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独立运动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21日发布招抚义和团和向八国联军宣战的上谕。掌握地方大权的多数督抚强烈反对，坚决支持主和派，形成地方与中央公开对抗与分裂的局面。清政府宣战后，時任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總督、巡撫等人實行東南互保，公然违背清政府的命令，不向外国开战。李鸿章更对清帝国向西方十一国宣战的诏书发出了极其强硬的回应：“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时东南各省抗拒朝廷的外交政策，自行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实际上成为了脱离清政府控制的政治實體。而广东人素来有独特的身份认同，较早受现代化洗礼，此时渐渐萌生分离主义的念頭[8]。广东士绅向李鸿章建议割据两广独立建国，往来粤港的商人亦寻求港英政府的协助，港英政府亦有意推动，借此扩张英国在两广的利益。

与此同时，革命派已打算趁清廷势弱，在岭南建立根据地。早在5、6月之交，当清廷尚未对各国宣战时，香港定例局非官守议员，兼首名华人爵士何启便在请示港英政府后，聯絡留守香港的兴中会党人陈少白，建议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建立两广独立政府。陈少白表示赞同，随即与在日本的孙文联络，英屬香港方面亦开始与李鸿章接触。

1900年6月初，李鸿章透过机要幕僚，广东士绅刘学询与孙文接洽，希望邀请孙到广州商谈合作事宜。刘学询对此计划亦十分热衷。随后，刘学询電聯孙文：“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9]。孙文当时正专注於發動惠州起义，他对此的态度是机会主义式的，也认为不妨接触：“此举设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10]。6月15日后，清政府迭电谕令李鸿章北上述职，李鸿章心存观望，借故拖延。

何启的角色是要争取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何启首先与部分兴中会成员讨论了两广独立后改造中国的方案，即《华南志士致港督书》，再由何启译为英文後交给卜力。由何启所起草，被称为《平治章程》的纲领支持在列强托管下重组中国的政治制度，内容包括“遷都於適中之地。如南京、漢口等處”，“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将司法、教育制度西化，向外商开放中国市场，以及建立议会制度：

6月11日，孙文偕杨衢云、郑士良、宫崎寅藏等人自横滨启程，于17日抵香港海面，遇到了李鸿章派来迎接他的军舰。由于担心此乃清廷诱捕他的陷阱，孙文不敢贸然上船，便派宫崎等三名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人代其赴会。当夜10时许，宫崎等人抵达刘学询在广州的公馆，双方开始秘密谈判。在谈判中，刘学询表示在列强攻陷北京前，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暗示独立之事需待北京易手后进行。宫崎则提出，李鸿章应保障孙文安全，并向兴中会借款六万元作为双方合作基础。刘学询当即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意，并当面付款三万元。次日凌晨3时，长达五小时的秘密谈判结束，宫崎等人随即漏夜返回香港，孙文亦于当日启程，经河内前往新加坡。

为了维护英国在珠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港英政府也对李鸿章与革命派合作之事兴趣甚大，决心阻止李北上，希望李鸿章留在广东建国，並支持何提出的李鸿章与兴中会合作实行兩廣独立的计划。卜力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合作。卜力和孙文许诺李鸿章，如果独立成功，将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总统”。李鸿章为稳定华南局势，对此计划颇为心动，与革命派进行谈判并给予贷款。6月20日，署任港督加士居少将电报殖民地部，要求英國政府准许港府介入李鸿章的行程。但英国首相梳士巴利于22日下令禁止港英政府介入。港督卜力之后结束行程，于7月2日返港，隨即透过何启接触兴中会，并继续游说英國。

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越發高漲，李鸿章于7月8日再次接到清廷电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决定改变态度，离粤北上[12]。离开前，他首先乘船从广州抵达香港拜会港督卜力，当面向港府表态[13][14]。但卜力此时仍未放弃，亦得知孙文正从新加坡启程到香港，同时向伦敦发出一份紧急电报：

在谈话中，卜力对李鸿章说：“我认为考虑到华北当今的局势，刻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之良好机会。我们应该准备好保护我们的利益。”[14]，并表示独立的两广应由李鸿章担任領導人，而孙文仅任顾问。李鸿章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此时，立法局议员韦玉与卜力会面，请求港府不惜以武力挽留李鸿章，但英国外相约瑟夫·张伯伦再三下令禁止卜力采取任何行动，故“兩廣獨立”之事終告流產。

在两广独立计划失败以后，何启继续试图游说港英方关于他改造中国王朝的思想与计划。7月21日，何啟报道称，卜力支持华南成立一個共和國。8月1日，何在英文报纸《德臣西報》上發表一篇以此政治綱領為依據的文章[15]，在8月10日更进一步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在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共和国”的文章[16]。8月22日，何启在《德臣西报》上用“Sinensis”為筆名，“An Open Letter on the Situation”（關於局勢的公開信）為題发表了公开信总结自己的观点，信的收件人是“約翰牛先生”：

何启认为中国在缺乏列强帮助下，终归会四分五裂，而帮助中国推行改革與解体是一项“崇高但艰巨的事业”，因此希望能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他表示：“许多有才有智的中国子民都对这件事情十分關心”[17]。有学者认为，这恰恰是很多之前对何启的研究所忽略的另一面[18]。

清廷在多次对外战争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1901年春，據傳清廷将把广东割让予法国。留日粤籍学生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及梁仲猷等人发起了名为广东独立协会的组织[19]，主张广东向清廷宣告独立，强调广东省是广东人的广东，命运应有广东人决定，而非清政府[20]。在日粤侨响应者众，“参加者二百余人”[21]。组织发起者亦曾拜访当时居于横滨的孙文商讨筹商办法。广东留日学生与兴中会的合作便由此开始[22]。该会的成立推动了各省自立的风潮。这个组织虽然不是纯粹的留学生团体，但是以留学生为骨干，由于事出于“割让广东”的谣言，而协会也是同乡会性质，该会成立不久后便停止活动。

清末的中国局势引发了知识分子及社会人士的思考。他们从各种立场、各种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迥异的主张及方案。康有为及其弟子主张通过改革上书的方式，建立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君主立宪制大一统国家。而孙文则带领同盟会以及其他组织在各地宣传革命，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甲午战争战败后，清廷被迫于该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周边岛屿割让予日本，遭到台湾原住民强烈反对，台湾部分仕绅因而鼓动前台湾巡抚唐景崧在该年5月25日宣布建国，成立了亚洲第一个以“民主国”自称的国家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虽然仅短暂存在，却啟迪了后来各省独立自治的主张，并产生了密切影响[23]。

在1902年，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其任总编辑的旧金山《大同日报》上，以笔名“太平洋客”连载一篇共五六萬字的长文《广东独立脱离满清羁绊之说》，分載數十日，主张广东独立及脫離滿清之必要，大受讀者歡迎。这组政论文很快由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转载，并由新民丛报社印成了题名《新广东》，又名《广东人之广东》的单行本出售，卷首有彩色的广东地图并附有美国独立厅图。2月22日，《新民丛报》刊登《广东人之广东》出版广告，介绍推广本书：

欧榘甲在文中如此解释自己所取的标题以及主张：

欧榘甲认为“中国人言自立者，以台湾为起点”，并以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的《湘报》“为中国各省报言自立者始”。他在文中列出了他所认为的四点广东的“自立特质”：“人才之出众”，“财力之雄厚”，“地方之握要”及“户口之繁殖”。并提出了“自立报馆”，“自立学堂”及“秘密社会”（利用会党组织）三種手段促成独立。欧榘甲同时认为广东的三大民系，本地，福佬和客家均为广东共同体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欧榘甲在文后亦进一步提出了内地十八省的解体方案，以及广东与广西两地建成联邦的想法：

欧榘甲的文章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此书又令他被康有为严词斥责，有“雲樵離經畔道，應逐出門牆”之语。康又致书欧榘甲说：“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地”，“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康有为为此接连撰写了竭力反对的数篇文章，斥责他的十八省各自分立的主张，论述印度亡國便是由於各省自立。1902年，韩文举以笔名“忧患余生生”在《新民丛报》的“捫虱談虎錄”中赞扬欧榘甲的独立理论，认为这是能使中国本部的华人达到自立的方法，并主张中国各地的人亦可以加入此种运动：

1903年，在《新广东》问世后一年，留学日本的湖南反清人士杨毓麟（长沙人）仿照《广东人之广东》的标题，以笔名“湖南人之湖南”发表《新湖南》一文。杨毓麟的立论深受欧榘甲影响，亦主张中國本部解体。文章开篇即称：“太平洋客著《新广东》，三户之愤民，读而韪之”，并宣称“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26]。楊氏甚至将清帝国的解体比喻为罗马帝国崩溃、将湖南独立比作欧洲民族国家建构。[27]

1905年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新广东》、《新湖南》及《新民丛报》等宣扬变法或革命的“悖逆”书刊[28]。冯自由在其回忆录《革命逸事》中也提及，《新湖南》“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与粤人欧榘甲著之《新广东》同风行于世”[22]。值得注意的是，陈炯明后来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很大程度受到了欧的启發[29]。

1908年，已与康有为决裂的欧榘甲与刘士骥等人希望在广西等地投资实业。欧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亦曾对人说:“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 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 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 吾之目的可达也。”1909年，康有为一派与欧榘甲等人的矛盾白热化，包括刘士骥在内的多人被暗杀。欧不得不“出入率以死士相随”，战战兢兢度日。然而康有为抢先一步，举报欧借商谋乱，图为两广独立，密谋革命[30]。康有为在告密信中指欧榘甲“伪托于保党中, 欲以暗移人心, 既以反背党旨, 为党魁所大责不容, 则又巧变面目”，“欲谋乱, 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 运购军伙, 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反心盜據”，“藉巡抚之势力, 以招商劫商, 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 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31]。康有为因此擬請大理院勒令交還股款并请求朝廷“立拿乱首欧榘甲”。欧榘甲不得不走向隐匿生活，最后去世。

1911年湖北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策划广东自保”。11月9日，广东咨议局宣布广东脱清独立。广东的士绅阶层在晚清的咨议局改革中曾初尝现代政治参与的滋味，对于他们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让他们主导实践广东独立自主的机遇。[32]广东独立后担任广东民团总长的刘永福就在安民公告中如是说：

但也有人指出，辛亥的广东独立只是地方士绅脱离清帝国的一步，他们仍然非常期望加入未成立的中国共和政权。清末广东共和派对“中国”，“广东”有着一种二元的效忠关系。例如当时就有人在庆祝独立的文章中，将此次独立与美国建国，希腊独立，以及广东历史上南汉国与何真政权的建立区别开来：

中華民國初年，受聯省自治思潮影響，政治家与地方实力军人提出聯邦制的中國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張各省自治立憲。當時主政廣東的陳炯明亦贊同此種政治制度，並推動當時的廣東議會起草了《廣東省憲法草案》，規定了廣東的軍事與財政獨立自治制度以及與中華民國邦聯之間的關係。而在湖南，包括毛澤東等人則發起了湖南獨立運動，反對“大中華民國”，主張“湖南共和國”以及中国各省獨立建國，得到中國內外包括胡適和杜威等人士支持[35]：

中国异议历史学者刘仲敬对此认为，联省自治立宪的实践如果最终没有被国共两党的北伐所干涉，最终会慢慢将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权力瓦解。而列强对不同地方军阀事實割據的保护会产生接近西班牙美洲解体的效果[37]。刘同时认为，中国五代时期广东和越南均由殘唐的節度使據守，最終南漢國被宋消滅而靜海軍節度使變為中國的藩屬，是這兩地後來走向不同路徑的原因[38]。

從事研究臺灣與中國的認同問題的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副教授鮑梅立（Melissa J. Brown）在其著作《台湾属于中国吗？》中指出，漢化是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根本假設，支撐著「『中國』為一凝聚民族實體」的概念。她提及廣東分離主義的可能性，藉此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殖民行為提出更深刻的質疑，而且她认为台湾独立將會挑戰包括廣東在內等地屬於中國的觀點，造成骨牌效應：

曾在文革时期在广州街头贴出大字报批判中共的李一哲事件的主角，中国民运人士王希哲曾在一篇强烈批判台湾独立的文章[40]中回忆起他在广州的成长经历，作为南下干部后代的他在广东感受到广东人强烈的排外情绪。因为当时广东从上到下的几乎各级统治机构主政者都是外省人，他与他的外省同学经常会因此与本地人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他形容这种排外情绪为“粤独主义”，并称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渐消失。

生于澳门的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则认为，他不认为香港独立可行，而廣東卻有其獨立條件。譚重提陳炯明的聯省自治概念，并认为从地理位置而言，只要封了三個分別接壤福建與湖南的山口的高速公路與肇慶的水路，廣東即可獨立[41]。

香港游戏开发者、企业家、政治评论家郑立忆述他在中国工作時的经历，曾接触不少会私下讨论广东独立的中国人，并描述“「如果我們的故鄉獨立」這樣的說法，是很容易（从中国人口中）聽到的”。他并指出，与他讨论广东独立的人士往往有着分裂的政见，例如又会激烈地主张攻打台湾。他形容这种分裂的思想令他疑惑[42]。

2018年8月，有自稱是中共體制內的公安系統人員在網上曝光了中國大數據情報系統的信息。其中，公安系統對“极端言论人员”的分類中包括了“粵獨”人員，與蒙獨，疆獨，藏獨，台獨，滬獨並列[7]。

对于近年网络上出现的“广东独立”声音，有网络评论者认为，广东一些本土人士具有“本土优越感“以及“本土危机感”，是一种“网络部落主義”，并认为广州的撑粤语游行就是矛盾激发的例证。该评论者同时表示，历史上李鸿章和欧榘甲等计划的广东独立，目标仍然是为了恢复大一统，独立并非目的[5]。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历史学者马克·小山（Mark Koyama）则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与中国人交谈的经历和感受，认为中国人“比想象中更分离主义”，特别是来自“上海地区或粤港地区”的人士。他同时指出，中国历史上每几百年便会进入分裂的格局，因此如果将来有大灾难或是崩溃事件，也很可能会再次分裂[43]。

精通中文的日本右翼评论人、作家和记者，日本“南支那海问题思考会”成员宫崎正弘结合自身在中国的经历，认为不仅是南蒙古、西藏和东突厥斯坦，而是包括广东、香港、澳门、福建和上海，因为被分为不同的经济圈，都有独立的潜力和可能性[44]。宫崎认为中国民系之间差异极大，广东人素来有旺盛的“反中央、独立精神”[45]。结合他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民情分析以及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宫崎指出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多种分裂的可能性，因为中共难以同时应付经济、边疆、维稳和资产外流等问题。

中国流亡异议作家廖亦武认为，中国“最好分裂成10国”[46]，包括云南、四川、广东等地，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并主张地方分裂的前一步应该是地方自治[47]，从而达到前苏联解体的效果。他的言论因此遭到中国亲体制学者的激烈批判，认为他“嘴脸丑陋”“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48]。历史学者刘仲敬同样主张，中国应该解体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并将广东独立后称为“坎通尼亚”（Cantonia）。有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加拿大学者认为刘的这种对“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推崇，包括对香港，台湾，西藏等地的分裂活动的支持，对中国的未来极为危险。而有亲中国体制的学者则严厉批评刘仲敬学说主张对中国的分裂，称其为“沐猴而冠的渣滓”[49][50]。

2018年3月12日，媒体报道廣州多處公共設施被人寫上繁體字“廣州獨立 香港加油”，“广东独立”，“Free Cantonia”的標句，遍布交通工具及行人路之上，包括出現於大元帥府巴士站、新鴻花園巴士站、以及多個巴士坐位的椅背上，而且不同地点出现的字句字体相似，怀疑是同一人的所为。部分反对香港独立的亲中媒体，例如香港东网，认为这是香港的“獨立歪風”蔓延到內地的表现，亦认为在公共地方胡亂塗鴉有違公德[68]。据一名有11万粉丝的推特用户表示：“香港去年出现‘港独’字眼的横额及海报后，连广州（也）出现‘广独’标句，独立风潮蔓延中国内地！”他并说“港独向粤独致敬，港独是粤独天然盟友”。有网民不相信是广州人所为，认为他们不懂繁体字，“繁体字的广州独立？港独装的蛮像的”。亦有网民指广州独立不够好，认为“应该是广东独立还差不多”。有相信支持港独的网民向广独分子致敬，认为中国的民主只有一条路可走，香港、广州、上海、东北及西藏都应独立，突破中央控制，便能保存风俗文化，改善生活，中央只需控制河北及北京便够。有香港网民则发文“广州加油，香港地区市民特发来贺电”[69]。

有維權人士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這是由於當地民眾不堪忍受中共打壓粵文化，對民眾的訴求置若罔聞而採取的反抗行動。廣州維權人士廖劍豪则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曾在廣州市地鐵農講所站附近見过一張A4紙寫着“廣東獨立”。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種社會進步。不過，也有广州维权人士区伯表示，尽管希望推動民主進步，但亦反對分裂國家，认为一個國家的人民应该團結一致[70]。澳门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Arnado Gonçalves在接受法广访问时亦表示，尽管广东人有其独特的身份认同，但也质疑此种运动的自洽性[71]。

2019年8月底，广州再次发生街头喷涂粤独标语的事件。多次在實名Twitter上留言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廣州自由职业人士杨旭彬，於24日及26日在广州海珠区小洲村一带多处涂喷“广东独立”、“时代革命”、“光复广州”、“支持HK”、“自由”、“民主”等字样的标语，当日被警方逮捕。被捕时，警方从家中搜出防毒面具、头盔、喷油等物品。他被控寻衅滋事罪。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就案件召開視像聆訊，庭上，楊旭彬承認那些標語為他所寫，自願認罪。法院一星期後發出書面判詞，以物證及楊對控罪不存異議下，裁定其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判刑9個月，至2020年5月25日。起訴書指楊旭彬在街頭噴塗以上標語，造成群眾圍觀，是無視國家法律；又指他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擾亂社會秩序[6]。

被捕前，他曾在他的实名推特多次转发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消息[4]，又在其YouTube上傳於香港拍攝的反送中抗爭影片。他在Twitter的自我簡介為「為民主和自由而戰」，曾發文稱「我們將站著死，也不跪著活」。異見作家野渡向媒体表示，由於判刑时间距離楊獲釋時間僅餘三個月，估計楊提出上訴的機會不大。有粵獨政黨则在社交網站強烈譴責法院判決，批評法院判決「再一次展現出中國政權對基本人權的蔑視和對粵人的壓迫」，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楊旭彬，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楊案[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