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四郡

在四郡設立之前，汉武帝元朔年間曾於朝鮮半島東部的穢貃地區設立蒼海郡，由於記載簡略，其建制情況尚未得到確切考定。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由水、陆两路进攻，灭亡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设置乐浪郡（约在今平安道，治所朝鲜县城是故卫氏朝鲜都城王险城，位于今平壤大同江南岸）、玄菟郡（约在今咸镜道）、真番郡（约在今黄海道、京畿道）、临屯郡（约在今江原道）。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

公元前82年，汉朝将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所仍在今朝鲜平壤；玄菟郡治所则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直到公元2年才向西迁到吉林的东部，东汉以后因受貊所反抗而迁往辽东高句骊县（今辽宁新宾）。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康管辖乐浪郡地区，将乐浪南部分割出来，设立带方郡。

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地处今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总数达2000余座的乐浪墓葬群。这些外形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是中国周、汉时期墓葬的普遍形状。其墓葬结构主要有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其具体造法、式样，乃至细微到砖上花纹，都与中国的中原汉墓没有差异。

乐浪郡治址位于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台地上，平面不规则，东西约长700米，南北约长600米。1935和1937年在城址东部发现柱础石、甬路、井和下水道等建筑遗迹。 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历年采集所得的有砖瓦、封泥、陶器和铜铁器等。瓦当上除常见的云纹以外，还发现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等铭文。特别是在封泥上，除“乐浪太守章”和“乐浪大尹章”之外，朝鲜等23县的令、长、丞、尉的官印都有发现。证明这里曾是当时的乐浪郡治址。蝉县治址位于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500米，南北约1300米。城东北遗有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的蝉神祠碑，碑铭内容为蝉长向山川之神平山君祈求百姓安宁五谷丰登。这是朝鲜半岛最早的石刻，也是确定蝉县址的依据。

带方郡治址位于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略呈长方形，东西556米，南北730米。城址内出土有东汉到西晋的纪年砖，如光和五年(182年)、泰始七年(271年)、泰始十一年等。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的铭文，为断定带方郡治址提供了证据。带方郡所属昭明县治址位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土城里，呈长方形，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米。 城址附近的墓砖上，有“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长造”的铭文，表明这里是昭明县故址。长岑县治址位于信川郡凤凰里，这里发现“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的长篇铭文，表明了长岑县故址的所在。其他尚有许多同时期的土城遗迹，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肯定其所属县治。

上述郡县治址附近的墓葬，一般称为乐浪墓葬，以乐浪郡治址南面的墓群最为有名，这里墓葬总数在2000座以上，多有方台形坟丘。经过正式发掘的有50余座。墓葬的结构主要为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分别代表不同时期。木椁墓是带墓道的土坑竖穴，用木材构成椁室，有单室和双室之分，一般容纳两棺，也有一棺或多棺者，随葬品排列在棺椁之间。椁室的周围有的还积石积炭或用砖包围，椁室上面用土逐层夯实。比较典型的是王光墓和彩箧，前者单室双棺，出土的木印上刻有“乐浪太守椽王光之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后者双室三棺，因出土有以孝子传为题材的人物彩画漆箧而得名，同出的一枚木简上书有“缣三匹，故吏朝鲜丞田肱谨遣吏再拜祭”，表明墓主也是乐浪郡的官吏。各墓出土的带铭文漆器达57件，多数有纪年，上自西汉始元二年（前85），下到东汉永元十四年(102),所出铜镜的形制、纹饰也表明这些木椁墓的年代基本上属于这个时期。另外，漆器的铭文中还有广汉郡或蜀郡等字样，表明了它们的出产地点。砖室墓为穹窿顶，有单室和双室之分，后者前室两侧往往附有耳室。墓室内一般容纳两棺。墓砖铭文的纪年,较早的有魏嘉平二年(250)、景元元年(260),稍晚有西晋的泰始、咸宁、太康、元康、建始、泰安、建兴等年号，甚至还有东晋的永和九年(353)和元兴三年(404)等纪年。这说明乐浪郡和带方郡于建兴元年 (313)被高句丽攻陷之后，砖室墓的使用还继续了一个时期。此外，还发现有石椁墓，较有代表性的南井里119号墓建有前后二室，用石块砌成方锥形的券顶，同后来的高句丽墓葬相当接近。由于遭到盗掘，遗物所存不多，仅有五铢、大泉五十等汉钱以及漆器、陶器的碎片。这些遗物或可证明，早在乐浪、带方郡时期，石椁墓就已经出现。

《三國史記》記載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1]。七年后（42年），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49年2月，慕本王派遣将军袭击东汉的右北平、渔阳、上谷、辽西等四个郡。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义及信义向慕本王对质，并透过和亲使两国的关系得以回复。

据《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记载，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险。”[2]不过《晋书》卷一四《地理志》记载：“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乐浪郡，汉置，统县六，户三千七百”，“带方郡，公孙度置，统县七，户四千九百。”《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因此247年东川王所城的平壤应该為國內城的衛城，而不在大同江。[2]傳統觀點認為313年被是高句麗據有樂浪郡的開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故国原王四十一年，“百济王率兵三万来攻平壤城”；小兽林王七年“百济将兵三万来侵平壤”；广开土王四年，“与百济战于浿水之上”。这些都表明公元4世纪初高句丽已夺取了二郡，控制了大同江流域[2]。

前燕慕容氏是隋唐之前最后一次给高句丽以巨创的中国地方政权。342年冬，慕容皝毁高句丽丸都城，不过并不能恢复中国以前对朝鲜半岛北部的控制，只好接受高句丽的臣服[2]。《资治通鉴》卷97载，故国原王在前燕伐高句丽的次年“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迫于前燕压力，高句丽迁都到平壤[2]。

371年，当时的百济世子近仇首王率3万军队拿下樂浪并处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百济短期獲得樂浪地区。高句丽好太王和长寿王两代多次大败百济，百济势力被逐出了乐浪郡。427年前后，百济继续争夺乐浪、带方两郡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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