瑯嶠十八社

荷蘭東印度公司探險家卡斯巴·司馬爾卡頓（Caspar Schmalkalden）所繪製的台灣地圖。

在當時瑯嶠十六社與北方的馬卡道族之一的放索社（Pangsoya）敵對，也與東北方的卑南部族敵對。大員的荷蘭人為了尋找黃金，打算打通往卑南地區道路，他們企圖與瑯嶠十六社友好，於是在1636年瑯嶠君主的一個兄弟Lamlock受荷蘭人之邀友好訪問大員[7]。1636年底瑯嶠君主統治的村社從十六社回復到十七社[8]，且瑯嶠君主Tartar親自訪問大員並與荷蘭人簽訂友好條約。1637年瑯嶠十七社「君主」為了打擊世仇的太麻里和卑南覓部族，願發兵960人邀請荷蘭人一同組成聯軍[9]，荷蘭人意圖打通往卑南地區道路，雙方於隔年向太麻里社進軍，擊破太麻里社士兵並焚燒房屋後，繼續往卑南覓進軍[10]，卑南覓人隨即向荷蘭人示好。透過與荷蘭交好，瑯嶠的勢力大大擴張，甚至連內獅頭社（Barboras）、大龜文都一度臣服瑯嶠君主的勢力，其勢力至今日楓港、枋山。

1642年荷蘭人與原本的盟友瑯嶠人間產生間隙，因荷蘭人準備攻擊同為石生起源說的卑南其他部族，瑯嶠君主Tartar不願對借道攻擊的荷蘭軍隊提供補給，此外瑯嶠人還攻擊受荷蘭保護的漢人，加上一些番社也向荷蘭人抱怨Tartar的獨裁。同年年底荷蘭人出兵與瑯嶠交戰[11]，戰敗的瑯嶠酋邦有五個番社被燒毀，瑯嶠君主遁走。知本社據說收容瑯嶠君主本人與其隨從，荷蘭人和其盟友卑南覓人隨出兵降伏了知本社，戰後知本社被遷往知本溪一帶的平地。這場戰事嚴重打擊了瑯嶠諸社，所有瑯嶠人每戶每年得繳交5 張鹿皮給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處罰。1643年瑯嶠君主Tartar返回自己的根據地瑯嶠社[12]，荷蘭人如同對待小琉球原住民那樣，抓了許多瑯嶠人送往巴達維亞為奴，一些瑯嶠族人逃至北方建立加祿堂社（Caratonan，今日枋山鄉加祿村），由瑯嶠君主Tartar的兄弟Caylouangh向荷蘭人臣服，荷蘭人便讓他當上加祿堂社的首領[13]。為了分裂瑯嶠諸族的抵抗力，荷蘭人讓Caylouangh出席地方會議擔任重要職位[14]。1645年Tartar被迫親自前往大員向荷蘭人臣服，成為半獨立實體，原先「瑯嶠君主」對各社指派統治者的權力和生殺大權盡失，其中各社的長老由荷蘭人任命，Tartar自身也僅剩5個社的統治權。戰後荷蘭人有權向瑯嶠地區收取贌金，如1646年需繳納贌金280里爾。

1647年，荷蘭人征討力里社（Tourikidick），瑯嶠諸社接受荷蘭人號召加入這場的戰爭。1650年原「瑯嶠君主」Tartar和其子兼繼承人Pare被人謀殺後，瑯嶠社分裂出龍鑾社（Lindingh）。Tartar的小兒子甲必丹（Cappitam）繼承了瑯嶠君主的地位，斯卡羅族貴族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內獅頭社（Barboras）的統治者還是「瑯嶠君主」Tartar的妹妹和妹夫。隨著荷蘭人先後在力里社和林邊溪山區一帶原住民作戰，越來越依靠瑯嶠的勢力協助，使瑯嶠諸社逐漸回復力量，儘管臣服於荷蘭人，1658年荷蘭人卻提到了瑯嶠諸社反抗心越加嚴重。

朱一貴事件爆發後，清廷派兵征討叛軍，叛軍領導人陳福壽、劉國基、薛菊生在兵敗乘坐小船逃至琅嶠地區，隨後清朝千總陳章率兵進入琅嶠追捕。事件後因為琅嶠地區地處偏遠、治理困難，加上有流言當初朱一貴起事前曾在瑯嶠和後山一帶雌伏，儘管一些官員如藍鼎元等建議清廷加強瑯嶠一帶的駐軍和管理，但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則主張放棄琅嶠地區[19]。1722年福建巡撫楊景素下令豎石為界，，放棄對瑯嶠地區統治和駐軍，從加祿堂（今屏東枋山鄉加祿村）以南盡為番地，嚴禁漢人移民進入瑯嶠番境。使漢人的移墾多所荒廢，僅剩數百人漢人於該區耕種，也使漢人進入恆春半島的發展相對遲滯。

漢番分界對雙方的影響都很巨大，商人因無法交易而繳不出社餉，被迫由地方官員代墊，而瑯嶠諸社也喪失日常品的貿易管道。1725年，在琅嶠諸社通事和地方官員等配合下，琅嶠斯卡羅族酋邦以生番歸化的方式，重新向清廷繳納社餉，以此重新開啟貿易管道[20]。是為琅嶠歸化生番十八社：琅嶠社、貓仔社、紹貓厘社、豬朥束社、令蘭社、上哆囉快社、下哆囉快社、蚊率社、猴洞社、龜朥律社、貓籠逸社、貓里毒社、滑思滑社、加錐來社、施那隔社、新蟯牡丹社、德社、慄留社[21]。然而，所謂的歸化僅是民番互市和輸餉而已，清廷並不能治理瑯嶠諸社[22]。

根據今日恆春地區原住民口傳歷史，原先斯卡羅從知本南遷時就有兩支姐弟家族，姐姐的後代La-garuligul家族統治豬朥束社，是大股頭目。而口傳歷史中的弟弟Mavariu家族統治射麻里社，部族中地位僅次於姐姐家族，是二股頭目。統治貓仔社的是三股頭目。口傳歷史中Mavariu家族曾試圖奪聯盟統治權，與La-garuligul家族多次發生戰爭，最終都失敗。然而，清康熙期間的番俗六考提到當時的瑯嶠十八社都由小麻利（射麻里社）頭目所約束，暗示Mavariu家族曾一度奪取酋邦統治權。1725年，琅嶠諸社歸化清庭時，領銜的是貓仔社和射麻里社等十九社[23]，顯示這段時期斯卡羅酋邦的統治權可能不甚穩定。

儘管1729年清廷嚴令如有漢人、客民越界者嚴懲，但還是有許多漢人和客家人越界進入瑯嶠地區開墾土地，他們向番人租賃土地，開墾荒埔。瑯嶠原屬生番狩獵之地，漢人移住此開拓，首先不得不試著求得番社的許諾，來防備兇番。因此，車城、海口及其他開墾的田園，每年需向業主收取一定的租谷，或者是牛豚等其他物品，作為狩獵開墾地的補償或兇番防範的報酬，付給各關係番社頭目[24]。另外越界漢人多是單身漢，儘管清廷下令禁止漢番通婚，但因為官府效力僅在界內，越界漢人不再控制之內，他們大量與原住民女子結婚或入贅，其混血後代被稱為「土生仔」。而清朝水師戰船木料多從島內界外山區獲得，其中瑯嶠山區是供應台灣南部木料的重要產地，因此清廷特許漢人「軍工匠」可跨界至瑯嶠番界砍伐，古稱柴城的車城便成為界外的軍工匠居住地。軍工匠於是透過漢番混血「土生仔」幫助和嚮導下，可深入山區採伐木料，[25]。

車城一帶漢人聚落可追至明鄭時期，是透過武力奪取的土地，是瑯嶠地區不向瑯嶠十八社繳納番租的漢人聚落，因此車城的漢人與瑯嶠十八社不甚友好，該聚落為防止原住民襲擊騷擾，就在聚落外圍建造木柵環城以作防衛，故稱柴「城」。1787年林爽文事件爆發，清朝將軍福康安率兵平亂，民變領袖莊大田被官兵追殺至琅嶠山內，而瑯嶠十八社俱受福康安預飭，協助堵截[26]。莊大田率叛軍試圖穿越瑯嶠十八社中的蚊率社社域逃往後山，遭到番人痛擊被迫撤退[27]，最終莊大田被福康安所擒獲。福康安觀察到當時漢人越過土牛界來到瑯嶠車城一帶開墾，與瑯嶠十八社日久相安，並無重大事故[28]，可見當時漢番關係尚屬和平，但隨著漢人逐漸增加，使原住民與漢人衝突開始日漸擴大。

台灣在朱一貴事件後閩客分類而居的形式，也影響到瑯嶠的越界漢人移民，如車城逐漸成為一座閩籍聚落一般，粵籍客家人也在保力庄、統埔庄建立自己的聚落，18世紀中到19世紀末台灣閩粵械鬥同樣也擴散到界外的瑯嶠。相對台灣界內閩粵衝突，漢人雖然內部閩粵不和，但對上原住民會一致對外，但瑯嶠地區粵籍客家人則是與瑯嶠十八社保持密切合作關係，來對抗閩人。保力與瑯嶠十八社關係相當特殊，從早期1722年番俗六考的記錄中保力（寶力）被列入瑯嶠十八社名單之中，後來在保力居住客家人屬於二次移民，但他們不僅與瑯嶠十八社相互通婚、同盟，甚至

琅嶠與沙馬磯頭皆見於藍鹿洲東征集。琅嶠當日已稱樂郊，不忍棄諸界外；今益繁盛，民雜閩、粵，番甫歸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山之有番無民者矣。 《蠡測匯鈔》。

道光九年左右，鳳山八社中的放索、加藤及上、下淡水諸社其一部分自屏東平原南下至瑯嶠地區，尤其是放索和茄藤兩社，他們與斯卡羅酋邦中龍鑾社訂立和約，贈與水牛得地居住，得以從事墾殖。

今流傳一句諺語：「赤山、萬金庄，放索開基祖」。[29]

「咸豐五年，豬僗束番與走社番互相鬥殺。豬僗束番篤基篤 糾同附近嘉應州客民百餘人，攻破走社，奪其田大小三十餘坵、旱埔一塊，贈與 客民。客民議交劉炳生耕種納租」屠繼善《恆春縣志》，卷6，田賦，頁121。

隨著工業革命之後商業興盛，台灣南部航道商船來往逐漸熱絡，使一些外國人因船難而漂流至瑯嶠地區，衝擊著台灣恒春半島土著社會。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恒春半島沿岸遭到颱風襲擊觸礁，數十名船員倖存上岸卻遭到瑯嶠十八社中龜仔甪社社人殺害，爆發羅妹號事件。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向清廷抗議，要求懲罰兇手，不過清廷官員吳大廷卻表示瑯嶠該地未收入版圖，以非管區之內作為緣由而不受理此事。美方因此決議自行處置，於同年6月發動軍事行動，即美國福爾摩沙遠征。然而美軍因不諳地理且屢遭瑯嶠十八社伏擊而大敗，美軍少校麥肯齊戰死，登陸的美軍被迫撤退。

李仙得再度向清政府施壓，迫使清廷在外交壓力下責令臺灣地方官員劉明燈率兵500人進軍瑯嶠協助李仙得，瑯嶠十八社聞清軍兵至車城之後，也集結部隊準備對抗。清軍對繼續進軍相當消極，美方李仙得決定採取外交手段，在透過關係下與十八社頭目卓杞篤會談，最終雙方簽訂條約達成共識，這場稱之為「南岬之盟」所達成的內容為：卓杞篤所轄下瑯嶠十八社承諾，保護往後漂流到海岸的所有歐美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起初「南岬之盟」是卓杞篤自己和李仙得作為雙方協議的保證，可說是一種個人式的外交關係，並不受到十八社領域所有部落的認可。但卓杞篤遂運用部落內部傳統的儀式，達成一種在十八社內部追認自己與李仙得所簽訂「南岬之盟」效力的效果，藉此得以維繫自己的權威，並進而重新鞏固「十八社」的架構。因斯卡羅酋邦逐漸對北部四重溪中上游的牡丹社群失去控制力和影響力，卓杞篤希望藉此能將勢力重新延伸到牡丹社群，將番產交易的名義收納為卓杞篤所有。儘管如此卓杞篤控制的範圍仍十分有限，有些部落尤其是牡丹社，最終完全脫離這個因權宜所組成的鬆散聯盟[30]。

卓杞篤曾反對將琉球人處死，但還來不及阻止，悲劇就已發生[31]。之前李仙得記述卓杞篤在一次酒後情緒激動的說：「我為我自己及豬朥束社的人負責，但對其他人我經常無能為力」。而日本的《風港營所雜記》指出：「高士佛社與牡丹社奉豬朥束社大頭目卓杞篤為共主，但各社每年僅一兩次獻上鹿、豬肉等物，平日並不來往」，由此顯示，十八社關係隨著勢力消長出現微妙變化，總頭目之於牡丹社已無太大的實質影響力[32]。

卓杞篤死後瑯嶠十八社進一步弱化，大頭目繼任者朱雷嚴重酗酒未能建立威信。鵝鑾鼻燈塔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提到：「..卓杞篤死後，聯盟瀕臨瓦解，形成數個較小的社。其中，牡丹社為最狂暴的部族，蔑視所有的法律」。

此時李仙得因過往與瑯嶠十八社交手的經驗，被日本政府聘為外交顧問。他立場上不再視瑯嶠十八社是政治實體，而是無主權的土地，他抓著清國認為該處為界外之地而無管理權為由，建議日本援用國際法，藉口保護「琉球籓民」向清廷交涉，更建議日本趁機自己在當地動手興建燈塔並派兵保護，進而併吞無主的臺灣生番地[33]。

1874年，日軍從恆春登陸，以社寮為根據地，藉由拉攏其餘十六社來孤立高士佛社與牡丹社。日軍以優勢軍隊攻打牡丹社，而瑯嶠十八社中，除了牡丹社群、高士佛社外，其餘十六社則未參加戰鬥，保持中立在觀望情勢。隨著牡丹社頭目死於石門戰役中，原本採取觀望態度的部落紛紛轉而靠向日本，潘文杰則在日軍掃平牡丹社後介入調停。日軍的軍事行動使清廷大為緊張，清廷先後派遣多位官員如沈葆楨等來臺與日軍交涉，另遣提督唐定奎帶領軍隊6,500名前往枋寮設立行營，設堡壘駐防。雖然欽差大臣沈葆楨力主張與日開戰，但遭到直隸總督李鴻章反對。

在1874年爆發牡丹社事件[34]，僅有北方三社對抗日軍，當時的大頭目潘文杰協助日軍安撫番社，

台灣清治時期，斯卡羅族所領導的瑯嶠部落聯盟被稱為「瑯嶠下十八番社」、「瑯嶠歸化十八社生番」[35]或「瑯嶠下十八社」。

牡丹事件後1875年清廷在恆春半島建立恆春縣，瑯嶠下十八社大部被編入恆春縣行政區之中，潘文杰還幫助清廷建造恆春縣城。 恆春縣城[36]，

在台灣省巡撫劉銘傳主政下，命恒春知縣高晉翰受命調查縣內熟番人口及其番業，隨後在1888年發布政策讓熟番「化歸為民」，不再擁有「番籍」而為「民籍」。熟番所屬番業和番租也就視同民田租業。然而，儘管官方廢除番籍和番租，實質上清廷行政上仍無法有效管轄既有的瑯嶠部落，仍然需要舊有頭目代理管轄，只是將名稱更換為「頭人」和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