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關係

郑和安置在卡利卡特的石碑（现代复制）

中华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是世界文明摇篮，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有几千年历史。孔雀帝国的首相，曾在塔克西拉大学担任过教授的考底利耶在他的作品《政事论》即用“”词头将中国丝绸称为“”（“”丝绸服装）和“”（“”丝束）。在《史记》中，张骞和司马迁使用了“身毒”来称呼印度河流域地区（在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这一词应是来源于梵文中的“”。当云南在1世纪劃入汉朝版圖时，中国政府报告在那里存在一个“身毒”社区。[5]

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中国传输后，许多印度的学者和僧人都前往中国。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达中国，并将梵文佛经《修多罗》译成中文；少林寺的创始人佛陀跋陀罗（约464-495年）和5世纪南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成为禅宗的创办人少林寺第一位禅师。同时许多中国学者和僧侣也前往印度，如中国東晉高僧法显于402年，访问印度并居住10年，之后他将许多梵文佛经译成了中文，其《佛国记》成为中印友好交往史上一部极具历史价值著作。

在公元7世纪，唐朝获得了中国的丝绸之路和中亚的大部分控制权。王玄策作为一个外交代表团的代表被派遣到了印度北部，卷入了戒日王（590-647）死亡后的内战之中。在使团的30名成员被篡位者杀害后，王玄策逃跑，并在盟国尼泊尔和吐蕃的部队陪同下返回。在他的军队帮助下，王玄策包围并占领了首都，而他的副手蒋师仁抓住了篡位者并把他作为囚犯押送回唐朝（599-649）首都长安。在8世纪，由印度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耶波多（476-550）所编撰的天文正弦表，在唐朝被翻译进公元718年编辑的天文学和数学书籍《开元占经》。[6]《开元占经》由瞿昙悉达，一个祖上居于印度，在长安出生的天文学家和占星家编撰。他还因为将九曜概念翻译入中国历法而闻名。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他们都曾在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学习。7世纪玄奘于戒日王时期访问印度，在他的作品《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前往印度的旅程，这后来启发了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创作了他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郑和下西洋期间，访问了许多印度王国和港口。在18至19世纪，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邦联开始向它邻近的土地扩张，它在1834年使拉达克成为了查谟邦的附属国。在1841年，锡克教徒入侵西藏，并占领了部分西藏西部地区。西藏军队在1841年12月击败了锡克教徒的部队，并迫使它们从西藏撤出军队而进入拉达克围困列城，在那里西藏军队转而被锡克军所打败。此时，双方都不希望将冲突延续，因为锡克教徒卷入了之后引发了第一次英国锡克战争的和英国的冲突，而中国则正在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进行鸦片战争。西藏人和锡克教徒在1842年9月签署了条约，规定在对方国家的边界不得有越轨或干扰的行为。[7]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印度给予中华民国很多支持，1938年印度国会派遣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其中的队员柯棣华大夫病逝于中国；“抗战”时期战略物资运输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以后，随后开辟的“驼峰航线”其始发地就在印度的阿萨姆邦。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並拜訪了日後成為印度國父的甘地[8]。同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中战事失利，孙立人部退入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在重新组装、训练后成为经由缅甸反攻回国的前锋部队[9]。

印度和中国的官员在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

2014年9月18日，中國外長王毅與印度外長蘇什瑪·斯瓦拉杰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共同見證下簽署諒解備忘錄，中方開放一條新的進入西藏自治區的印度教徒朝聖之路。印度教徒經典朝聖路線「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錯朝聖之路」以往只能經里普列克山口，2015年起開放乃堆拉山口。[10][11]

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4月1日印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为泛社会主义阵营及新近建政的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印度总理尼赫鲁推广了泰戈尔提出的“中印是亲兄弟”口号（“”）。1954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2]

1959年的拉萨事件后，中国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且有效的管辖，达赖喇嘛流亡到了印度，中印之间的矛盾加剧，具体最剧烈的体现在了喜马拉雅山脉东段中印边界的纠纷，在1962年酿成边境战争。战争之后，中印外交关系发生较大转变，在冷战期间，印度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与中苏分裂之后的中国对立，而中国则与其宿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并在冷战后期与美国合作站在苏联及其盟友的对立面。虽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回复友好，印度军方内部仍将中国视作最大假想敌。直到1988年底,拉·甘地访华才打破两国关系坚冰。此后，在两国领导人的大力推进下，中印关系迈上了长达三十年的持续正常化、持续深度化的轨道。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中国正式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同时两国开始着手解决边界争端。2005年1月二国举行首次战略对话，温家宝总理访印并签署《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2016年7月印度试图加入核供應國集團的努力遇中国阻挠，双方关系开始新一轮冰冻期，7月23日印度方面宣布停止续签新华社三名驻印度记者的签证，要求其限期离境。2017年夏，长达72天的洞朗对峙事件又将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打乱。此后，虽有两国高层不断努力纠偏定向,但双边关系波折不断，高频震荡。在新旧结构性矛盾的不断干扰下，中印关系迈入了长波动期。[13]

2020年4月1日是中国同印度建交7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互致贺电[14]。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BRICs概念，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缩写词。2006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金砖国家领导人迄今共进行了11次会晤和9次非正式会晤。作为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的务实合作能够为“金砖”第二个十年奠定下坚实的发展基础。[22]

2005年，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observer states）。2017年6月9日印度、巴基斯坦一同加入上合组织。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宣称以“上海精神”解决各成员国间的边境问题。因冷戰時期中國與巴基斯坦是抗衡蘇聯與印度勢力，現今兩國對巴基斯坦關係也有歧異。印度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专门针对印度[23]。加入上合组织后，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周边邻国可以通过元首峰会、外长会议、总理会议、部长级会议以及各专业职能领域的定期会晤等机制进行对话交流。中印双方可以在该框架下加强双边或多边沟通合作，亦能增进双方互信，从而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地区的稳定。[24]

2002年，中俄印启动三方外长对话。2007年，中俄印三边外长对话升格为年度正式会晤机制。已截至2019年2月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外长已举行十六次会晤[25]。中俄印三边合作启动以来发展整体顺利，已经构建起以三边领导人峰会为引领，以外长会晤为主要平台，以商业、文化等领域对话为辅助的重要三边合作机制。成为三国加强战略沟通，在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寻求共识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整体看来，俄罗斯作为三边合作的倡议者，始终对该机制热情投入；中国出于密切中俄战略协作、联合俄印捍卫新兴经济体利益等因素考虑也积极参与其中；印度则在参与三边合作的同时另有打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俄印三边合作的制约，并对该机制未来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26]

资讯博客

• 三泰虎 - 从这里了解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