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

新朝末年王莽改制失敗，並引發內戰，其時身為漢朝宗室的漢景帝後裔劉秀乘勢而起，在綠林軍的協助下推翻新莽而即位，是為光武帝。復國號漢，史稱東漢。同时因洛陽為其軍事根據地，而西汉旧都長安亦逢多次戰亂而日殘，所以定都于洛阳，并復名雒阳。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稅金，振興農業，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史稱光武中興。

漢光武帝死後，明帝即位，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間，為東漢的黃金時代，史稱明章之治。

汉章帝是一个贤明的皇帝，但他却开东汉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刚登基的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鄧騭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汉殇帝只当了約八個月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汉安帝死后，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汉桓帝即位。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问题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黨錮之禍，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即位后，昏庸无道，成天沉迷于女色。汉灵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184年，黄巾之乱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黨錮终于被解除，但已经太迟了。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將軍，掌控朝廷，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此时，士大夫领袖的袁绍提出建议，让擁兵自重的西北軍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建议，一场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先下手为强，殺掉了何进。時在西園軍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大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赶到，張讓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武力已经到达帝都雒陽，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朝廷。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了地方官員的不满。他们推举歷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虽然这次战争虎头蛇尾，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董卓於是挟持漢獻帝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雒陽，经营多年的京師雒陽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官員拒絕聽命於董卓控制的朝廷，並演變為军阀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的威望荡然无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謀杀了董卓，下令大赦。朝廷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呂布出逃，朝廷再度陷入混乱。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雒陽。但雒陽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而地方早已是群雄割據，之後形成以袁紹、袁術為首的兩大陣營群雄相互爭戰局面。196年，曹操挾漢獻帝到許都。之後，曹操逐漸掌握朝廷權力，漢獻帝只能受制於曹操。自200年起，曹操在官渡、倉亭與袁紹決戰取勝，中原、河北之地盡歸曹操。之後更趁戰勝袁氏勢力的餘威，併吞荊州；然而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戰中敗於孫權、劉備聯軍，曹操自此失去以武力征服南方的機會，使孫權、劉備二人在日後趁勢逐步發展勢力，形成日後三國鼎立之局。在212年及216年，曹操先後進位為魏公、魏王，並立嫡子曹丕為世子，打破漢初劉邦定下白馬之盟的規矩。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繼任丞相、魏王，同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而篡位，東漢結束。

两伍一什，五什一队，两队一屯，两屯一曲，曲由军候率领。部下设曲，部由部校尉和军司马率领。部队分辖若干部，将军下有长史、司马辅助。

農業技術得到較大進步，牛耕技術在東漢已普遍採用。西漢時僅限於少數地方。

水利发展

在东汉时期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中国各地已知发现的东汉墓葬裏，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大大提高了灌溉水平[10]。

许多已堙废的陂塘在东汉时期不仅得到了修复还扩建了，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比如在中国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被堙废。东汉初，邓晨当地太守时，进行了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10]。

东汉前期，中国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东汉时还有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那就是对黄河的治理。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由于收到了两堤的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大规模的治理，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10]。

生产工具改进

在东汉时生产工具也有改进，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这种工具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期，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还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11]。

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11]。

牛耕技术

在东汉时牛耕技术也受到了重视。一些地方官吏会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在中国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了在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推广[12]。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样的田庄的农业经营，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还通过不同的土壤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12]。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12]。

冶铁技术的改进

在东汉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需要量也增加，同时也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在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也有说是杜诗）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13]。

东汉时在铁器铸造方面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中国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和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13]。

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中国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13]。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13]。

汉光武帝刘秀十分尊崇儒学，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不仅东汉的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15]。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15]。

東漢報仇風氣極為盛行，只要有人侮辱父母或師長便可殺之，雖為法律所不許但會被鄉里視為維護尊嚴的義行，故東漢有許多為了報仇殺人跑路但仍受歌頌讚許的記載。

西汉以来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保持的臣属关系到了王莽时期也陷于瓦解，匈奴乘机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各族。东汉初期，当光武帝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当时的东汉政权因无力对付匈奴势力，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16] [17] 。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为了争夺王位，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匈奴所在的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灾害不断，「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匈奴的依附，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方边防，对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也促进了其本身的发展。南匈奴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文化也深受汉族影响[16][17]。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势力大大削弱，在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北单于无奈，从公元51年后，不断向东汉王朝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在对待北匈奴的问题上，有过多次争论。最终采取了礼尚往来，报答使者的办法，以求和好安边[18][17] 。

由于匈奴力量的削弱，原来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后，切断了北匈奴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出现匮乏。北匈奴不断寇扰东汉的北部的缘边郡县。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