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虎

自1947年中起，国共内战的战局急转直下，不利于国民政府[4][5]^:224。财政问题严重恶化，财政严重赤字，通货膨胀迅速扩大[6][7]^:161。截至1948年夏，法币总发行额达660万亿元，物价飞涨，6月份上海的米价达到每石1800万元，许多百姓因而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8]。《生活》杂志形容“曾发明过印刷术的中国人看上去将在纸币流通的压力下窒息”[9][10]。

1948年翁文灏内阁以前，前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尝试以抛售黄金以回收超发的法币，引起了黄金风潮案[10][11]，因而去职。张群则禁止买卖黄金，发行短期公债，依然无法控制通货膨胀[10]。1948年7月，蔣中正入住莫干山白云山馆，听取并同意了翁文灏等人关于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的意见[10][12]。蔣中正曾三度征求过前央行行长張嘉璈的意见[註 1]，张则直言改革后物价无法控制[13][14]。8月18日决议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15]^:169[16]，次日（8月19日）以总统蔣中正、财政部长王云五、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名义联合发布，其中要求[7]^:167[16]：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启动了财政经济改革[7]^:167。方案的主要设计者財政部長王雲五设想以金圆券取代贬值的法币，以出售公營企業、美國援助及華僑匯款補齊期间的赤字[13][17]，为达成这一目的则需要管制外汇和贵金属，将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即“八一九防线”[17]。

8月20日，行政院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10][18]。8月21日责令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担任俞的副手[10]；蒋经国虽为副手，但却是主要负责人[10][18][19]^:227。陶涵（英語：）引述蔣介石日記：“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唯一可以担任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10]10月1日以后，蒋经国的职权又扩大到江蘇、浙江與安徽三省[17]。

1948年，蒋经国对上海青年服务团团员演讲

蒋经国以原国防部的戡乱建国大队为自己班子，以亲信王昇作为总队，准备以铁腕手段进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货品、投机倒把的行为[18]。蒋经国联合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队、江湾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六个军警单位组建戡乱建国总队（简称“戡建总队”）负责执法[14][2][21]^:170。8月下旬，王昇从队员中选拔成员，成立了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合署办公，二者可以检查仓库、货栈、账目，还可以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2]。

蒋经国声称这是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将自己在赣南的做法移植到了上海[22]，设立“人民服务站”和检举箱，开放人民检举[18]。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用量超三个月以上以囤积论[23]。9月12日，蒋经国发动“出殡”游行，在“灵车”前方写道“谁要是损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们的头”[22]。

9月13日起，戡乱建国总队号召上海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打击奸商污吏，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12日蒋经国在上海体育场向复员青年军发表《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7]^:187[24]，率领群众高唱《两只老虎》，并高呼“打倒奸商投机客”等口号[25][15]^:172[註 2]。9月25日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设立岗哨对行人进行检查，并和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编成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对囤积物资进行登记[23][2]。

杜维屏、林乐耕、李国兰、杨淑瑶被判经济犯罪入监

1948年9月，王春哲被执行死刑

8月21日《大公报》记者季崇威揭露匿名人士自南京到上海提前抛售获利，蔣中正派监察委员查后发现财政部秘书戴启明之妻李国兰涉案，戴启明被处决，泄漏风声的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被革职[19]^:229。杜月笙长子杜维屏作为交易所老板因涉及戴启明案被逮捕，被判处8月有期徒刑[19]^:231。荣鸿元、杜维屏等六十余人因私套外汇、私藏黄金、囤积货物、投机倒把，先后被移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18][19]^:231。

9月24日，华侨商人王春哲因倒卖黄金、参与黑市交易被警察枪决，引起轰动[10]：当时的报纸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2]。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2]。

上海市长吴国桢向蔣中正递交辞呈，表态不愿和蒋经国合作，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与蒋经国公开冷战，工商界亦采取对抗态度，但蒋经国依靠军警短暂地恢复了上海的稳定与秩序[21]^:169。金圆券收兑也顺利进行，截至1948年10月，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金3452万元等价值两亿美金的财物[19]^:232。

9月4日，蔣中正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担心蒋经国政策有问题，蔣中正在日记里写道：“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23]

9月7日，蒋经国返回南京向蔣中正报告，蔣中正表示支持和兴奋，並在其日记里写道：“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现，实堪欣幸。”[18]

9月2日，杜月笙长子杜维屏被逮捕[27]^:290。据当事人经济检查大队长冯义宽回忆[28]^:204-205，9月底，蒋经国召集上海商人集会，并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维屏“违法乱纪”“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请求蒋经国查处扬子公司，蒋经国表示会“绳之以法”[19]^:236-237[18]。事后，冯义宽被派往扬子公司查办[28]^:205。10月2日，上海《正言报》报道《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扬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而且兼总经理，事件轰动上海。[18]10月8日，上海、南京、北平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19]^:237。

10月1日[27]^:290，与孔家关系密切的宋美龄乘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27]^:290[18][11]^:486，并以离开中国为要挟、以兄弟之情为理由，要求蒋经国不得逮捕孔令侃[27]^:289[註 3]。10月7日，蒋介石前往北平督导战局不利的锦州战役，8日却告知北平守将傅作义因私事要返回上海，盖因收到宋美龄信件需要前往上海营救外甥孔令侃，到达后却发现宋美龄已经救回了孔令侃[29]。上海警察局发言人称扬子公司之资产均已登记[19]^:239。

到达上海后，蔣中正要求将报道此事的《大众夜报》停刊，《大众夜报》社论《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写道：“哄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虑。”[28]^:208《大众夜报》停刊同日，宋美龄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引见给蔣中正[18]。蒋经国部下贾亦斌回忆自己前往逸村2号，询问蒋经国如何办理孔令侃，蒋经国答“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引起贾亦斌的愤慨与失望[19]^:239。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19]^:239。蒋经国辞职后的11月15日，上海督导员办公室发布声明，指扬子公司案“已转饬移交市府及主管当局办理”[28]^:215。

1948年12月，上海市民抢购布匹

1948年9月上海黑市交易實地攝影

10月初，上海再起抢购浪潮，投机客聚集于各大商场前，市民亦参与抢购商品，抢购潮不久蔓延到无锡、杭州等地[19]^:240。限价和金圆券的崩溃导致了抢购浪潮，而蒋经国在日记中亦对抢购潮表示痛苦[19]^:241。10月17日，朱光潜、毛子水等17名大学教授联名致信政府，要求取消经济管制，翁文灏内阁承受社会压力[19]^:243。

10月21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会议无果而终[7]^:184。10月27日起，南京的高层连开三日会议，就是否放开价格管制产生激烈的辩论：一派认为限制价格反倒造成哄抢与黑市价格上涨，不如放开限价；另一派则主张维持价格管制，采取配给制度，蒋经国即为此派，当时上海、南京报纸报道“经国坚持反对放开议价”[7]^:184-185。

10月26日，行政院调整8月19日限价，10月28日取消粮食限价[10]。10月29日，立法院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监察院则认为“未能慎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7]^:185。31日，行政院发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于11月1日取消限价，宣告改革失败，翁文灏内阁亦因此倒台[7]^:185，在11月3日总辞[10]。

10月底限价失败以来，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了11倍，上涨速度创下历史记录[3]^:93。华北和东北的战局日趋恶化，国府的威信亦如此[3]^:93。上海街头再现抢购浪潮，上海市民将蒋经国的口号改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21]^:170。10月末以来，蒋经国借酒消愁、焚烧文件与请柬，答贾亦斌曰：“亡国了，还请什么客？”[28]^:214。11月5日，蒋经国同亲信会面话别时痛哭流涕[10]。11月2日，发布《告上海人民书》[註 4]向市民道歉，宣告限价结束[30][31]。蒋经国形容自己在督导员办公室“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21]^:170。11月6日，蒋经国正式辞职[32]，随后离开上海[11][18]，前往杭州蒋宅[21]^:170，不久迁至奉化溪口[33]。11月8日，蔣中正在日记里记载“自限价取消，经国辞去管制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已日渐实涨四五倍”[28]^:214。

蔣中正和宋美龄包庇孔令侃之事不胫而走，引起社会及国民党内的广泛批评[28]^:216。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殷海光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评豪门特权及国民党之纵容[28]^:216。傅作义曾为此对杜聿明说道[28]^:216：“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18][29]贾亦斌多次劝谏蒋经国后无果，于1949年4月在嘉兴起义，投奔中共，并在回忆中表示因此事对“蒋家王朝”的失望之情[28]^:216。

据蔣介石日記记载，1948年11月27日，宋美龄在前往美国乞求援助前夕啼泣不止，称“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蔣中正继续写道“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28]^:217-218。

10月间，中國東北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国民党精锐部队尽失焉；共产党军民在其占领地区兑现承诺、实施政策、改正错误的模范行径，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27]^:292。11月，支持蔣中正的共和党并未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中国游说团（英語：）的行径深深激怒了连任成功的杜鲁门[11]。蒋经国辞职后，将戡乱建国总队改组青年救国第一总队，预备带往台湾，作为政治工作主干之一；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抵达徐州，据南京不足300公里[15]^:178。12月19日，蒋经国抵达南京，被国民党中常会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后协助将黄金从上海运往厦门和台湾[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