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符号

中國從先秦時代就已經有標點符號，可以從20世紀以來的考古文物中見到。只不過這些符號沒有統一標準，沒有流傳到後世。商周时代，中国就已有标点符号萌芽了。在戰國時代的竹簡中就可以見到「└」型符號，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結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現代的逗號與句號，用來表示斷句。[3]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丶），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𠄌），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4]

在古人的記載也提到了標點符號中，《宋史·何基传》如：「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因此，中國古代只不過沒有用現代白話文的標點符號，而不是沒有標點符號。

中國古代文書（文言文）一般不加或不常使用标点符号，而是通過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註 1]；有時會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人趙恬養增訂解人頤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說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7種解釋方法。

又因為古代文書普遍不加標點符號，會給未加訓練者造成閱讀的困難。因此，1919年11月29日，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周作人、胡適等人聯名提出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2月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用白話和新式標點寫作的第一部「新書」。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國9年（1920年）2月2日，教育部以『教育部訓令第五三號』「令京師學務局、各教育廳、各高師校：據國語統一籌備會函送新式標點符號全案請予頒行等因前來查原案內容遠仿古昔之成規近采世界之通則足資文字上辨析義蘊輔助理解之用合亟檢同印刷原案　冊令行該局廳校查照酌量分配轉發所屬學校俾備採用此令。附原案　冊。教育次長代理部務傅嶽棻」[5]。

195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9月26日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1951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

1987年4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再頒布《重訂標點符號手冊》。

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了《标点符号用法》。

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在1990年版《标点符号用法》的基础上发布了“GB/T 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

199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实施。

2008年12月，中華民國教育部發行《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

201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发布。隔年 2012年6月1日，“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正式实施。

中文標點符號所佔的空間大小通常與漢字一樣。因為中文的版式有直排、橫排兩種，某些標點符號也有直排、橫排兩種。由於兩岸分治，標點符號的具體規範又分為如下兩種（香港虽然传承两岸之中华文化，兩種混用，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双引号等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先用雙引號，内部如需再引用，再用單引號，若再需引用，使用雙引號，以此类推。直排仍保持双引号在外，改用和。 [1]
• 中华民国教育部：先用單引號，内部如需要引用，再用雙引號。而雙引號內部又需要引用，則再用單引號，如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