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太皞即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7]，源自伏羲氏把他们的后裔分封降居于长江之北的丹山、巫山和巴一带[8]。《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本。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如李学勤先生所分析的，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4]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

[9]

作为廪君国家，有五个氏族来源的武落钟离山，位于长阳县西北的都镇湾东侧，西北临清江，东南临南汉溪，三面环水，山上五峰并立，据《太平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10]所谓“夷水”，又谓“盐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11][12]

廩君传说表明，很久以前在清江中游地段曾有几个氏族部落生活和迁徙过，他们通过掷剑和赛土船的方式，推举廩君为五姓部落联盟的首领，其后，他们在廩君带领下，沿夷水(清江)进入今恩施州境内，战胜盐水女神部落后，称君夷城(恩施)。廩君立城后，其后裔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川东(今南充市境内)，建立巴国，一部分继续留居在清江流域，并陆续向西部和南部流动，其中一部分进入了湘西[12]。也有學者指出《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名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这一史实[4]。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21]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21]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21]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画廊风景区武落钟离山巴人文化广场，著名书画大师汪国新题写的“巴人发祥地武落钟离山”。

目前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县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遗址、桅杆坪遗址、南岸坪遗址、深潭弯遗址等，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鱼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22]，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香炉石遗址的最底层文化层（第⑦层）据碳十四測定年代数据为距今4090±1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出土的文化遗物类别较简单，主要是陶器、石器、骨器。石器主要有斧、凿、锛等；骨器有骨锥；陶器主要有罐、瓮、钵、豆、纺轮，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釜，在这一时期尚少有发现。不过已可以说廩君巴人最迟从夏代晚期已开始在清江中游地区生活。

专家们从该地层中发现与生活相关的大量兽骨、鸟类骨骸、鱼骨残渣等分析，在夏代晚期，清江流域的巴人是以原始的鱼猎、采集经济为主，鱼、兽、鸟类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层；第⑤层文化层相当于商代中、晚期。

其中遗址第⑥层出土的商代早期遗物，主要有陶器、小型石器、骨器、卜骨以及大量兽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凿、石锛、石矛头等；骨器有锥、铲、镞、针、锯、器盖、佩饰、牙饰等；陶器以釜、罐最为丰富，占陶器总数的58.2%以上，其它还有盆、瓮、豆、钵、杯、盘、网坠等。

这一时期，在遗址附近还发现了巴人墓葬区，在发掘的5座巴人墓中，1座东西向，4座南北向，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其中编号Μ6的人骨架长176厘米，身旁随葬有1件早商时期的大型卜骨和一件较精制的大型骨匕。

卜骨系利用牛的肩胛骨制作而成，这与在遗址地层中发掘出大量用鱼的鳃盖骨制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遗物的新发现。卜骨虽有残缺，但全貌基本清楚，全长42厘米，为我国发现的最大卜骨之一。该卜骨两面及周边均经打磨和修整，背面中脊已基本削平，上有大小圆形钻孔100多个，厚的地方钻孔较大，薄的地方钻孔较小，整个钻孔呈横向与斜向排列，部分钻孔有灼痕，从钻孔形态特征看，其年代为早商时期无疑。

骨匕长26.6厘米，十分精制，而且用材巧，体型大，器壁薄，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被称为我国早期骨匕之最。在编号Μ4的墓葬中，随葬品为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侈口、圆唇、弧腹壁、圜底。Μ3也出土了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敞口、圆唇、鼓腹、圜底，器身饰细绳纹。说明在早期巴文化中，陶釜不但在生活中常用，死后还把它当作随葬品。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按照古代文言文记载，在武王伐纣之后，巴国成为周朝的姬姓封国。香炉石遗址第④层为西周文化层，出土遗物以陶器为多，达2400余件。

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

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张政良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陈公柔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夏渌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23]是中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24]，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25]。也证明中国首先使用玺印。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26]。

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鱼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陶器为大宗，占遗物总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器物。[27][28][29]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器类主要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也说明巴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风古朴自然，情感表达直白，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这似从遗物的纹饰变化与特色上可见一斑。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文化成份少，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或可称为世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清江巴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鲜明对比，又与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修饰有明显区别。

以原始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技术粗放原始，缺少大规模的劳动协作，渔猎经济发达，自然环境状况对经济生活有着绝对的制约作用。

其居住环境与所发现的文化遗址，仍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的色彩，社会组织仍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部落或家族的历史延续不衰，这直至秦汉乃至唐宋以后也是如此。

有說法認為，早期巴文化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为“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廩君之后”，“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成为一族”[30]。可以说，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在他产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土著濮人的文化特征[31]。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淳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1949年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在这些出土的虎钮淳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淳于。

双虎钮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

淳于为乐器，由淳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淳和鼓”。郑《注》:“淳，淳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铜制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32]，据考证，淳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33]。

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时代最早的淳于出于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淳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淳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淳于，并用于战阵。

淳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淳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淳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淳于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34]。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淳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

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淳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淳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淳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但虎钮淳于之虎经过论证却并非巴人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