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通过种族清洗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除此之外纳粹德国也系统地对欧洲近500萬的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苏联战俘、左翼份子（包括共產黨員）、耶和华见证人、政见不同人士进行屠杀。

希腊平民在哀悼他们死去的亲人,摄于1922年

希臘種族滅絕是青年土耳其黨人對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希臘人所進行的種族滅絕，時間由1914年起，至1923年兩國簽訂協議希臘土耳其人口互換為止。據估計有近九十萬希臘人遇害。屠殺的原因是青年土耳其黨人欲對鄂圖曼帝國進行更全面的突厥化，也為了防止希臘人破壞帝國的團結。屠殺手段包括被迫死亡行軍，驅逐，任意處決希臘人。協約國譴責鄂圖曼帝國資助的大屠殺為危害人類罪。國際種族滅絕學者協會在2007年通過了一項決議申明這是一場反人類種族滅絕。

亚美尼亚平民在奥斯曼士兵引领下穿过哈爾普特前往附近监狱

1915年至1917年，青年土耳其黨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进行驱逐、屠杀、抢劫、强奸，受害者达150万之众。联合国、欧洲议会、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称这宗屠杀为“违反人性的罪行”，联合国于1978年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青年土耳其黨人對鄂圖曼帝國境內亞述人實施種族大屠殺。在1914年至1920年間，上美索不達米亞的亞述人被鄂圖曼帝國青年土耳其黨人的軍隊強行徙置與屠殺，當地阿拉伯民兵和部落武裝，包括庫爾德人，車臣人和切爾克斯人也攻擊的亞述平民，估計造成150,000–300,000人死亡。但不同於對待亞美尼亞人，鄂圖曼帝國政府沒下令攻擊亞述人，沒採用標準化的種族滅絕手法，在一些城市，所有的亞述人被殺害，其他人被迫逃離。這些屠殺是經常由當地的庫爾德人攻擊而進行，亞述人逃亡的過程中疾病和飢餓增加了死亡人數。在2007年，種族滅絕學者國際協會（IAGS）達成共識，即「1914年至1923年之間鄂圖曼帝國對國內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和本都希臘人和安納托利亞希臘人進行種族滅絕。

卢旺达种族灭绝受害者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发生在位于卢安达，是胡图人对图西人进行的卢安达种族灭绝，强奸，抢劫。

1995年7月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拉特科·姆拉迪奇领导下的塞族共和国军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进行大屠杀，造成大约8000名当地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死亡。2004年4月，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国际法庭也确认此事件为种族灭绝。

在16-19世紀發生在美洲大陸的一場殘暴的屠殺。歐洲人往美洲殖民時歐洲人以及美国独立后美国白人屠殺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最後印地安人大量消失，是屬於美洲的種族滅絕史。

•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对市内居民连续四天进行杀戮，最大的被屠杀数字达两万，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生还。
• 南京大屠殺是对于日本帝国军队在大日本帝国的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初期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城后，对当地居民、战俘等中国人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纵火、抢劫等一系列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的统称。日军暴行的高潮自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6周以上，直至1938年2月开始有所收敛。南京大屠杀之前，日军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州等地也進行了一系列的屠殺平民活動。
• 南京大屠殺之外，日軍還曾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多次规模或大或小的屠杀。在中国许多县市的历史上，都有二战期间遭日军屠杀的记录。比较著名的有抚顺平顶山屠杀、台湾对赛德克族清洗等。
• 日本在中国北方实施了「三光政策」。

虽然奴隶制的存在可能是后来非裔黑人这一概念出现的原因，但是对非洲人的奴役深深扎根于经济基础中。在整个内战后时期，为巩固之前存在的社会秩序，种族分层已经被非正式地系统强化了。严格从法律意义上说，黑人的投票权仍然存在，然而，投票税，像美国私刑（通常由自称3K党复活的团伙实行，多建立在重建后的南方）这样普遍性的恐怖活动，以及例如祖父条款这样的歧视性法律法规都使美国黑人，尤其是南方的美国黑人依旧不具有投票权。不仅如此，这种歧视还延伸到了国家立法中，在对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经济援助分配上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公平。”除此之外，有时候县级官员还会把明确标记要给黑人的资源重新分配给白人学校，从长远考虑，这种做法破坏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段时期有时也被视作美国种族关系低谷期，因为有关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叫嚣都在这一时期增多了。与之相应地，反黑人暴力运动也大大增加了，种族骚乱事件频发，例如1906年的亚特兰大种族骚乱事件和1921年的土尔沙种族屠杀。随着非裔美国人大迁徙,美国白人对南方黑人的刻板形象常使他们将例如犯罪和疾病等城市问题的出现归罪于美国黑人的存在。总的来说，北方的美国黑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歧视对待。在职业发展上，适合黑人的总是地位低下，晋升受限的经济机会。在房地产市场中，应对黑人涌入的是更为强硬的歧视政策，这导致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暴力，限制性契约，经济歧视和种族倾向”如罗斯伍德大屠杀。[5]

随着19世纪70年代美国内战后经济的衰退，劳工领袖丹尼斯·卡尼（Denis Kearney）和他的工人党团体以及加州州长约翰·比格勒（John Bigler）将反华仇恨政治化，他们都指责中国的“苦力”导致工资水平低下。加州的舆论和法律开始以多种角色妖魔化中国工人和移民，19世纪后半叶，针对中国劳工、行为甚至生活条件制定了一系列越来越严格的法律。对中国人进行攻击的事件包括1871年洛杉矶华人大屠杀和陈果仁谋杀案。在1909年的纽约杜西格尔谋杀案中，其中一个中国人被怀疑，并被施加暴力。杜西格尔谋杀案立即引起当地报纸的密集报导，报导的头版中将中国人描绘为危险的，而将遇害的白领女性描绘成“无辜”和“贤惠”的。这起谋杀案直接导致在美国各地的华人社区中中国人受到的骚扰和侵害激增。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又称黑色五月暴动，是指從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尼棉蘭、雅加達、梭羅等城市的一系列針對華裔社群持續約三天之暴動。

西方国家指控中国的新疆再教育營中存在語言及文化清洗[6][7]，报道称再教育营破坏了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伊斯兰信仰[8]，强迫他们唱红歌、吃猪肉、喝酒[9][10][11][12][13]，拒绝照做的人会被罚禁食、坐老虎凳以及不让睡觉等[14][15][16]。据报道，再教育营内还发生了強制分離孩童父母等行爲[17][18]，一些妇女表示曾被迫接受绝育手术、否则就会被送到集中营，有学者形容其为“人口灭绝”或“种族灭绝”[19][20][21][22][23]。

2020年8月，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据报考虑指控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24]同一时间，美国民主党拜登竞选团队将新疆现状定义为“种族灭绝”。[25]

2020年7月和8月，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有關中国官员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指控[26][27][28]。2021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邁克·蓬佩奧公开称中国政府對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与反人类罪”，蓬佩奥的繼任者安東尼·布林肯同意蓬佩奥的说法[29][30]。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所谓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犯反人类罪彻头彻尾就是以蓬佩奥为代表的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制的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和恶意荒唐闹剧，只存在于蓬佩奥之流的丑恶政治阴谋中，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大地上。”[31]

作为对于西方指控的回应，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8年新疆总人口、少数民族人口、维吾尔族人口均稳步持续增长，新疆汉族人口略有增长。2010-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2181.58万人上升至2486.76万人，增加305.18万人，增长13.9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从1298.59万人上升至1586.08万人，增加287.49万人，增长22.14%；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汉族人口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增长2.0%。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的增幅。”[32]

在一国无法或不愿对灭绝种族罪提起诉讼时，依照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法庭将对国际性灭绝种族罪提起诉讼，惩治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33]。规约要求其缔约国能在立法方面给予支持，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并在必要情况下对国内刑事法进行调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使国际人道法能够更好的被各方遵守，避免有罪不罚的状况发生，并对犯罪者产生威慑力。[34]

比利時於1993年通過全球審判法，容許在國內起訴任何在世界上犯了種族滅絕罪的人。這項決定使得即使行兇者與比利時無直接關係、或受害者非比利時公民或住民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在比利時進行法律訴訟，此舉深得眾多人權組織的歡迎。2003年，在一次因發出逮捕令而被告上國際法庭的事件發生後，比利时廢除了全球審判法，但在廢止前已受理的案件審訊仍在進行，包括盧旺達種族滅絕，以及前乍得總統Hissène Habré的案件。

根據加拿大的戰爭罪及反人類罪法案，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種族滅絕屬違法行為。在下列任何一種或以上的情況下，执行種族滅絕的人士可依加拿大法律檢控。

• 疑犯為加拿大公民或受僱於加拿大。
• 受害人為加拿大或盟國公民。
• 疑犯為與加拿大發生軍事衝突國家的公民或受僱於該國。
• 在任何地方干犯有關罪行後任何時間，進入加拿大領土。

1995年，芬兰政府把種族滅絕列為单独的刑事罪行，刑期為4年到終身监禁不等，而策劃或試圖干犯種族滅絕的有關人等也有機會被檢控。與其他國際性罪行一樣，種族滅絕被納入芬蘭的全球審判法內，但根據該國刑法典第1章第12條，除非獲總檢察官下令批准，否則芬蘭當局決不會調查國外的種族滅絕案件。

荷蘭法律限制當局對涉嫌干犯種族滅絕的國民作出檢控，2005年12月23日，荷蘭一法院曾處理一宗有關案件，被告Frans van Anraat涉嫌向伊拉克提供化學品，認為是「與庫爾德人屠殺有關」。由於化學品是於哈萊卜傑毒氣襲擊前，即1988年3月16日以前運往伊拉克，因此只裁定被告戰爭罪成立，種族滅絕罪不成立。

根據西班牙法律，法庭可對懷疑於西班牙國外干犯種族滅絕罪的任何外國人士作審判。在2003年6月，法官Baltasar Garzón把從墨西哥引渡西班牙受審的阿根廷前海軍軍官Ricardo Miguel Cavallo監禁，他涉嫌在阿根廷仍實施軍事獨裁期間，犯下種族滅絕及恐怖主義罪行。

瑞典於1964年把種族滅絕列入刑事罪行，根據當地法律，任何向國家、種族、宗教團體等作出的部分或完全的滅絕行為，皆屬違法，一經定罪，將被監禁四年至終身不等。

英國把國際刑事法庭法案納入國內法，但可追溯的事件限於2001年5月之後發生的種族滅絕案件，而被告人也僅限於英國國民或居英人士，方可入罪。根據御用大律師、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席彼德·卡特（Peter Carter）指出，「任何人士如果為金錢利益而援助犯有戰爭罪的政權，可被檢控」。

中華民國政府於1951年與法國簽署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53年5月22日頒佈《殘害人群治罪條例》，明确定义意圖全部或一部消滅某一民族、種族或宗教之團體，為殘害人群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9A條中，任何人干犯《危害種族罪公約》第二條中定義為「危害種族」的罪行，如涉嫌殺人，可被判處終身監禁，其他情況則可判監14年。

澳門《刑法典》規定了第229條的“煽動戰爭”罪及第231條的“煽動滅絕種族”罪。在“煽動滅絕種族”罪的構成要素中，除了要求行為人“公開”地作出煽動行為外，還要求他所作出的煽動行為是“直接”的。“直接煽動”是指行為人直言不諱地表達對某特定群體的仇恨，鼓動他人實施種族滅絕行為。對於煽動滅絕種族罪的行為人，可判處兩年至八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