，取消總統緊急命令權與頒予榮典權。

在「第九章 司法」方面，第九十八條之第二款，仿美國憲法，「最高法院院長之任命，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在「第十章 法律」方面，修自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七項。但原天壇憲草第九十二條「如兩院各有議員三分二以上仍執前議時，應即公佈之。」較合理。第一百零七條，可有可無。[6]

• 《中华民国宪法》
• 《中华民国约法》
• 曹锟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