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館

《清史稿》体例的讨论制定，大概经过两阶段。第一阶段为清史馆内外人员上条陈提建议。第二阶段为组织讨论、拟订史目，该阶段又分成两个步骤：一、清史馆内讨论并拟订草目，二、清史馆向社会公布拟订的草目、修改补充、确立史目。[1]

第一阶段，清史馆内外人员陆续致信清史馆或者馆长赵尔巽，提出体例方面的建议。“当开馆之初，首先讨论体例，时建议者众。”“体例未定，建议蜂起。”主要建议有：[1]

• 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吴士鑑、杨钟羲、陶葆廉《拟开馆办法九条》。
• 梁启超《清史商例第一、二书》。
• 吴廷燮《清史商例》。
• 金兆蕃《拟修清史略例》。
• 吴士鑑《陈纂修体例》。
• 袁嘉谷、陈敬第《陈清史凡例商榷》。
• 朱钟琪《拟修清史目例》。
• 袁励准、王桐龄《上纂修清史管见书》。
• 张宗祥《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
• 朱希祖《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
• 刘树屏《陈述邦交志意见书》。
• 卢彤《条陈征集书籍及分类纂修办法》。[1]

第二阶段，清史馆对纂修体例进行讨论，“馆中集会数次”，主要涉及下述问题：[1]

• 史体定位：国务院之呈请以及袁世凯的大总统令中，将清史定为“踵二十四史”之作。在第一阶段的清史馆内外人员建议中，也多认为所修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后体例如何，自当别议”，清史应为“与二十四史并列之书。”所以绝大多数人建议采用传统的纪、志、表、传旧史体。大家对纪传体认为“一代之史，实以纪传包括为宏，故后述目录者，皆以斯体为首，名曰‘正史’。”“史记为正史之祖……今修清史，于世家考谱之类，皆无所取，自当以纪志表传四者为定。”梁启超提出新体，即采用载记、年表、志略、传记组合成的综合体例，但实际上也未超出纪传志表的旧史体结构。因“梁启超所言尤繁伙，然多不中义例”，而“各家所上史例，多数偏于旧史体裁”，故讨论结果“众以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仿依据旧史，稍广类目，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1]
• 史目确定：体例的讨论主要是史目的讨论制定。一是组织清史馆内人员，就清史馆内外人员提议的例目展开讨论，并采用多数人建议，拟订草目。二是将草目公诸报端，交给社会评议。清史馆最终修改补充，确立史目。1915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易培基在见到公布的例目之后，在《甲寅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6号发表了《清史例目证误》一文，文中称：“曩于报端，见缪君荃孙所编清史例目，误漏逢午，触目皆是。”易培基所见的缪荃孙所拟清史例目，并不是缪荃孙和于式枚等人合上的《拟开馆办法九条》中的拟目，当属清史馆初拟的例目，该例目为：[1]

•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 志19篇：天文志、灾异志、时宪志、地理志、国语志（附国书）、氏族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附卤簿）、选举制（下分制科、文科、武科、学校、荐擢、推选、封选、封荫、考绩、捐纳）、职官志（下分官制、内官、外官、内务府、宦官、女官）、食货志（下分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仓库、盐法、茶法、钱法、矿产、俸饷、征榷、国用）、河渠志、兵志（下分八旗、绿营、防军、乡兵、土兵、水师、海军、边防、海防、训练、制造、马政）、交通志、刑法志、艺文志、邦交志、外教志。
• 表9篇：诸王世表、公主世表、外戚世表、诸臣封爵世表、藩部世表、宰辅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通年表。
• 列传19篇：后妃列传、诸王列传、诸臣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畴人列传、忠义列传、孝友列传、明遗臣列传、隐逸列传、艺术列传、烈女列传、卓行列传、货殖列传、土司列传、客卿列传、属国列传、叛臣列传。

清史馆听取社会意见之后，对草目进一步修改，最终确定了《清史稿》的目录：[1]

•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 志16篇：天文志、灾异志、时宪志、地理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选举制、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
• 表10篇：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
• 传15篇：后妃、诸王、列传不立目、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遗逸、艺术、畴人、烈女、土司、藩部、属国。

• 史例确定：包括纪、传、志、表的撰写方式、格式、顺序，及用字、加注等等。经过讨论，清史馆大体以于式枚等6人《拟开馆办法九条》的建议为主，兼采他人建议。总体上对史例所议颇多，但形成统一规定者较少，还有的“当时议定凡例，而有遵有不遵。”[1]

清史馆开馆初期，于式枚、吴士鑑、袁嘉谷、张宗祥、卢彤等人，均建议搜集档案、博采书籍。馆长赵尔巽曾经致函教育部名誉撰修云章，请教育部派专员协助调查档案，该函称：“史馆初开，以考献征文为急务，官书而外，惟朝章宪典之宜求总汇，虽在中枢，考证必资档案……拟请执事就部员中，妙选通才，遴委一二员，遥襄史局，专任馆务。”有人还建议，为征集史料，应“重以酬金”。但后来清史馆在纂修工作中，史料收集非常有限，清朝档案大多未能利用。清史馆利用的史料主要有：[1]

• 档案：
  • 国史馆大库档案：包括各朝实录、起居注、方略、国史馆编纂的满汉臣工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列女传等传、天文地理诸志、各省方志等等。 清史馆用得最多的档案，是清朝国史馆为撰修清朝国史而采编的各类史料，主要包括传稿册、履历片、履历清册、行状、奏稿、年谱、祭文、咨文等等，其中除了传稿之外，其他均摘录自官方文书。[1]
  • 军机处档案：朱师辙《清史述闻》称，当时此批档案“存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厅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未见。”所以清史稿仅极少数人利用过其中的鸦片战争及白莲教档。[1]
  • 其他：例如方略馆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国子监档案、各部院及各省督抚署档案。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建议利用这些档案，但因这些档案尚未整理，又有档案归属等问题，所以清史馆的撰稿人均未能利用。清史馆撰稿人在撰稿过程中，参照了《清实录》、《清会典》、《圣训》、《东华录》等官修及私修的史书。[1]
• 采访书籍：清史馆本来拟征集书籍，即各类图书、各埠报章、名人事略、各省地方志、各省舆图、名人手札小照等等，并制定了《清史馆征书章程》，行文中国各省。此后，江苏省、浙江省设采访局；云南省、甘肃省、山东省等省则设专门访员，如山东省长公署曾为此制定《清史馆访员征集史材办法》12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史馆档案中，便有一些当时各省呈送的相关人员行状册等材料。但或许因其史料价值不大，经过同《清史稿》内容相对照，可见这些资料多未被采用。此外，当时有些地方还有私人呈送书籍至清史馆；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江苏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也均呈送书目及史料到清史馆。[1]

北京政府设清史馆修清史，从经费、人员、资料等方面均对清史馆给予了较大支持。[1]

在人员方面，袁世凯准开清史馆，本有羁靡前清遗老之意，故赵尔巽获聘出任馆长时，提出“往代修书，即以养士，欲援曩例，以絷逸贤”，获得袁世凯同意，并拨给足额经费，由赵尔巽广聘人员，特别是清朝的耆儒。经政府支持，清史馆还从政府机关聘请了不少专员、访员，负责修清史的联络、资料征集等工作。例如清史馆先聘请教育部执事于仲汉任名誉撰修，后来教育部又派佥事吴震春、兼任秘书陈任中为专员，专任清史馆调查案卷之事。各地方如山东省等省份，则选派访员，专门负责征集史料。[1]

在经费方面，北京政府主要在前期对清史馆投入大量经费。1914年到1916年，袁世凯执政时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几乎为零，但拨给清史馆的经费仍较为充裕，每月拨10多万银元，清史馆人员中每月薪金最高者达到600银元。经费主要来自北京政府的“善后大借款”。1914年5月17日，北京政府审计院在咨财政部“催清史馆速交开办以来各月支出计算书事”中称：“该馆本年三、四两月经费，系由善后借款项下开支。”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中间历经张勋复辟，北京政府财政困难，清史馆经费顿时减少10万元，其后逐渐递减，清史馆经费每月仅三、四千元，有时还常用国库券、公债券代之。再后来竟无经费拨给清史馆。经费减少导致编纂人员纷纷离去，从第一期撰稿人66人减少到第三期14人。到编纂工作的最后阶段，清史馆所余的十多人等于半尽义务，连抄稿费都无着落，最终赵尔巽向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人募捐，方才勉强维持了清史馆的运作。这些募捐款主要用于后期对书稿的整理、校对、刊刻。因经费有限，仅能勉强将书印出，清史馆剩余十多人的薪水仍然无着。书印出之后，按照预约价每部书为100元，有人曾提议按该价将书分给各位编纂者，以偿拖欠许久的薪金，后来由于遭到多数人反对而未实行。[1]

在其他方面，北京政府主要在办公场所及资料方面提供了支持。政府将东华门内清朝国史馆办公处及会典馆作为清史馆的办公场所。在政府支持下，清史馆还得以向各省、各衙门征集档案、书籍等等资料，并得以利用清朝国史馆的档案。[1]

《清史稿》的纂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自清史馆开馆到民国九年（1920）初，主要是编纂初稿。清史馆开馆初期，先后延聘130多人，实际到馆者80多人，分别担任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勘等职务。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六年（1917年）时，成稿最多。1917年夏，张勋复辟，清史馆受战争影响闭馆数月，撰稿工作停顿。恢复之后，因经费已经减少，撰稿人大多散去，“消息阒寂，无人闻问”。该阶段撰成的史稿主要包括：[1]

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吴廷燮撰诸大臣年表、部分本纪及地理志内外蒙古七卷，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康熙朝大臣传、土司传，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朝列传及列女传，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袁励准撰部分列传（后全未采用），万本端撰礼志、舆服志，邓邦述撰太祖、太宗本纪及光绪、宣统朝大臣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姚永朴撰部分列传及食货志盐法卷，罗惇曧撰交通志，吴广霈撰邦交志、地理志安徽一卷及部分列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并补辑舆服、选举二志，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等，张启后撰选举志、交通志，韩朴存撰地理志东三省卷、属国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李岳瑞撰部分列传，叶尔恺撰宗教志之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李景濂撰部分列传（后未采用），成昌撰氏族志之满洲、蒙古、汉军三卷（后因《清史稿》删氏族志而未用），金兆丰撰地理志之浙江一卷及光绪、宣统朝列传，李哲明撰部分列传及食货之田制一卷，马其昶撰光绪、宣统朝大臣传，唐恩溥撰地理志之广东、湖南二卷，刘师培撰出使大臣年表，黄翼曾撰部分列传，王树枏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奭良撰部分列传，瑞洵撰部分本纪，戴锡章撰邦交志，朱师辙继其父朱孔彰撰咸丰、同治、光绪朝列传并补儒林、文苑各传共170余篇，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等等。

清史馆内当时设有功课簿，在纪、志、表、传等有大致分工。其中列传撰稿人最多，每朝均设有主体撰稿人，但每朝均出自众人之手，撰传的人许多都不谙习史例，还有的请人代撰，代撰之人有些更不懂得史例，所以稿件不能用者很多。这第一阶段如同一盘散沙，“虽议有体例，而无总阅之人，总纂与协修等皆无联络统系，故人自为政，总纂与协修实平等，稿之能用与否，无人过问。”后来，李景濂撰吴汝纶传，冗长之至，印出示众后，众人称该传有违史例，李景濂乃自请告退。馆长赵尔巽此后方才稍加重视，开始对稿件质量加以甄别。[1]

第二阶段：1920年三月到1926年秋，主要是“整理收束史稿”即统稿，并且加聘邵章为提调，“专司其事，与撰稿各员接洽”。1918年缪荃孙到北京后，随即提议“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但当时未获采纳。1920年三月，史稿初备，遂进行整理，“有西馆编比之举”。1922年初，清史馆召开了一次有关统一列传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柯劭忞、王树枏、夏孙桐、马其昶、姚永朴、奭良、金兆蕃、张尔田、金兆丰、王大钧、邵章等十多人，议决办法十多条，并且议定全传脱稿期以该年农历十二月为期限，分成农历四月、七月、十二月终三期交稿。当时在馆人员仅有二十多人，会上做了分工，由柯劭忞、金兆蕃、奭良任国初，奭良并任诸王传；缪荃孙、吴士鉴任顺康（吴士鉴未到，缪荃孙旋即去世，乃以张尔田任之）；金兆蕃独任雍乾；夏孙桐任嘉道，以王大钧、朱师辙协助；王树枏、柯劭忞任咸同，以朱师辙协助；马其昶任光宣，以邓邦述、金兆丰、姚永朴协助。此次会议仍未能统一撰者（统稿人）的工作准则，议定的凡例也有不遵行者，工作进度不一，经过两年才勉强完成。而咸同光宣四朝的稿件仍不合用，清史馆乃推柯劭忞、夏孙桐再行整理，柯劭忞又委托金兆蕃，但因政局动荡，清史馆没有经费，夏孙桐、金兆蕃二人均未着手整理，所以后来《清史稿》刊印时，光宣诸传仍然采用初稿。在列传之外，纪、志、表等本来多有专撰之人员，此时仍在清史馆者继续编订，离馆诸人的稿件则大多未加整理。所以第二阶段统稿，主要是对列传进行统稿，到1925年“已有大段结束”。此时“复再议修正”，由于人员更少，经费无着，所以已经难以进行。[1]

第三阶段：1926年9月到1928年5月，是聚稿刊行。1926年秋，全稿初具，馆长赵尔巽因年老力衰，希望早日结束编纂，故向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筹得款项，准备将全稿刊印。当时清史馆中有些人员以为史稿尚未经过总阅审定，错漏之处很多，不便很快刊印。1927年初，清史馆集中了尚留在馆内的柯劭忞等十多人，分工展开终审定稿：柯劭忞、奭良、金兆蕃、李哲明总阅本纪；王树枏、吴怀清、俞陛云、金兆丰、戴锡章、朱师辙等人总阅各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金兆蕃总阅列传，其中金兆蕃任乾隆之前，夏孙桐任嘉庆之后；汇传由夏孙桐任循吏传、艺术传，章钰任忠义传，柯劭忞任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其他各传均归金兆蕃审阅。全部史稿计划三年终审定稿。但“甫逾半年”，到1927年中，赵尔巽突提议将全稿立即付印，且赵尔巽在“病中尤急不可待”，清史馆人员虽有不同意见，但恰逢联系筹款的袁金铠来到北京，赵尔巽乃将经费交袁金铠，委托其刊印。赵尔巽在发刊词中说：“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名之《清史稿》。议定之后，催促编审各员加快进度，每卷完成，随即交馆刊印，计划用一年时间刊印完成。袁金铠遂召来金梁为总校，正式开始刊印。同年九月，馆长赵尔巽病逝，柯劭忞代馆长，因和袁金铠、金梁的意见不一致，遂“交稿不阅，即付金手”。由于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很快，所以清史馆又将刊印期缩短为十个月。大批书稿未及审阅修订，即交付刊印，例如光宣列传、艺文志等等都是采用未经审阅的旧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专传，在印书即将结束时尚未审阅修订完毕，金梁遂直接采用初稿付印。这次刊印共536卷。1927年12月印出了各朝本纪以及一部分志、表、列传，共计50册。1928年5月，印出了其他部分共计81册。当时共刊印1100部，其中金梁运往山海关外400部，称为“关外本”。剩余的700部，因为清史馆人员发现金梁在刊印前私自增改稿件，所以又进行了抽改，形成“关内本”。第三阶段工作极为薄弱，多数稿件未及详细审阅，甚至根本没有审阅，而且由于始终没有总阅之人，所以已经审阅的稿件也不能视为终审定稿。《清史稿》以“未成之稿，遽以流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