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

1932年发动两当兵变时的习仲勋

1913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习仲勋生于陝西省富平县淡村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习宗德、母亲柴菜花。1920年至1925年（7至12岁）在杜村小学读书，1926年1月（13岁），在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高小读书。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在富平县立第一高小读书，因组织学生反对傳統的舊式教育制度，年底被迫休学。1928年1月，在三原县第三师范读书。1928年春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

1932年3月，习仲勋与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等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4]。随后部队在攻打永寿县城时被打散，习仲勋秘密返回家乡。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人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习仲勋成功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5]。

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景范等到保安县瓦子川迎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6]。之后，习仲勋在甘泉县王家坪被中共西北代表团负责人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陕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逮捕送瓦窑堡关押。10月在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得以释放平反[7]。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4月东北军攻占关中区后，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工委书记，坚持斗争。同年6月，习仲勋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9月，习仲勋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游击队政委、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

1937年10月，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8]。1939年5月，习仲勋兼任关中专员公署专员。1940年，习仲勋任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校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1941年8月，习仲勋任关中军分区兼警备第一旅政委，与文年生指挥八路军向国军挑衅。1942年8月，习仲勋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9]。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米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4月，他在郝家桥村蹲点时，发现并树立了劳动英雄刘玉厚这一典型，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对“左”的偏向予以抵制和纠正。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同年8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攻击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国军部队[11]。

1949年6月，习仲勋在西安各界保卫西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1946年11月，他策动国军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投奔中共。1947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他任政治委员，其后与司令员张宗逊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2]。

1947年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行重点进攻。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习仲勋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13]^:178。中國共產黨调动5000兵力[14]，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国军19日攻入延安，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13]^:179。随后，习仲勋与彭德怀指挥了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号称“三战三捷”[13]^:188。5月下旬，习仲勋与彭德怀率主力进攻陇东，打击马鸿宾部，收复环县、定边、靖边、安边等地[13]^:189。

1947年7月，习仲勋担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其后，他协助贺龙组织军区工作，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并组织后方支前。1948年2月，习仲勋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2月又担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5]。1949年6月，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

1955年，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宣读授衔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他组织了西北地区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工作，并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

1952年9月，为了即将施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要撤销六大行政区，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第一要员进京，史称“五马进京”[16]。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個人秘書（1952年6月－1961年8月）是抗日期間解放日報記者田方，兩人在抗日戰爭陝西結織，後來田方官至國家計委。[17][18][19][20]

1962年，李建彤著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先前，李建彤邀請習仲勳審閱小說稿。習仲勳認為，小說中並沒有把劉志丹的真實寫出來，提出要把小說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但習仲勳忽略了一個避嫌的問題，因为小說以虛構人物來取代真實人物，其中一個政治部主任就是以習仲勳为原形。習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避嫌，導致日後習被扣上篡黨篡國罪名。小说发表之后，康生宣称《刘志丹》是反党小说[21]。同时，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以便把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

习仲勋于1967年9月在陕西咸阳西北农学院被群众批斗。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康生在會議上，指《劉志丹》是用作為高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會議，毛在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條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22]，毛澤東唸了這張紙條後，毛澤東又說「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後來，在康生策劃下，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1963年，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后，《刘志丹》被定性为“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其后，习仲勋在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学习”，接受审查。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被批斗。1968年，习仲勋被接回北京卫戍区“监护”。1975年5月，习仲勋解除“监护”，仍回洛阳。

1978年2月，习仲勋返回北京，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1978年4月后，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12月，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80年1月，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23]。1978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并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虽然有人持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还是得到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24]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25]。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受到的政治诬陷予以平反。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81年3月，参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6]。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習仲勳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排名第一的副委員長，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习仲勋虽然对人民群众的激烈的暴力行动不能表示满意，可还是站在追悼胡耀邦老同志的一边[27]。1993年3月，將近80岁的习仲勋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退休，之後長期住在廣東深圳[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