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官委議員制度

澳門回歸前，官委議員制度用以確保立法會議員中有一定的法律專業人員、牽制立法會的權力以強化葡萄牙和澳門總督在澳門的管治力、以及在不同時期制衡立法會的土生葡人或華人勢力。回歸後，由於立法議員、官員及行政長官皆為華人主導的關係，強化管治者對立法會的控制力以確保政府對澳門管治力的需要已不存在，且立法會內法律專業方面的問題也可以透過間接選舉方面設置法律專業界別的議席去解決，故保留委任議員制度的正當性在回歸後受到質疑[參 7]。

前澳門理工學院教授蘇文欣表示，按照民主發展的常識，廢除官委議員是讓澳門特區民主政制走向發展的必須首要條件，其次是逐步削減間選議席，最終達至立法會議員由全民普選，他又指如果澳門拒絕接受普世認知的民主政制，堅持去走「有澳門特色的民主制度」，那就沒有繼續討論的意義[參 18]。

澳門回歸前，總督在委任議員上被要求委任人選須在澳門社會有顯著功績及聲譽，即總督和行政長官所委任的議員都應當是「社會中有智慧、才智和美德的優秀人才」，行政長官須在選舉結果公佈後觀察選舉結果並進行委任工作，在此政治人才選拔機制中，行政長官通過委任部分議員在立法會內形成良好的人才使用結構[參 1]。

在民間，官委議員的素質及認受性備受批評，批評聲音指官委議員為「保皇黨」，指責他們往往為政府的施政失誤辯護，只捍衛自身及權貴利益，與民眾對立，在議會內幾乎每次都對針對政府施政的動議投下反對票，引起社會的不滿[參 4][參 5][參 19]，近年來引發的一些事件也讓市民進一步對官委議員的身份認受性作出質疑。

2015年7月，澳門政府向立法會引介修改《消費稅規章》法案，希望大幅調升煙草稅。由行政長官崔世安委任的官委議員馮志強批評政府不尊重個人自由和歧視吸煙人士，又指自己當了煙民50多年和有賭博習慣40多年，到了70歲都沒有死，又說吸煙有很多好處，例如可以紓緩壓力。另外，間選議員高開賢則表示心痛煙草商受到傷害[參 20]。

同年，立法會一般性討論修改控煙法，法案建議擴大禁煙範圍，包括讓賭場全面禁煙，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堅持認為必須全面禁煙才能保障居民及旅客健康，又指即使賭收下跌導致大量賭場員工失業，政府亦可因而調整外僱政策以保障本地人就業。多名建制派議員包括馮志強及間選議員張立群提出反對意見，批評「不懂做官」、「過份急進」和「太過自信」，當中張立群更情緒激動地在立法會上用上「仆街」和「廢柴」等粵語髒話，又指政府採用的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和委託第三方機構做的民意調查都不可信 。另外，馮志強曾在2014年立法會辯題上說：「不要借題發揮說：吸煙會影響從業員的職業安全。你可以選擇不從事這行業，誰叫你去做莊荷？」[參 21][參 22]

同年，馮志強在立法會審議《家暴法》時反對將家暴列為公罪，又發表具歧視性和鼓吹家庭暴力的言論，認為「打老婆」沒有問題，主張「打者愛也，不愛不打」，引起社會譁然和引發近千人發起支持廢除官委議員制度的遊行示威，亦有20個非建制派團體發起聯署譴責馮志強，最後馮志強就事件道歉[參 3][參 23][參 24][參 25]。

2017年11月25日，官委議員陳華強與4名立法會議員受邀到當地直播時事節目《澳門論壇》，就澳門政府2018年度財政預算突破1,000億澳門元作出探討（預算比回歸初期約100億元增加約十倍），論壇上3名民選議員批評及指出政府在財政開支上存在各種問題及隱憂，又主張須要加強對龐大公共工程開支的監督，以及落實官員問責制；而陳華強則在論壇上為政府辯護，對市民說不能在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福利同時要求政府緊縮開支，又反問市民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場會如何處理。陳華強的言論引起台下市民不滿，市民批評他身為議員卻沒有監督政府，反而為政府辯護，質疑他作為一名由特首崔世安一人選出的議員的認受性。陳華強隨後怒稱批評他的人都是「蘇嘉豪的人」（當天其中一名受邀民選議員），引起一陣騷動，論壇完結後市民追上前與陳華強理論，結果陳華強在被市民喝倒采和被警員護送下離去[參 26][參 27]。事後公眾批評相關官委議員虛偽自私，為「庸官昏官」的施政失誤「保駕護航」，甚至蔑視民眾，對市民大放厥詞，素質低下，又指非民選的陳華強不是「人民的人」，而是「崔世安的人」[參 19][參 25]。

2018年7月30日，立法會以24票贊成、5票反對一般性通過政府提出的受爭議的《設立市政署》法案，法案通過後，將來的市政諮詢委員將全數由行政長官委任。投下反對票的議員認為法案是民主倒退和對《基本法》條文的扭曲，而政府則認為民選市政諮詢委員不符合《基本法》規定[參 28]。法案表決後，直選議員蘇嘉豪在發表聲明並叫口號：「還我市政代表，民選市政代表！還我市政民主，扼殺市政民主可恥！」8月7日，龐川、柳智毅、邱庭彪、馮家超、胡祖杰和陳華強等七名官委及兩名間選議員共九人在立法會上不點名批評和譴責蘇嘉豪，分別指責他「輸打贏要」、「以所謂『民主』之名，採取激進的方式，聲嘶力竭地在莊嚴的議事堂上叫囂」、將「鄰近地區（指香港）一些劣質的議會文化，或街頭遊行示威文化帶入議會」和「不尊重其他議員，不尊重民主議會制度」。會議結束後，蘇嘉豪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直選議員用較大聲量等方式表達竟然被完全沒有民意成份的官委議員批評，又說民主價值既要少數服從多數，故會尊重和包容從民意角度看屬於「少數」的官委議員的意見，又指由政府委任的官委議員的發言是向政府負責[參 29]。

數天後，蘇嘉豪於13日在立法會大會議程前發言，說回歸前官委議員制度的設立是為了保護作為「宗主國」的葡萄牙的既得利益，回歸後，作為「殖民地的遺物」、「助長立法會繼續成為市民口中的垃圾會」的官委議員制度沒有保留的必要，又說當討論澳葡年代市政民主時，官委議員以「不要走回舊路」反駁，但又雙重標準地堅持保留澳葡年代維持「行政霸道」的委任制度。他又指行政長官特首一人有權委任七名官委議員是對民主的最大侮辱，主張所有自認「愛國愛澳」的人們都應該支持將殖民地遺留的官委制度廢除。直選建制派議員宋碧琪在隨後不點名批評蘇嘉豪沒有尊重立法會議員，又說取消官委制度的主張違反《基本法》，曾任官委議員的間選議員黃顯輝認為蘇嘉豪的發言使用到了「垃圾會」字眼是侮辱了立法會，並對此提出抗議[參 30]。

《南華早報》對事件作出評論，批評沒有經過直接選舉的七名「傲慢的」委任議員和兩名間選議員在立法會中向民選議員講授民主是一個「大笑話」，誤解民主意義的非民選議員作出的集體譴責沒有說服力。又指只要沒有普選，荒謬和不合邏輯的事永遠不會在澳門立法會中消失[參 31]。

有官委議員認為官委議員可作出更理性的抉擇，因為官委議員不受制於特定利益團體，在發表意見和表態時不用顧及個人及政府利益[參 18]。

對於官委議員馮志強引發約900人參與的促請廢除官委和間選制度的遊行，官委議員黃顯輝及徐偉坤在立法會上指雖然委任議員通過委任的渠道進入立法會，但在立法會內的職能和工作與通過選任進入立法會的議員並無區分，都是「以整體利益為依歸，為全澳市民服務」，他們批評馮志強失言事件「被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士利用」和企圖「分化社會」，又表示「澳門人都是愛國愛澳，眼睛雪亮，明辯是非，不被煽動，不被分化，讓我們繼續團結一致，走合適我們自己的特色發展道路。」[參 24]徐偉坤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宣稱示威者中有政改訴求的僅有一百多人，代表澳門人滿意目前的制度[參 32]。

澳門媒體《正報》評論文章批評有官委議員作出「官委議員更理性」的說法，文章指出澳門立法會在回歸前或回歸後的歷史上沒有官委議員給政府所提的法案投過反對票，也幾乎沒有對政府的錯失作出批評[參 18]。

澳門大學政政系副教授余永逸指出，澳門社會的發展程度仍然落後，民主土壤較弱，人們對政治亦比較冷感，澳門人雖不反對民主，但仍然停留在生存和物質方面，擔心因觸怒中國政府而影響經濟，與鄰近的香港相比，香港人較「渴望心中富有」，且香港有不同團體就各樣公共議題發聲[參 32]。

香港媒體《信報》評論文章指出，澳門是一個「我認識你，你認識他，他就認識我」的三層人際關係網，若公開表示不滿和抗議必然會被曝光，加上當地大部分人在政府、賭場或中資機構，反抗政治體制或權貴利益也必然會導致自身前途受到影響，此外，親政府媒體主導當地輿論，導致輿論單元，故澳門人大多習慣保持沉默忍耐[參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