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

上古时期，四川盆地中存在蜀族与巴族两个非华夏族的民族以及蜀国与巴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其不仅拥有各自独立的语言：古蜀语和古巴语，还拥有被概称为“巴蜀图语”的独立的文字系统[17]。古巴蜀语与当时的华夏语截然不同，与现今羌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和土家语等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16][18]。前316年，秦国相继灭掉巴蜀两国，逐步将中原华夏族的制度、政令推行到巴蜀地区，并开始大量的向巴蜀地区移民，巴蜀地区出现了古巴蜀语和华夏语并存并用、相互渗透的局面。之后随着秦汉时期大量的中原汉人迁徙入川，与四川地区原有的蜀族、巴族融合形成了具有巴蜀特色的汉族族群，并且在西汉末年形成了具有较为统一特色的巴蜀语。《文选》卷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中记载：“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同时根据扬雄《方言》中的记载，当时梁益地区（即巴蜀地区）的方言与秦晋方言已经较为接近[19]，表明此时的巴蜀语已经属于汉语的一个分支。

西汉末形成的巴蜀语作为上古时期汉语族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声调与词汇两方面。在声调方面，陆法言《切韵序》有“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的记载。同时黄鉴《杨文公谈苑》中称：“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旨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这说明此时巴蜀语声调具有自身特色。而词汇方面，此时巴蜀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吸收了来自非汉语的古巴蜀语的词汇。扬雄《方言》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大量四川地区的特殊词汇，来自古巴蜀语的词汇包括“坝”（平地）、“姐”（母亲）、“不律”（笔）、“养”（您）、“曲鲙”（蚯蚓）、“阿婸”（我）等，其中“坝”、“姐”、“养”、“曲鲙”至今仍保存于四川话之中[16]。

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区，巴蜀语继续得到发展[21]，此时的巴蜀语独立性很强，与四川地区以外的语言较难沟通。宋范成大旅居蜀地时在《石湖诗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注中有如下记载：“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輒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从中可以看出巴蜀与中原语音完全两异。以宋代巴蜀语为例，首先巴蜀语韵部与宋代通语比较，韵部的分野或归字不同，如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人真文部、药铎部的“祈”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等。其次，巴蜀语介音有合口化倾向，在一些字音上三个阳声韵尾相混。同时，巴蜀语声纽保留了诸如“古无舌上”、“照二归精”等的古音遗迹。此外，声调方面，巴蜀语在平声字与上去声字归派与通语也有较大不同，如通语音归平声的“青雍句”在巴蜀语中“青”归入上声，“雍句”归去声[22]。

中古时期，巴蜀语也拥有大量特有词汇，如“波”（老人）、“偏涷雨”（夏日暴雨）、“百丈”（牵船绳）、“溉”（江边道路）、“块”（坟墓）、“秃”（砍）等[15]，其中部分仍然存留于今天的四川话中（如下表所示）。将文献中记录的上古、中古时期巴蜀语特有词在现今四川话中的存留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右表所示[20]。从中可以看出，上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约有一成保留于今四川话中，同时中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有较为可观的三成得到保留。这表明虽然在近古时期四川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剧变，但现今四川话仍然与上古及中古时期的巴蜀语有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中上古巴蜀语是现今四川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20]。

宋末元初，长达52年的四川抗元战争使自唐以来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巴蜀地区遭受重创，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地区有259万户（约1200万人，占南宋全国的23.2%）；而到元政权占领四川之后的至元十九年（1281年）便只余12万户（约60万人，占元全国的0.7%），减少了约95%[24]。元末明初，在这种低人口背景下，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开始陆续进入四川，形成了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中古巴蜀语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现今四川话由此开始逐步形成。明代四川土著居民人数较移民仍占优势，四川话也仍以宋元巴蜀语为基础继续发展[25]，但已经与现今川西、川南一带的老派四川话（灌赤片）较为接近[15]。

根据明末清初成书的《蜀语》以及其它文献的记载，明代四川话音韵上的主要特征包括：一、入声仍然保留，独立成调，但川东、川北地区的入声尾（喉塞音）已经式微。二、平声未分阴阳，因而明代四川话中仅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25]。三、[-m]韵尾已经消失，并入[-n]韵尾[26]。这三个特点与此时的官话迥异，首先，依据《中原音韵》记载，北方官话早在元代就已经入声消失，平分阴阳；同时北方官话中[-m]韵尾并未消失，因此四川话与北方官话并没有同步发展[26]。另外从词汇上来看，明代四川话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表现出与南方诸汉语相类似的特点，这表明四川话在形成期更多的受到了南方汉语而非北方官话的影响[27]。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人口锐减，之后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使四川人口构成发生剧变。就全川而言，移民运动之后四川土著居民仅占四川总人口的约30%[19][注 3]。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中，四川各地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差很大，川东、川北地区受战乱影响严重，而川南地区却受影响十分轻微[19]。当时还有大量川东、川北的四川土著居民，前往川南地区以及与川南毗邻的滇黔北部地区躲避战乱[28]。因而，川南地区的存留的四川土著居民人数可能较移民仍占优势，其中又以峨眉、乐山、犍为一带为最[29]，从而使以宋元巴蜀语为基础的明代四川话在川南地区仍然得到存留[30]。与此同时，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移民进入川东、川北地区，从而使四川话内部产生了新派（川东、川北）与老派（川西、川南）的分化[19]，奠定了现今四川话内部新老两派并存的格局。

四川话的调类总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部分地区四川话中入声已经消失，但入声字全部整齐地归入某一个调类（如成都话入派阳平、自贡话入派去声、雅安话入派阴平），与入声杂乱派入四个调类的北方官话截然不同。依据《四川方言音系》统计，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拥有5个调类（即入声保留的）的有48点，约占方言点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拥有4个调类的有102点，约占方言点总数的三分之二[31]。

而就调值来看，四川话内部各地方言高度一致，与其它西南官话相比却具有显著差异[32]。四川话阴平一般为高平或半高平（55或44），阳平一般为低降（21或31），上声一般为高降或全降（53或51），去声一般为低升、中升或降升（13、24或213），入声一般为中平、高平或半高平（33、55或44）。部分方言代表点的音调调值如下表所示。

四川话中包括零声母在内总计有25个声母，如下表所示（例字以成都话为准）。依据《四川方言音系》统计，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巫溪、奉节2点拥有19个声母，无[tʂ]、[tʂʰ]、[ʂ]、[ʐ]、[ȵ]、[f]；重庆等45点拥有20个声母，无[tʂ]、[tʂʰ]、[ʂ]、[ʐ~ɻ]、[ȵ]；成都等77点拥有21个声母，无[tʂ]、[tʂʰ]、[ʂ]、[ʐ~ɻ]；盐边等8点拥有23个声母，无[z]、[ȵ]；自贡等11点拥有24个声母，无[z]；都江堰等7点拥有全部25个声母[31][注 4]。

绝大多数地区的四川话没有tʂ组声母（卷舌声母）。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有tʂ组声母仅为26点，且都江堰等7点只出现在入声字中，并只与韵母[ə]（西充为[ɿ]）相拼，只有自贡等19点（主要为入声归去声区）tʂ组声母可以和较多韵母相拼。同时，四川话还拥有部分普通话没有的声母，如舌尖浊擦音[z]（例字[注 5]：人[zən²][注 6]、如[zu²]）、唇齿浊擦音[v]（例字：五[vu³]、乌[vu¹]）、舌根浊鼻音[ŋ]（例字：我[ŋo³]、欧[ŋəu¹]）、舌面前浊鼻音[nʲ]（例字：你[nʲi³]、宜[nʲi²]）等。

四川话中总计有42类韵母，依据《四川方言音系》统计，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黔江拥有最多韵母，总计40个；而屏山、宁南两点韵母最少，为31个。另外，荣县等3点韵母为32个，眉山等4点为33个，洪雅等5点为34个，彭山等12点为35个，成都等62点为36个，重庆等47点为37个，都江堰等8点为38个，射洪等6点为39个[31]。一般而言，四川话中韵母以36类和37类最为普遍，代表性方言成都话的韵母如下所示[33]：

约有三分之一地区的四川话入声独立成调，但其中入声塞音韵尾基本全部消失。四川话中保留有一套相对独立的仅用于入声字的韵母，如[iæ]、[uæ]、[ʊ]、[ɘ]、[ɐ]、[iɐ]、[uɐ]、[c]、[yʊ]、[yɵ]等，这些韵母有紧喉作用，在发音时喉头肌肉和口腔肌肉紧张，从而使整个音节表现出一种粗硬紧促的状态[34]。由此可见，在入声独立的四川话中，入声并不仅仅单纯以其相对音高区别于其他调类的，而是发展出了入声紧元音来取代入声塞音韵尾。因此古入声字在四川话入声独立区和入声归入舒声区拥有一定的读音差异，即主要元音的松紧对立，如下表所示[34]。

四川话由于受共同语（古代的雅音及近现代的北方官话）的长期影响而产生了文白异读系统。白读音通常是四川话所固有的读音，是对自身古代语音的继承；文读音则通常与北方官话较为接近。一般而言，白读音主要出现在高频日常生活用语中，而文读音主要出现在书面语、新词汇中。四川话的文白异读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但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政府的单一语言政策，主要的趋势是文读音越来越占优势，部分字词白读音已趋于消失，固定为文读音[35]。四川话中部分常见的文白异读字如下表所示（例字以成都话为准）[33][36]。

连读变调现象在四川话口语中十分常见，但各地略有差异，以成渝片为例，大致来说四川话中的变调可以分为4类[37]。一是重叠词中的变调，一般而言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声调为阳平或去声，则第二个字变调为阴平（例词：爸爸[pa²pa¹]、婆婆[pʰo²pʰo¹]、舅舅[tɕiəu⁴tɕiəu¹]、帕帕[pʰa⁴pʰa¹]）；同时，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声调为上声，第二个字变调为阳平（例词：姐姐[tɕiai³tɕiai²]、板板[pan³pan²]）。二是儿尾及儿化词中的变调，如果儿尾名词为阳平，儿尾变调为阴平（例词：娃儿[ua²ɚ¹]、瓢儿[pʰiau²ɚ¹]）；如果儿化词的最后一个字为阳平，该字变调为阴平（例词：葡萄_儿[pʰu²tʰɚ¹]、麻雀_儿[ma²tɕʰyɚ¹]）。三是特定字的变调，如“去”、“头”、“面”、“上”等虚词在多数情况下都变读为阴平（例词：上去[saŋ⁴tɕʰe¹]、屋头[vu²tʰəu¹]、外面[uai⁴mian¹]、身上[sen¹saŋ¹]）。四是二字词及三字词的第二个字在很多情况下变读为阴平（例词：姑娘[ku²niaŋ¹]、经佑[tɕin¹iəu¹]、院坝[yuən⁴pa¹]、龙门阵[noŋ²mən¹tsən⁴]、明年子[min²nʲian¹tsɿ³]）[37]。

儿化是四川话（除岷江小片小部分地区）中的一种常见的音变现象，四川话的儿化内部较为一致，但与北方官话的儿化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儿化韵的数目上，四川话中的儿化韵仅有[ɚ]、[iɚ]、[uɚ]、[yɚ]4个，而北方官话有26个[38][34][39]。以成渝片为例，成渝片中的37个韵母，仅[ɚ]、[iai]、[ue]、[yoŋ]、[yu]5个不能儿化，其余32个韵母中，所有撮口呼韵母儿化为[yɚ]（例词：汤圆_儿[tʰaŋ¹yɚ²]、麻雀_儿[ma²tɕʰyɚ¹]）；所有齐齿呼韵母儿化为[iɚ]（例词：妖艳_儿[注 9][iau¹iɚ²]、背心_儿[pei⁴ɕiɚ¹]）；所有合口呼韵母儿化为[uɚ]（例词：颤花_儿[注 10][tsan⁴xuɚ¹]、街娃_儿[注 11][kai¹uɚ²]）；除[o]、[oŋ]外的所有开口呼韵母全部儿化为[ɚ]（例词：齁包_儿[注 12][xəu¹pɚ¹]、舌头_儿[se²tʰɚ¹]），而[o]、[oŋ]仅在同唇音声母相拼时儿化为[ɚ]（例词：棚棚_儿[pʰoŋ²pʰɚ¹]、钵钵_儿[po²pɚ¹]），其它情况下儿化为[uɚ]（例词：窝窝_儿[o¹uɚ¹]、火锅_儿[xo³kuɚ¹]）[38]。

四川话词汇和普通话在词形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下从音节和词素两个方面进行比较。首先，在音节方面，四川话中大量词汇与普通话在音节数目上存在差异，例如有些四川话词汇的单音节词对应在普通话词汇中则是多音节词；与之相反，有些词汇在四川话中为多音节词，但对应在普通话词汇中则是单音节词；同时有些词汇虽然在四川话与普通话中同为多音节词，但音节数并不相同[42][43]。关于音节比较的部分例词如下表所示：

其次，就词素来看，四川话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区别大致有三种情况。首先，四川话中大量词汇与普通话没有相同词素；其次，四川话中也有一些词汇与普通话具有部分相同词素；同时，四川话中还有部分词汇虽然与普通话词素相同，但词序并不相同[42][43]。关于词素比较的部分例词如下表所示：

四川话中部分词汇词形与普通话一致，但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造孽”在四川话中意为可怜，而在普通话中是佛教用语，意为做坏事；而“饮”在四川话中意为浇灌植物，在普通话中则为喝水或给牲畜水喝的意思；再如“不好”在四川话中意为生病，在普通话中则为“好”的反义词。四川话中还有部分词汇词形与普通话一致，但词义范围不同，例如“鼻子”在四川话中除了指人体器官外，还可指鼻涕；再如“新鲜”在四川话中还有“清醒过来”的含义，同时“醒”在四川话里还可以指食品变质[43]。

四川话拥有丰富且自成体系的禁忌语系统，早在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中便有对巴蜀语中禁忌语的记载，四川话的禁忌语中体现了较多的巴蜀地区的风俗、语言特点。首先，四川话中的忌讳说凶恶动物，例如蛇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梭老二”、“梭梭”、“干黄鳝”、“长虫”等，老虎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猫猫”、“大猫”、“大头猫”、“扁担花”等，狐狸在四川话中的讳称为“毛狗”，老鼠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耗子”、“老水子”、“高客”、“喜马”等。其次，四川话中忌讳说不吉或不雅的词，如与“散”同音的“伞”往往被称作“撑花_儿”或“撑子”，而死亡在四川话中通常被称为“不在”，并有“莫搞了”、“莫脉了”、“戳火了”、“撬杆_儿了”、“翻翘了”、“翘脚了”等说法，再如生病在四川话中被称为“不好”或“装狗（狗）”、“变狗（狗）”。另外四川话中仅有“屄”一个字音为[pʰi¹]（意为女性生殖器，至今仍在使用），在民国前为交际中非常忌讳亦非常难以说出口的虚词，其它所有原本与之同音的字如“批”、“披”等一律转读为[pʰei¹][44]，仅在20世纪60年代后，才同下江官话的类似词汇一样，为泄愤或骂人时使用。

四川话的词缀与普通话相比有较大差异。首先，四川话中拥有部分普通话中没有的特有词缀，例如四川话中常见的动词词缀“倒”可以组合为“估倒”（逼迫）、“谙倒”（猜测）、“马倒”（欺压）、“默倒”（以为）、“审倒”（小心试探）、“阴倒”（不张扬）和“幽倒”（注意）等常用语。再如“头”在四川话中也是一个极常见的动词词缀，可以组成如“学头”、“看头”、“搞头”、“吃头”、“做头”、“讨论头”、“复习头”等常用语，如“钓鱼城有没得耍头”在四川话中意为“钓鱼城好不好玩”[45]。

第二，四川话中部分词缀虽然普通话中也有，但使用范围和附加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如四川话中名词词缀“子”可以构成“蜂子”（蜜蜂）、“耳子”（木耳）、“砣子”（拳头）、“羊子”（羊）、“烟子”（烟）、“今年子”（今年）、“明年子”（明年）等普通话中没有的词汇，同时四川话中还有“分分子”、“角角子”、“两两子”、“斤斤子”这类由量词重叠后加词缀“子”，用来表数量少的特殊用法，例如“你咋个净给我些角角子”在四川话中意为“你怎么只给我角票”。另外，北京话中没有儿尾词，其词缀“儿”都以儿化的形式出现，但四川话中有“裤儿”、“帽儿”、“娃儿”、“刀儿”、“偷儿”、“样儿”、“锅儿”等大量儿尾词。同时名词词缀“家”在四川话中一方面可以用来表示人群之间的对立，如“姑娘家”与“儿娃子家”、“婆娘家”与“男人家”、“娃儿家”与“大人家”（这种情况下“家”词缀还可以重叠表轻视，如“儿娃子家家的，还啬得很”在成都话中意为“男孩子怎么这么吝啬”）；另一方面“家”词缀还可以表时间，如“春天家”、“白天家”、“往回家”等[45]。

在四川话中，有很多特有的并不见于普通话的句式结构，仅与“得”字相关的常用句式结构就有“得V/不得V”、“V得/V不得”、“V得C/V得不C”、“V得C（O）”、“V得有（O）”（V为动词、C为补语、O为宾语）等5种，沉积了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得”字的用法[46]。除此之外，四川话中的特有句式还包括：“V都V了”、“V起来/V起去/V起XY”、“到X不X（Y）”以及诸如“X不（没）XY”、“X都XY了”、“X都要XY”、“X就XY”一类的半拷贝结构等[47][48]。部分句式的例句如下表所示：

将成都话作为四川话的代表与其它汉语方言进行词汇的比较，大致可以得出四川话与其它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1]（如下表所示），与四川话词汇相同比例越高的，与四川话的关系则越亲密；反之，则越疏远。四川话与同属汉语西南官话的云贵官话关系最为紧密，但由于四川地区与云贵地区在人口构成上有一定区别，因而词汇上已经出现较大差异。

西南官话区外，湘语与四川话联系最为紧密，两者拥有大量的独具特色的共有词汇，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湘语与川渝地区以外云、贵、鄂等地的西南官话关系却比较疏远，这主要是由于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有大量来自湘语区的移民进入四川，湘语在现今四川话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带来了大量来自湘语的词汇[51]。扬雄《方言》中归为古楚语的“謱謰”（四川话俗作“裸连”，啰嗦之意）、“革”（四川话称“老革革”，老之意）、“崽”（四川话称“崽儿”或“崽崽”，儿子之意）等词汇便进入了四川话[51]，同时四川话中“蚌壳”（蚌）、“跍”（蹲）、“侧边”（旁边）、“酽”（浓稠）、“灶屋”（厨房）、“堂屋”（正房）等词汇也很可能来自湘语[52]。此外，四川话在词汇上与赣语的相似性也超过了与四川话同属官话的北方官话，这也与清初大量来自江西的移民进入四川有关。

建立古蜀国的蜀族便是由岷江上游的今羌族聚居地迁徙至成都平原的古氐羌系民族的一支[54]，作为四川话源头之一的非华夏语的古蜀语与羌语便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由于羌族与巴蜀汉族交往密切，加之羌语各方言间难以沟通，使“汉话”（羌族对四川话的称呼[12]）成为了不同地区羌族之间用以交流的通用语[55]，四川话（主要是羌族聚居区周边方言）对羌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南部羌语受四川话的影响而产生了声调[56]。以羌语桃坪话为例，其拥有6个声调，其中5个都与四川话借词有关。这5个声调与羌族聚居区周边四川话不仅调类相同，且调值也几乎完全一样[56]（如右表所示）。其次，羌语中拥有大量的来自四川话的借词，这些借词以名词、动词为主，有少量量词、副词、连词，涉及方面十分广泛。同时由于羌语区各地受汉族影响程度不同，因而汉语借词比例也不相同，总的来说四川话借词占羌语总词汇的10%到30%[56]。羌语中的汉语借词发音与羌族聚居区周边四川话发音基本相同，且同样具有保持古音较多的特征。另外羌语在四川话的影响下，增加了辅音音位[f]、单元音音位[ʅ]、二合元音、三合元音以及鼻尾韵母等语音要素[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