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

1912年1月28日（辛亥年臘月初十日），王利器生於四川重慶江津永豐場筍溪河畔之塘灣。清初，王家隨「湖廣填四川」從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遷居至重慶江津，至王利器一輩已是第十世。祖父王章可曾為地主長工，後沿途乞討至成都赴省考，中舉後回江津任育才書院院長，後成為地主，於鄉間頗有名望。[5]^:467[1]^:57

王利器為王章可嫡長孫，幼承庭訓，生活優渥。7歲在家塾上學，受教於前清秀才劉昌文，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千家詩》、《古文辭類纂》等典籍，積習詞翰，至13歲為止。祖父去世後，王利器從家中藏書發現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等書，以當中內容比古籍新奇有趣，遂觸發對學術研究之興趣。1931年，王利器滿20歲，終得長輩許可，並獲留學德國的叔父支持，報考江津中學，以倒數第五名入選。在刚入学时，他的一位同学逝世，学校继续行追悼会，由他代表新生送挽联：“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此联由于情深意切对仗风雅，他的名声鹊起[13]。读书期间，恰逢吴芳吉担任江津中学校长，其宿舍正好在王利器对面。王也發奮研讀，師從吳芳吉、文幼章諸先生，學業成績名列前茅[14]。

1935年，考入重慶大學高中部，受業於向宗魯、何魯等教授[15]。王氏之表字「藏用」，乃由向氏所贈，並為之說曰：「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也。」後王氏又以陸賈《新語》中「書為曉者傳」句，取號「曉傳」，並定為齋名。1937年，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專攻《呂氏春秋》、《風俗通義》。至第四學年，校方為逃避日軍飛機轟炸，遷至峨眉山教學，王氏遂隨時任中文系主任向宗魯於該地完成了長達30餘萬字的畢業論文《風俗通義校注》。論文獲校方推薦參加重慶市政府舉辦的首屆大學生畢業會評，並得滿分，王氏兼獲「榮譽學生」譽。[5]^:467-477[1]^:57-58

1940年，王利器從四川大學畢業後，適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招生，遂以《風俗通義校注》報考。不久，王氏收到重慶中英庚款委員會通知參加考試，但當時考期已過，王氏乃親自拜訪招生考試負責人、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傅氏破例准許王氏繼續考試，並於傅氏之辦公桌上答題。適逢日軍轟炸重慶，王氏須慌忙來回防空洞及試場答題。王氏最終無法完成考試，傅氏卻告知曰其早已獲所方錄取，並準備授予中英庚款獎學金。王氏後選至當時位於四川南溪李莊鎮的中央研究院院址上課，由鄧廣銘負責院務，同學包括任繼愈、逯欽立、王叔岷、馬學良等人，又得以同時向史語所的丁聲樹、董作賓、李方桂、全漢昇、王獻唐、屈萬里等諸先生請益問學。王氏後選定《呂氏春秋》為研究題目，並以《呂氏春秋比義》為題，耗時三年以疏體完成論文（导师为汤用彤、傅斯年[16]），共計24冊，約200餘萬字。1943年，旋即受聘於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任講師，兼任成華大學教授。[5]^:478-481[1]^:58-59

1945年，日本投降。北京大學復員，遷回北平。王利器乃受聘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任講師、副教授，講授《史記》、《莊子》、《文心雕龍》[17]。同年5月，王氏首部著作《文心雕龍新書》問世，獲收入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但因該刊於中國大陸不甚流行，而後王氏復將書稿加工，乃於1980年以《文心雕龍校證》之名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49年，即將失去大陸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欲說服位處北平的300餘名文教界重要人物轉進臺灣，王氏亦在名單內，但他最終沒有離開北平。[5]^:481-482[1]^:59

1949年，大陸易幟，王利器仍留於北京任教於北京大學。1950年，文化部藝術局組織整理中國古籍叢書，邀請王氏參與整理《杜甫集》和《水滸傳》，並與鄭振鐸合作一同校勘整部《水滸傳》，歷四年而成[18]。1954年，調入文學古籍刊行社，後改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任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曾任《文心雕龍注》、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書之責任編輯。[5]^:482-483[1]^:59-60 1956年，王氏參加九三學社北京分社。[6]^:342

1957年，中國共產黨發起反右運動，王利器遭劃定為「右派」[19]。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替其辯護不果，九三學社亦通知王氏停止組織生活。由是，王氏每天被迫從事八小時的體力勞動，其餘時間則屬於自己，王氏遂繼續潛心整理古籍及文學遺產，嗣後數年分別出版《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盐铁论校注》等書，又曾分別以筆名「劉明暉」及「廖德明」，發表《文則．文章精義》及《苕溪漁隱叢話》之點校本。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王氏專注於學術研究之舉，乃為其惹來「走白專道路」、「反動學術權威」等指控。「破四旧」時，王氏遭抄家，所藏宋代以降綫裝書三萬餘冊遭查抄，部分藏書曾被江青及康生據為己有[20]。1968年，王氏遭趕入牛棚，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勞動改造，期間曾於咸寧負責燒開水之差役，又曾遷至丹江口看管橘子園。同時，在文革期間，境外書商頻頻翻印王氏著作，如《文心雕龍新書》曾為法國、香港、臺灣翻印，並改署「王理器」。[5]^:483[6]^:342-343

1972年，王利器獲准返京退休。1975年後，改離休。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只獲歸還藏書約萬餘冊，但王氏依然勤讀不倦，接連交出十多部書稿，包括《文鏡秘府論校注》、《颜氏家训集解》、《鄭康成年譜》、《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等，並不斷發表單篇論文，合計約有700萬字。1978年，王氏「右派分子」身分獲改正，九三學社通知恢復組織生活。同年，獲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特約研究員。[5]^:483-484[1]^:60-61

1980年，王利器獲聘西北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講授有關《抱朴子》、《文心雕龍》、《鹽鐵論》、《水滸傳》、《紅樓夢》等課及演講。1981年，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季羨林及歷史系主任鄧廣銘邀請王氏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講授《史記》。1982年，王氏年屆七十，乃用毛澤東詞作〈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中「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句，改齋名為「爭朝夕齋」[7]；同年，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1985年，應日本文部省赴日，先後到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東京大學、神戶大學及高野山大學講學。1986年，獲聘西南民族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兼職教授。1987年應時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殿爵教授邀請[21]^:24，再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6]^:344-346

文革後二十餘年間，王利器陸續獲邀出席多場國內學術研討會，並出任不同學術機構之顧問或學術委員，多所大學之研究院畢業論文答辯委員，乃至多部學術叢書之主編或顧問。1997年5月末，因急性腸梗阻送院治療，至7月中旬方出院。又因遇京城酷暑，自此改變了過去五十年來於夜半至清晨筆耕著述的習慣，但始終手不釋卷，既繼續勤於校注古籍，亦時時口述，著家人筆錄。1998年7月24日清晨，王氏因突發心肌梗塞送院，後搶救無效逝世，享年86歲。[6]^:344-349[1]^:61 中華書局編審劉宗漢為王氏撰墓誌曰：[2]^: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