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

鸦片是从一种原產於小亞細亞之一年生草本植物「罂粟」未成熟蒴果经割伤果皮后，渗出之白色汁液干燥凝固而得，含多种鸦片生物碱，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

生鸦片呈褐色，有些品种则呈黑色；可制成圆块状、饼状或砖状；一般表面干燥而脆，裡面则保持柔软和有粘性，有刺激性气味——陈旧的尿味，味很苦。生鸦片中除了15%-30%的矿物质、树脂和水份外，还含有10%-20%的特殊生物碱。

生鸦片经加工处理后，成为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熟鸦片就是生鸦片经过烧煮和发酵后，制成条状、板片状或块状；其表面光滑柔软，有油腻感，呈棕色或金黄色，通常包装在薄布或塑料纸中。吸毒者吸食时，熟鸦片可发出强烈的香甜气味。

生物碱可分为三类，即，

• 第一类是吗啡类生物碱，其中又包括三种成份，吗啡——含量10%-14%，可待因——含量1%-3%，蒂巴因——含量约为0.2%；
• 第二类为罂粟碱类生物碱，含量为0.5%-1%；
• 第三类是盐酸那可汀类生物碱，含量为3%-8%。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會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導致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顫、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等戒断症状；过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以及性冷感，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

鴉片在歐洲及中亞有長久的使用歷史，被當成一種藥物。而依照過去的統計顯示，清朝时中國人最愛吸鴉片（濫用鴉片）[2]。鴉片生理傷害及成癮性與嗎啡、海洛因不同，後二者為高提純、注射型的毒品，相較之下，鴉片對人體危害稍減；酒精、菸草對人體的傷害與依賴性並不亞於未提純的鴉片。

中國人用來吸食鴉片的煙具

唐朝時，罌粟經由大食進貢而傳入中國[3]，四川在唐朝已經種植罌粟，叫做阿芙蓉；佛教僧人義淨（635-713）亦從印度將鴉片傳入中國，當時稱為「藥煙」。宋代士大夫用鴉片煎茶是時尚，蘇東坡詩云：「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鶯粟」即罌粟。明朝成化年間學者徐伯齡所著的《曋精雋》卷十《合甫融》條中首次出現鴉片一詞，並提及宮人到明朝境內多個省分大量收購鴉片。鴉片並列为藩属“贡品”，作为中药之用，《大明會典》記載藩屬國給明皇室進貢“烏香”，即鴉片，暹羅給皇帝進貢兩百斤，皇后一百斤。《本草綱目》將罌粟列在“穀部第二十三卷”中：“罌粟秋種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葉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結青苞，花開則苞脫。花凡四瓣，大如盞，罌在花中，鬚蕊裹之。花開三日即謝，而罌在莖頭，長一、二吋，大如馬兜鈴。上有蓋，下有蒂，宛然如酒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說明神宗喜在深宮之中吸食鴉片，竟有三十年不上朝。據明史學者吳唅在1959年南開大學科學研討會上的演講，1958年發掘明定陵後，在明神宗屍骨中驗出嗎啡。[4]

至清朝中葉，罂粟种植遍及全国[5]。同治八年《涪州志》记载：“远近有种罂粟，牟利倍蓰。”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中描述涪陵的鸦片种植盛况：“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6]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据他说，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7]。

清初传至民间。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皆有禁鸦片烟命令，但未嚴格執行，道光帝在任親王的時候就喜歡抽鴉片，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都吸食鴉片。19世纪，英国為了平衡對中貿易逆差，因此英國商人由印度進口鸦片至中國，除了國民健康問題外，清政府更在意進口鴉片造成的銀漏（作為貨幣的白銀流失至外國）問題，林则徐等在广东虎門銷煙，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60年，中国政府被迫在《天津条约》中將鴉片改稱「洋藥」，允許鴉片贸易合法化。英國在引进中國茶葉的种植技術後，於印度種植茶葉，幾乎停止輸出鴉片至中國（已不需要藉由鴉片來避免對中貿易逆差），但此時中國已經學會大量種植鴉片，因而本土鴉片競爭也是英國商家被迫退出原因之一。

1906年，光緒帝發佈諭令決定禁煙：[8]

自鴉片煙弛禁以來，流毒幾遍中國，吸食之人廢時失業，病身敗家，數十年來，日行貧弱，實由於此，言之可為痛恨。今朝廷銳意圖強，亟應申儆國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

随后中英兩國就禁止鴉片問題多次進行磋商，最終於1907年達成了禁煙協議，規定從1908年起進入中國的鴉片每年減少10%，十年之內完全肅清。英國提出先試行三年，待三年之後如果中國方面做到了協議規定的話再續簽，中國允許試行三年。[9]1911年5月8日，中英《禁煙條件》規定鴉片進口稅釐每箱增加到350海關兩，並逐年減少鴉片進口，至1917年將完全禁絕；而土產鴉片稅釐也增加相應的比例，增加到每百斤徵稅銀230兩。

清政府雖確實執行鴉片減產，但鴉片減產的進度隨著清朝滅亡而停止，鴉片生產再起。而清末民初的中国，鸦片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硬通货[10]，吸食鴉片也仍是許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鸦片在之后的数年里基本在中国绝迹。1978年改革开放后，毒品重新出现在中国大陆，但已被新型毒品如海洛因等取代。

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即廣泛栽培罌粟，1879年（明治12年）5月1日“薬用阿片売買竝製造規則”（即鴉片専賣法）施行，購入者及栽培農家由政府登錄，後來鴉片作為甲午戰爭的軍需品及政府收入。1915年嗎啡在日本國内生產成功，滿州及關東州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嗎啡及海洛因最早是被當成鴉片戒斷劑的[11]，張學良就曾聽信當時最新的醫學觀點，以注射嗎啡來戒鴉片，反而造成反效果（但在當時，口服嗎啡協助戒斷鴉片也有許多成功例子）。爾後關東軍令里見甫成立里見機關控制青幫、紅幫，以密輸嗎啡、鴉片至上海等地作為掌控方式，以此通路鴉片密輸密售至長崎、臺北等地，故漸禁成效不彰。

日本殖民台灣期間，採取鴉片漸禁的手段：也就是允許台灣人已成癮者登記並購買鴉片，但不允許日本人及未成癮者在非醫療用途使用鴉片，並且以專賣及逐漸提高價格來減少吸食者；除了鴉片收入對殖民初期臺灣總督府財政的顯著貢獻外，亦成為日本在國際間宣揚其殖民鴉片政策最有力的宣傳品。但總督府在輔導成癮者戒除鴉片的努力不足，引起台灣人的不滿，直到鴉片專賣收入大減，發明出由鴉片提煉藥用嗎啡的方法及杜聰明等醫學界人士發明低痛苦戒癮方法後，總督府才認真輔導戒癮。

日本人為了減少台灣人的反抗心理，臺灣日治時期之初不敢驟禁鴉片，但也大力宣傳鴉片的危害，而到了後期，由於日本人相對成功的以價制量及避免未成癮者成癮，吸食者顯著減少，加上總督府在其他方面的收入已經大增，因此台灣財政對鴉片的專賣的依賴也就跟著減少。殖民時期台灣鴉片的進口主要由三井物產與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獨攬。日本在向全球宣告會加速禁絕台灣鴉片後不久，總督府還在1929年1月頒布《改正鴉片令》，特許未登記的吸食者補領許可證[12]。這項法令頒布之後，意外地引起全台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的憤怒（令人意外的原因是抗議人士有不少有吸食許可；而且在不久之前，吸食鴉片仍是許多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日本警察一直會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以確保未成癮者不會進入這種社交場所而染上毒癮，台灣許多未成癮者為了社交而欺騙總督府說有成癮[13]）。然而，連橫卻於1930年3月2日，在日本人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新鴉片政策謳歌論》（坊間多稱《鴉片有益論》）辯稱鴉片有害亦有利，其中「台灣人之吸食鴉片，為勤勞也，非懶散也。……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之說，備受鴉片急禁派台灣仕紳的批評及抵制，被迫遷居中國，病逝上海[14]。

油画《鸦片吸食者》

鴉片在歐洲長期被當作傳統藥物使用，在古希臘時代的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著作中，記載了鴉片的療效。

18、19世纪的歐美医学家仍普遍师从古希腊医生的看法，把鸦片当作医治百病的“万灵药”，取代西洋傳統醫學较为野蛮的杯吸法、放血療法和医蛭法。由於當時醫療條件落後，而且對疾病成因亦不太清楚，因此当时医生的目標是抑制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在这种醫治思想下，鸦片的麻醉与镇痛特性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於本國制药业；英国人一方面視中國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Laudanum）灌进自己的身體。“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使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扑热息痛（Paracetamol）一样。在1831－1895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15]

油画《鸦片吸食者》

英国沼泽区的民眾濫用鴉片的情況尤其嚴重，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當時英國民眾也可輕易地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用廉價購买由鸦片配制成的「多弗粉」、「哥罗丁」（）之类的专卖药。在「鸦片无害」的假設下，當時的英國國民都對「上瘾」這個副作用，当成解脱病痛的代价。此外，當時英國市场亦出售含鴉片成份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英國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樂意對孩子喂食，可以想象當時服用「婴儿保静剂」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於比他们的父母更悲惨的境遇。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英國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16]。

在维多利亚时代，幾乎每個英國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服用过鸦片[17]，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18]，可以想像當時鸦片在英伦三岛的泛濫程度。

即使有因鴉片中毒致命的事例，但當時英國也极少有医生愿意作证把死因归於鸦片，因为这会牵涉到他的同行，或者会令鴉片藥制品的銷量減少[19]。医生和药商支持对华鸦片贸易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在对本国同行包庇纵容的延伸。

有鑑於鴉片在中國的泛濫，英国政府開始立法禁止將鴉片使用於非醫療用途。但直到19世纪末，随著特效新药的发明，以及對人類疾病成因的深入了解，欧美医学界才开始破除对「鸦片治百病」神話的迷信，其應用范围才得到限制。

1907年由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伦敦禁鸦片大会上，所有与会代表均认为英国应将印度与中国间及英帝国其他各地之鸦片贸易马上停止。伍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20]“在这会议之前，我不知道英国人民对于政府的鸦片政策是这样地感到可耻。在我的演词中，我报告了海峡殖民地的贩毒情形，并强调英国政府必须想出其他增加税收之方法，不要再从烟田着想。会众报我以热烈的掌声……”

1909年2月，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匈帝国、暹罗、波斯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九项决议案”。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之措施管制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实开国际协作禁烟之端”。

1911年5月8日，中英再订《禁烟条约》十条及附件十条。

1911年12月1日，上海万国禁烟会13个国家中除了奥匈帝国拒绝参加外，12个国家在海牙召开国际鸦片会议，1911年1月23日通过《海牙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SIGNED AT THE HAGUE）6章25条。规定熟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及其他衍生物的制造、贩卖、使用限于药用及正当之需。1914年6月25日，《海牙鸦片公约》正式生效。1925年2月19日，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签署了修订后的《国际鸦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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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 drug informati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Opium, morphine, and heroin
• UNODC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 Afghan Opium Survey 2009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林滿紅：〈清末本國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1858-1906)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林满红：〈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年)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黃宇和：〈讀史札記──論馮客的鴉片讚歌及其他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