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

史可法祖父史应元，官至黄平知州；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相传尹氏怀孕时，梦到文天祥进入她的房间，于是生下史可法[1]。史可法早年师从左光斗[2]。天启七年（1627年）主考郭都賢取為舉人，崇祯元年（1628年）聯捷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3]。

崇祯八年（1635年），史可法任右参议，负责镇守池州、太平[4]。同年秋，随盧象昇镇压各地民变，史可法任副使，巡行安庆、池州等地，监江北军队。黄梅地区民变军队抢掠宿松、潜山、太湖等地，意图进犯安庆，史可法率军打败了民变军，并追击到潜山天堂寨。第二年，祖宽在滁州击败民变军，变军退到河南[5]。

史可法像，取自清乾隆年间《历代名臣像解》像，现藏于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变民军领袖马守应联合罗汝才、李万庆自郧阳东下，史可法驻军太湖，阻碍变民军的进攻通道。次年正月，变民军绕道攻至安庆石牌，很快转移到桐城，被参将潘可大击退。变民军又被庐州、凤阳等地军队阻遏，返回桐城抢掠。桐城知县陈尔铭固守城池，史可法与潘可大围剿变民军。变民军退至庐江，进犯潜山，在枫香驿被史可法与左良玉击败[6]。另据《明季北略》引述桐城人的说法，史可法曾率部驰援桐城，被围困在鹿耳城，但被桐城县令杨尔铭所救[7]。

崇祯十年（1637年），由于变民军强大，威胁南京，史可法被张国维推荐升任右佥都御史[8]，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諸府县[9][10]。此后，变民军占领和州、含山、定远、六合等地，进犯天长、盱眙。史可法奏报请求免除上述地方的田租[11]。当时监军佥事汤开远善于打击变民军，史可法又东西驰援，变民军不敢正面交锋。到第二年，由于未能按时平定民变，朝廷命令他戴罪立功[12]。史可法身材短小精悍，面孔黝黑，双目炯然有光。他具備廉洁守信的名聲，能与部下同甘共苦。行军途中，士兵没有吃饱自己就不先吃，士兵衣服没发下自己决不先穿，所以士兵都愿意为他出力。此后，他的军队相继在英山、六合两地打败变民军，顺天王也乞求投降[13]。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史可法因岳父去世离职。除下丧服后，出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朱大典总督漕运。他弹劾罢免了三个督粮道，增设漕储道一人，大力疏通南河，使漕务大有整治[14]。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史可法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在此期间，史可法奏上八条改革意见[15]。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进攻北京，史可法誓师勤王。渡江抵达浦口后，得到崇祯帝自縊駕崩的消息，史可法向北痛哭失声，以头撞柱，血流到脚上[16][17]。時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書，為留都百官之首，當南方官員得知崇禎皇帝自害駕崩，對於擁立新君有所爭議時，史可法卻未能當機立斷。当时，史可法收到了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的文书：“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孙子，按辈份、排行应当立为君王，但是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史可法也认为如此，更加上東林黨人國本之爭時支持泰昌帝，與福王一脈頗有過節。但凤阳总督马士英暗地与阮大铖商议，主张立福王朱由崧，并致书史可法称论伦理、论次序都应当拥立福王。史可法告诉他们朱由崧的七个缺点，但馬士英联合了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鎮將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等人，发兵护送朱由崧到仪真，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前去迎接[18][19]。

五月初一，朱由崧拜谒孝陵、奉先殿，出居于内守备府。群臣入内朝见，朱由崧羞惭想要躲避。史可法劝他不必躲避，应该正式接受。朝拜结束，商议战守之事。史可法说应该穿上素服驻扎郊外，调发军队北伐，向天下百姓表示必定报仇之意。朱由崧答应[20]。五月初三，朱由崧監國於南京，在诚意伯刘孔昭的干预下，馬士英成為朝中首輔大臣[21]。此后，史可法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仍督师凤阳[22]。随机，制定京城营建制度，如同北京时期典制，侍卫以及锦衣卫等军队，全部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以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再设置，以杜绝告密，安定人心[23]。

马士英带兵入朝，将史可法所说的七不可告发给朱由崧，上奏后即离去。史可法于是请求统帅军队，外出镇守淮安、扬州两地[24]。朱由崧称帝后，史可法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也正式进入朝廷[25]。史可法离开后，马士英、刘孔昭等更加肆无忌惮。刘孔昭因为张慎言推举吴甡，在大殿上持刀追杀张慎言。史可法听说此事派骑兵上书劝解，刘孔昭最终卡住不让任用吴甡。史可法祭陵完后，上书说：

明朝此時處在滿清、闖軍兩方面壓力之下，史可法為首的諸臣，主要採取的策略是「聯虜平寇」。希望能夠借重滿清的力量，首先剿滅流寇李自成勢力，再謀求後續打算[27]。然而南明朝中卻不能同仇敵愾，反而仍舊黨爭不斷，文、武官員之間互相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東林黨人與馬士英、阮大鋮之間的矛盾，以及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等人的辭官，說明了明朝廷的無法齊心向外，也因此種下弘光朝敗亡的原因。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扬言“联闯平南”，而史可法在给多尔衮回信中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没有拿出对付清军的办法。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劝说多尔衮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江南地区[28]。而此时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也发生转变，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書信格式有如諭旨。以正统自居，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南明君臣无条件投降[29]。並說清朝得天下於李闖，並且為明朝報仇，希望南明能感恩戴德，南明的殘餘勢力應該盡早投降清兵，否則即將滅亡[30]

史公祠的飨堂，其两边悬有张尔荩为史可法撰写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史可法失勢之後自請督師江北，前往揚州統籌劉澤清、劉良佐、高杰、黃得功等江北四鎮軍務機宜[31]。当时，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先到扬州边界，一路大肆奸淫掳掠，所经之地尸横遍野。城中开始惧怕，登上女墙守备，高杰攻打了两个月。刘泽清也在淮上大肆掠夺。临淮不接纳刘良佐的军队，也遭到攻击。朝廷命令史可法前往劝解，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听从命令，于是，到高杰那里去。高杰一向惧怕史可法，听说史可法要来，他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埋葬地面上的尸骸。第二天早上来到军营中拜见史可法，汗流浃背。可法却坦诚地接待他，跟他的偏将讲话也用温和的语气，高杰喜出望外，然而从这以后他也有点轻视史可法，开始用自己的优势兵力防护左右，文檄也一定自己过目后才肯传递。史可法简单地把他们的情况上报给朱由崧，又把他的兵力驻守在瓜洲，高杰对此又非常高兴。等他离去后，扬州得以安定下来，史可法于是在扬州开设府署[32]。

史可法的衣帶板

六月，清军打败李自成，山东等地人民杀死李自成任命的官员，占据城堡自卫。史可法请求朱由崧颁发称监国和称帝时分别颁布的两个诏书，安抚山东、河北军队和百姓的思想。并开设礼贤馆，招收各地有才智的人，让监纪推官应廷吉主管此事。八月，史可法外出巡视淮安，检阅刘泽清的兵马。返回扬州，向朝廷请求粮饷，作为进取北方的费用。马士英不肯送发，史可法上疏催促。同时上言说：“近来人才日益减少，入官门路日益混乱，由此慕名之心胜而务实之心少，议论的事情很多但成功的事情很少。现在的局势更和以往不同。一定要专心于讨伐乱贼，报复国仇才行。除却筹兵筹饷不应有什么别的议论，除却治兵治饷没有人才之可言。如有捡拾空虚词句，谋取高官厚禄的人，有罚无赦！”朱由崧对史可法表示鼓励[33]。

九月初一，黄得功与高杰交战，靠着史可法的協調才得以和解[34]。北京原来投降李自成的大臣们此时纷纷南下回朝，可法上书建议说：“原籍在北方的大臣，应该让他们到吏部、兵部听候录用，否则恐怕会使他们南下回朝之心绝灭。”又说：

朝廷经议论听取了他的意见[35]。十月，高杰率领军队北上，史可法到清江浦，派遣官吏在开封屯田，为经略中原地区做准备。各镇兵力划分防守地区。从王家营向北到宿迁一带由史可法亲自负责。同月，清廷致书史可法要求他投降，但史可法回信委婉拒绝[36]。十一月四日，史可法乘船驻于鹤镇，得知清军已进入宿迁地区，史可法率兵进抵白洋河，命令总兵官刘肇基前往支援。清军回头攻打邳州，刘肇基又援助当地驻军，与清军相持半个月才解邳州之围[37]。当时，李自成逃往陕西，史可法请求颁布讨贼诏书，奏章中说：

史可法每次写好奏章，必定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自己声泪俱下，身边的人听了也感动得流下眼泪[38]。弘光元年（1645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河南，意图协助清军讨伐李自成[39]。高杰到达睢州后，为河南总兵许定国所杀[40]。高杰死后，其部大乱，而黄得功又想借机吞并高部。史可法于是亲自到高部善后，任命高杰的外甥总兵李本身当提督，统领高杰的部队，任命胡茂顺为中军提督，李成栋做徐州总兵[41]。期间高杰的妻子求史可法收高杰之子為義子，但为史可法所拒[42]。其后，史可法放弃徐州，退保扬州[43]。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44]。当时，史可法移军驻泗州，保护明朝祖陵[45]。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46][47]。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及後左良玉嘔血身亡，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抗清[48]。

位於扬州梅花嶺的史可法衣冠冢

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家军，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大小船只为之一空[49]。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逃，北遁淮安。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50]。当清军初至时，劉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於揚州西門樓寫下四道遺書給他的家人，在他死後，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國，願歸葬鐘山明太祖孝陵之側[51][52][53]。二十一日，总兵官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投降清军，史可法也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城中力量更加单薄[54]。

此時多爾袞勸降，命文膽李雯寫下《致史相國書》勸降，史可法致《復多爾袞書》（可能是侯方域捉刀）拒降。副將史德威隨可法有年，可法納德威為義子，託以後事；二十四日清軍以紅夷大炮攻城。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俘[55][56]。多鐸勸降他：“前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我来此，祗索一死耳！”後壮烈就义，终年45岁。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遇难[57]。

多铎因清军攻打扬州傷亡甚大，攻陷扬州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58]，稱「揚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遗体不知下落。順治三年（1646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史可法死后，各地有许多号称是史可法的抗清军队，所以当时有史可法未死的说法[59]。後來全祖望曾寫《梅花嶺記》描述此事。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60]

《明史》：“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高弘图、姜曰广皆蕴忠谋，协心戮力，而扼于权奸，不安其位。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61]

温睿临：“南渡之初，所恃者，史阁部一人而已。其余安守故常，不达时务，自谓清流。而小人鸱张满朝，相与排诋，树寇门庭；强臣悍将，因之拥兵安坐，遥制朝命。阁部奔走抚辑，内攘不给，何暇计疆场以外乎！迨夫左镇称兵，藩篱尽撤，王师长驱而入，所向投戈；烽镝未及乎国门，君相已弃其社稷而遯.此即睢阳坚御，何补败亡；况乎以一隅当百万之众哉！揽后之应廷吉论，亦足以明天命之不祚矣。虽有忠贞，岂能回天？悲夫！余所以读阁部之疏而惨乎有余恸焉尔。”[62]

郭沫若：“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多次用史可法借喻中国烈士，2011年4月，为纪念其叔父江上青诞辰100周年，江泽民写下《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词中写道：“史岭红梅花沥血，芦沟晓月天飞鹤。”[63]

夏完淳：“史道鄰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64]

鄭廉：“為人廉謹無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變則信國、疊山儔耳。其于駕馭籠絡，應機濟變，非其所長。”[65]

孫靜庵：“史公好賢而不能擇，用人而不能任，外無良將，內無智士，是豈撥亂才耶？”[66]

顾诚等近代学者批评史可法在軍事战略、战术上昏聵無能、誤國誤民。以史氏为首的弘光朝廷文臣还幻想联合清军剿灭农民军（联虏平寇），为清军长驱直入大开方便之门。其后清軍兵分三路，揮師南下時，史可法竟朝令夕改[67]，可謂進退失據、戰守皆廢[68]。經營一年有餘的揚州城，只一天时间便被清军攻破[69]。

2017年8月底，台灣發生國文課綱所規範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之爭。為此，台中一中的導師許全義投書媒體，引用《左忠毅公逸事》裡面：“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的一段話，認為睡覺是生命所必需的。睡眠不足的人在接觸新工作時會表現很差，同時在處理新信息時也會很沒效率，被長期剝奪睡眠的動物會產生休克的現象，甚至死亡。直言難怪史可法會在戰場上失利。更痛批史可法“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的作法，並指出蹲踞動作對膝蓋的壓力極大，約為體重的8-15倍，遠高於跑步，約為體重的3-4倍。史可法要兩位將士深蹲兩個小時，騰出背來，供他休息，根本是在糟蹋人，很有可能造成將士膝蓋的耗損，導致戰力歸零[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