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李光耀家族的祖墳

1935年，12岁的李光耀考入當地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1940年，17岁的他考入该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1942年開始學習中文和日文，成為首屆官方日語考試畢業生後1943-1945年間於大日本帝國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報道部工作[8]。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李光耀在亲友的帮助下凑集学费，并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乘運兵船不列颠号远赴英国留学。在留英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哈罗德·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對英国殖民统治倾向，但却在后期一直以「反共者」著称。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一年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考获双重一等荣誉学位，名列榜首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1950年，他与以前在莱佛士书院的同学柯玉芝结婚。

1950年，还在英国的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当地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2年，李光耀因为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从而为其将来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屆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开始与新加坡方面马来亚共产党（“马共”）负责人林清祥等人合作，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此后，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从而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最後还可以铲除在当地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

1961年，行動党内以李光耀为首的“反共分子”与“亲共分子”决裂，李光耀逐漸右傾。1963年2月，尚未獨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帶領下，配合馬來亞、英國殖民政府發起大規模保安行動（即著名的“冷藏行动”），拘捕及拘留至少133人，包括反對派重量級政客、新聞記者和編輯以及學生，外界普遍認為這次行動是針對共產主義者，打壓反對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的聲音。[9] 同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東姑阿都拉曼政府达成协议，新馬正式合并。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李光耀主导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采取行动，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马共高层。

新馬合併後，馬來西亞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很快就產生严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政府籍此指责马来西亚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馬来人在聯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动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聯邦政府高層則對此十分反感，也因随後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新加坡最终在1965年被驅逐出马来西亚联邦，並於8月9日被迫宣布獨立，李光耀為此落淚[10]。

新加坡獨立后，李光耀積極的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在位期間推動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創立公積金制度、成立貪污調查局，並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得新加坡在三十年内發展成為最富裕繁榮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和廉潔著稱，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時自由亦備受限制。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提及英军撤走时他的恐惧以及对当时“五国联防”的不放心；并多次提及马来西亚的威胁和印尼早期的封锁。他与内阁成员一起规划并组建了新加坡的武装力量，并得到與臺灣的合作演習、训练场所的支持、並邀請以色列的教官来训练部队。目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拥有F-15SG、F-16CD、AH-64D阿帕奇、CH-47SD直升机、可畏级护卫舰、潛艇、两栖登陆舰、豹2A4坦克、重炮等强大海陆空武器和战略投送载具，隐然已是东南亚一个“袖珍军事强权”。李光耀認定只有手握“精悍武裝力量”才能给新加坡带来實質安全保障。

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主張「亞洲價值」。美國《外交》雜誌1994年3－4月號刊登了李光耀與該刊編輯法里德·扎卡利亞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李光耀說：「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對亞洲價值闡明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則：一、社會與國家比個人更重要；二、國之本在家；三、國家和社會要尊重個人；四、和諧比衝突(指言論多元的社會)更能維持社會秩序。五、宗教與宗教之間不僅應和平共處，而且應互補；用李光耀的最概括的話來說，就是「社會第一，個人第二」（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今日美國報》）[11]。

1. 統一官方工作通用語言為英語：1960年代，李光耀堅持以英語為政府工作通用語言，教育政策一律用英語教學，使新加坡順利與世界接軌，避免了因使用華語而造成各族裔衝突的機會。
2. 引進國際資本與人才：新加坡腹地小、資源較少，必須對外開放、吸引外人投資，讓外資把技術、管理與市場帶進來。新加坡鼓勵移民成為永久居民、甚至成為新加坡公民，以彌補國內資本的多元化、人才的多樣性、與人力之不足。
3. 推行講華語運動，讓使用新加坡福建話（閩南語泉漳話）、潮州話、粵語、客語的各祖籍漢人使用華語（北方官話），取代民間通用的福建話。2013年8月6日，李光耀發表由海峽時報出版社出版的新書《李光耀觀天下》[12]表示，反對把華人的方言（如福建話、潮州話、粵語等）列入學校教程，以免因各語系的新加坡華人說不同語言而把社會撕裂。
4. 綠化政策。
5. 公共交通政策。
6. 反對兩黨政治：李光耀還說，如果新加坡決定發展成為像西方國家如英国與美國的兩黨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
7. 治安政策：李光耀的自传认为日本统治时期是新加坡治安最好的时候，而他认为日本人维持治安的方法简单而有效——“不听话就打，开始时宪兵部整晚都是打人的声音，后来慢慢就没有了；但是，只要你听话日本人会尽力做好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是被广泛认可的，同时新加坡也是一个使用严刑峻法以及保留肉刑（包括鞭刑）的国家，可能与李光耀日治期间的经历体会有关。他也是善用各种手段的法家思想主义。
8. 推崇英式精英主义：根据李光耀的自传，其祖父十分推崇英国人的精英主义观念，很小就让李光耀在英语授课的学校接受英式教育。但李光耀在规划国内工业发展方式时却对英式管理文化多有批评，认为英国式的管理人员高高在上不了解实际情况过分依赖直接下属；而对日本的管理大为欣赏：觉得管理人员应保持适当的谦卑、强调集体的协调和力量、鼓励工人学习和提升以及对企业提意见；将学习日本作为新加坡的工业化之路。但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精英文化，似乎他的糅合东西方文化的方法适合新加坡的情况。从李光耀为新加坡制定的政策上可以看出李光耀是个“务实的精英主义者”。
9. 教育政策：李光耀与其内阁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其发展成干净、富裕、有活力、教育程度高的国家，可以说是其政策的成功。
10. 李光耀在其自传中提到，二战时新加坡沦陷期间他中止了原来的学业，转投日语翻译学校，毕业之后从事一些消息翻译工作。同时也投入到黑市买卖的活动中，其操作的方法是“赶紧把手上的香蕉票换成物品，以应付不断飞涨的物价”。在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并不出色，而当年英军的撤离使新加坡损失30%以上的GDP，而传统优势的港口、中转地、贸易中心也有被马来西亚、印尼取代的危险。李光耀通过引进外资开设工厂、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开拓非洲市场等手段为新加坡的经济找到了发展的出路；其后又引入金融、石化、电子工业、重工等使新加坡的产业经历几次升级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似乎他小时候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对他的执政很有帮助。

李光耀總理夫婦與美國總統夫婦在白宮北門的合影（1985年10月8日）。

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維持其在政坛的影響力，被指“垂帘听政”。[13] 2004年，他改任“Minister Mentor”（中文仍称内阁资政）。他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專制独裁的批评不加理会，他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14]

2011年5月14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获得建国以来最低得票率，并首次在阿裕尼集选区败给反对党工人党 (人民行动党在独立后首次在集选区失利)。李光耀與另一位前总理吴作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任何職務。[15]他結束長達二十年的資政，連同總理生涯，正式結束在政府內閣長達52年的生涯，亦代表其长子李顯龍正式接班。

2013年，李光耀出版自传，表示感到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希望早日離開人世。[16]

新加坡初獨立之時，李光耀曾對外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肯尼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与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双方都放弃了之前的敌对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指责李光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22]）。1976年5月，李光耀應邀首次訪華，会晤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後，他多次訪中國大陸，和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會面。 李光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两人首次見面在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訪新加坡，並獲李的高規格接待。兩人确实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在经济上皆力主市場經濟和改革开放，皆留學歐洲，皆喜博覽群籍知識豐富，極具理想抱負遠見，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有戰爭經驗皆遇過生死關頭，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兩人都深具領導魅力等，因而李光耀與邓小平兩人被許多傳媒拿来比较。李曾公开为邓小平主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辯護（虽然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新加坡也曾向香港居民发出过2,000張移民签证），并認為「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共和國宣佈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關係，成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最晚的亞洲國家之一。此前，李光耀曾多次表示，新加坡將會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會員國。1990年10月16日，李光耀对中華人民共和國进行了中新建交后的第一次访问，这也是他对中国大陆的第5次访问，也是他总理任内最后一次访华。这次访问，李光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会谈，还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1992年9月，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赴江蘇考察，最后选择在苏州金鸡湖边的一片农田上启动并主導建設了了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项目。2007年，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15周年的大会上，李光耀表示，自己当初选址苏州是正确的[23]。同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並與國務資政李光耀會談，兩人促成後來兩岸歷史性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24][25]

据统计，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曾经12次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在更早的改革开放以前，曾经94次称李光耀为“傀儡”（“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权”、“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团”等是最常见的搭配形式），是“老朋友”称呼的近8倍。[26]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李光耀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作为唯一获奖的東南亞國家政治人物，他獲中國官方評價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国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27]

李光耀与中華民國方面的關係十分密切。1970年代，新加坡和台灣进行了包括军事在內的多项合作，李本人也多次访问臺灣，与時任總統蔣經國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輝上臺後，雙李也交往甚密，1989年3月李登輝就任總統後首次訪問即是新加坡。後來基於對李光耀友誼，李登輝在「辜汪會談」地點讓原本不是第一選擇的新加坡脫穎而出。[28]2000年陳水扁的民主進步黨政府上任後，李光耀曾两度访问臺北，但与陳水扁关系一般。其他臺灣政治人物方面，包括蘇貞昌、謝長廷和馬英九等，皆與李光耀有所來往，曾分別進行多次私人訪問。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轄下的國家檔案館和出版商共同發表華文叢書「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內容取自國家檔案局日前出版的英文圖書「李光耀言論集」，並翻譯成中文。在「領袖篇東方」中，李光耀評價總統蔣經國「沉默冷靜、想法務實」，他認為蔣經國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留在身邊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忠言。蔣經國在開口前，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1973年李光耀首次訪台北，帶著女兒李瑋玲，李瑋玲能說流利華語，言談舉止也是個華人，因此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夫婦和李瑋玲有不同的看法，從此確立了新台的獨特關係，此後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會訪台1至2次。書中形容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蔣經國能理解李光耀講的英語，李光耀也能說華語，因此雙方無須通譯，就能建立友好關係。

李光耀來臺出訪溪頭，蔣經國見其與鄉民以閩南語相談甚歡，感到沮喪。在國民黨會議上，與黨政要員們說：「我們一直想要打進臺灣人的圈子裏邊，臺灣人不習慣、不認同，因為我們不親切。我們就是先天劣勢，連李光耀都能跟臺灣人通話，我們不能。」蔣經國還沮喪的對立法委員康寧祥說：「國外的元首訪問臺灣，竟然可直接與臺灣民眾交談，而我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不會講臺灣話，連李光耀與臺灣民眾說甚麼都聽不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說，有一年李光耀來訪，與蔣經國到溪頭，當時李光耀可用閩南語跟臺灣民眾直接溝通，讓蔣經國好羨慕，蔣經國自慚自己身為國家領導人，反而聽不懂臺灣民眾說甚麼，於是才開始學閩南語，到蔣後期，雖仍不太會講，但聽都已經聽得懂。[29][30][31]

李光耀觀察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12年內，公開抒發了一直在臺灣潛伏著的分離主義情緒，但他認為李登輝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書中提到，在李光耀看來，李登輝充滿自信、博學，因為臺灣遭受孤立而無法理解世界領袖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同情臺灣處境，李登輝視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對臺灣至為重要。不過，李光耀摸不透李登輝的立場。儘管如此，許多人喜歡比較李光耀與李登輝。兩人年齡相仿，高大身材臉型體型相仿，都喜運動與博覽群籍，都留學西方具名校高學歷，兩人中國祖籍地緊緊相鄰（雖然隔著省界分屬廣東省大埔縣，福建省永定縣），兩人都是客家血統，都是姓李，而且兩者原鄉祖籍村子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連兩人的性格脾氣與智力毅力都相似。但文化背景相差甚大，李光耀受英國文化薰陶深，李登輝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兩人思維與決策格局最後也出現差異。

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支持中國統一立場，並在新加坡主催多次汪辜會談，以力促中國兩岸統一，解決這項滯留多年的歷史遺憾，其目的不是為了兩岸三地，而是中國的分裂將為亞洲的穩定帶來威脅，更大大的影響了新加坡的發展，是故當李登輝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之後，新加坡對台態度出現明顯轉變，並明顯不再歡迎李登輝到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晚年遊走各國進行演講時，更趨明顯的表達本身主張兩岸應該儘速統一的想法。一直到李光耀離世，其家眷亦謹遵其囑意，不對李登輝等獨派份​​子發放訃文。

李登輝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曾提及在1994年時，臺灣曾有構想由兩岸及新加坡合資成立船務公司，專門經營兩岸之間的海線運輸，並希望公司在新加坡註冊，以避免兩岸在主權上爭議。然而在9月李光耀訪問臺灣時，除了表達新加坡想當老闆外，更對李登輝鼓吹民族主義，認為美國人不可靠，臺灣不應該相信美國保護。對此李登輝僅表示臺灣最重要是民主化，前途應由人民決定。雙方呈現分歧，但並未破壞談話氣氛。[32]然而李光耀之後言論開始轉向，將新加坡生意做不成的原因完全怪罪臺灣，並指責李登輝。李登輝對此懷疑李光耀是受到與江泽民會面時受其影響。[33]陳水扁總統上臺後，一位美國共和黨重要人士在李光耀訪問前曾到臺灣私下會見李登輝、陳水扁，即向台灣當局暗示千萬不要找李光耀當中间人，該人士更直陳「與其找李光耀，還不如找的金大中」，表明美國對李光耀在亞太地區功能的觀點。[34]

2006年9月15日，李光耀在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莱佛士论坛上，发表「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有系统边缘化华人」相关言论[38][39]，引起与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外交风波[40]。李光耀在论坛上提到新加坡同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时，指印尼前总统优素福·哈比比曾形容新加坡像绿色海洋所包围的「小红点」，而小红点就是迫使新加坡，像印尼国内的华人一样，对他言听计从。接着形容马来西亚华人被有系统地边缘化，激起马印两国政府强烈反响[41]。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政治人物纷纷对此表示不满，并要求新加坡对李光耀的言论作出解释和道歉[42][43]。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批评李光耀傲慢及不尊重邻国，并反击说马来西亚也可以质疑新加坡把当地马来人边缘化。印尼前总统哈比比指形容「小红点」是激励印尼青年向新加坡学习，但原意被歪曲了[42]。9月30日，李光耀为其发表的言论向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巴达威道歉[44][45][46]，但沒有收回言论[47][48]。

中國領導人邓小平上臺後，李光耀與鄧維持極佳之私人關係，許多建言被鄧慎重深思考慮。以至於後來中国大陆施行改革開放之後的國策，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新加坡的影響。2018年12月18日，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李光耀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作为唯一获奖的東南亞國家政治人物，他獲中國官方評價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国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51]。同時，與中華民國的蔣經國也維持著極佳之私人關係，是當時調和兩岸關係的最具影響力人物。1990年後，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00年後更成為全球在東南亞南亞投資的最重要經營據點。李光耀對世局發展之洞察能力，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極為推崇。

2015年李光耀逝世后，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在其部落格发表了主题为“光耀与我”的文章，他对李光耀的逝世表示悲伤及哀悼，他说他经常跟这位新加坡老将交锋，但对这新生的国家茁壮成长上提供了不分仇敌的意见，他还写随着李光耀的逝世，东盟在没有李光耀及苏哈托总统下失去了强势领导[4][52]。

2016年4月，在李光耀逝世一周年里，马哈迪向媒体表示新加坡人必需珍惜李光耀的付出与牺牲，指他是新加坡今日成功的重要关键。马哈迪表示李光耀有责任把新加坡转变成拥有世界级港口和航空枢纽的金融中心 。他说人们全部需要记住这些成就，还有表示李光耀的立场与马来西亚的立场不一样[53][54]。

英國籍香港人、親英派学者陶傑在李光耀逝世後評價說，李光耀早年整治南洋大學，壓制華文。陶傑說他第一次去新加坡，看見新加坡的華人講話竟然不喧嘩，排隊、衛生、有秩序，深為佩服。一個政治家，一生若只做成這件事，已經了不起。新加坡國民雖然沒有足夠的自由，但拿着新加坡護照出國，卻享有尊嚴，在李光耀的家父長制治下犧牲一點自由，換來尊嚴，安居樂業，值不值得？

李光耀打击政敌毫不手软，对反对党和异议者也一向出手狠辣。李光耀采取了相当不民主的手段对付政治反对者，包括新加坡建国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后来的政治异议人士。为争取华人支持，李光耀最初与马来亚共产党合作，人民行动党的创始成员中就有当时的马共人士，包括深孚众望的左翼政治活动家林清祥。李光耀也曾担任左翼工会的法律顾问。但李光耀后来和林清祥等人反目成仇。李光耀利用《内部安全法令》（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采取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将数百共产党人抓捕入拘留营。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被认为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后来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达30年之久的，此外也有大批人被他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新加坡。政界被长期扣留的还有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陈嘉庚外孙）、曾福华等人。商界的有陈六使（南洋大学主要创办人）被扣留和被撤消公民权。报人有李星可（指李光耀是个二毛子和数典忘祖的人）。马来报人有赛·扎哈利、沙末、依士迈等人。实际上，各界先后被扣留的人士数也数不清。[55][56] 但李光耀却认为，这些做法是必须的，因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太强且按正常程序审判效率太低。直到1987年，新加坡当局还发动“光譜行動”，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定论。[57][58]

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不太使用内安法，改为以诽谤起诉政治对手，使其需要赔偿金钱，数额一般总是大到对方赔不起的程度，迫使对方宣告破产，从而被剥夺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格。

1976年，新加坡律师惹耶勒南在竞选集会上称李光耀为李氏家族参与创办的李及李（Lee&Lee）律师楼谋取特殊利益，及“搞裙带关系，贪污受贿，不配当总理”，被李光耀起诉并被法庭判罚赔偿及支付律师费。

1987年，李光耀令内安局发动「光譜行動」，在未經審判的情况下，先後拘捕22人，包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商人和海外畢業歸來的學生。他們被指控企圖推翻政府，在新加坡「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權」。被捕人士否認指控，同時投訴被拘留期間遭到虐待和迫供。[9] 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律师，因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辩护律师，当他去探访委托人时，也被以内安法一并逮捕。一度对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评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从此彻底对政府俯首贴耳。[59]

1994年10月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教师克里斯托弗·林戈尔（Christopher Lingle）的文章对李光耀进行如下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示了相当精巧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唯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人物整到破产”。李光耀一股脑起诉了该报的主编、出版人和作者，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害赔偿和诉讼费，而作者林戈尔则在传票发出后逃离新加坡。

1996年，拟参加1997年新加坡大选的邓亮洪在竞选活动中称李光耀在购买两间公寓时涉嫌贪污受贿。李光耀提出诉讼，邓亮洪潜逃出国，没有出庭答辩，法庭判李光耀胜诉。李光耀对此评论道：“没有执政党会扶植反对党执政，必须在反对党羽翼未丰的时候铲除掉他们。”[60][61]

在新加坡的法院上，李光耀每告必胜，每胜又必会得判足以让对方直接破产的巨额罚金，从此不得翻身。以著名的1997年李光耀等诉邓亮洪损害名誉案为例，可以发现，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毫无顾忌的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打击反对人士，而新加坡法院完全是他们的附庸，依其意旨行事。被告的反对人士会遭遇到连坐家属，查抄资产，无法聘请律师，甚至被彻底剥夺辩护权，这些早就应该消失于法制社会的恶劣手段。李光耀们连基本的门面功夫都懒得做，只要达到消灭反对派骨干，并杀一儆百的效果。[59]

对此外界形容，全球200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新加坡这样，控告媒体和反对派“诽谤”的次数这么多，而且全部都“胜诉”，并获得数十万美元的“赔偿”。有西方媒体以“袋鼠法庭”的称呼贬损之。“袋鼠法庭”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指所谓的“徒具形式、不合法律规章及正常规范”的法庭。[62]

1991年，工人党提名的刘程强赢得后港选区的国会议席，后在1997、2001和2006年三次大选中连任。后港的选民也因此“付出代价”，自1990年代以来，后港地区存在组屋翻新滞后、公共交通规划不周等问题，工人党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对后港选民进行“惩罚”。

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前，李光耀对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讲：“如果你们投给反对党，你们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结果引起该选区选民反感，最终工人党战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的国会席位。[63]

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遭到西方自由主义者严厉批评，严厉型法治也有诸多非议，但他从不在乎这些批评。[64]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动议下，社会党国际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为理由，将人民行动党开除。[65][66]

李光耀执政后，尤为强调政府对媒体的监管。在新加坡，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禁止和严惩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报道。[67] 1971年，李光耀在赫尔辛基的国际报业大会上公开宣称：“一些人天真的以为新闻自由是神圣和绝对的。其实，新闻自由等于报社老板的自由。他有权聘请新闻从业人员，也有权开除他们。”1988年4月，李光耀在美国报章编辑协会演讲时声称：“将传媒视为第四权的理论，并不适合新加坡。我们不能让本地传媒扮演像美国传媒那样的角色：监察、对抗和质疑当权者”。[60]

李光耀深知控制媒体，封杀一切对其不利的报道，是维持自己和人民行动党不容挑战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其执政后，便利用一切手段打压所有媒体，最终组建了垄断新加坡所有媒体的报业控股集团，从此新加坡就只剩下了对李光耀的歌功颂德之声。甚至对于外国媒体，李光耀也绝不放过，任何敢于批评他或新加坡体制的外国媒体或个人，如果不公开道歉并赔偿大笔罚金，就会被马上赶出新国，甚至连母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也会连带受到牵连。这种强硬的手腕让包括《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亚洲周刊》、彭博新闻社等诸多顶级国际媒体，也都不得不向他屈服让步。中国著名的“空派”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曾因为一份对新加坡表示不以为然的内部电邮泄漏，便被新加坡施压赶出了就职的摩根士丹利公司。[59]

《华尔街日报》为此曾发表社论感慨说，“所有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刊，都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各种刁难。新加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并想成为该地区的金融中心，还期待成为中国和印度两大国之间的服务之桥，但如此严格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62]

1997年，邓亮洪代表工人党参加静山集选区竞选。于是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掌控的媒体资源对邓亮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当时新加坡报刊上的标题有：“李光耀资政：采用邓亮洪做法，我国将成波斯尼亚”、“吴总理：邓亮洪是危险人物，不应让他进入国会”、“邓亮洪在玩火”、“多位议员指邓亮洪言论极端”、“邓亮洪若当选议员将像（澳大利亚）汉森掀起风波”、“吴总理指邓玩危险游戏，利用宗教课题鼓动情绪”、“别让邓亮洪破坏社会安宁”、“李资政：静山是关键战役，关系总理与两位副总理前途”、“吴总理：静山是总理对邓之战”、“吴总理：如果邓亮洪中选，我在国内外声誉将受打击”、“陈庆炎副总理；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不是反对华族文化”、“偏激煽情者，应严厉对付”、“李资政：静山区集选区共有25个计票中心。哪个区最支持行动党，组屋将最优先获翻新”。[68]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女性选择不婚，乃提出了为人诟病的“优生学”理论，李光耀认为人的聪明才智有80%与遗传有关，20%同教育和环境有关，文化程度高的妇女生的孩子智商高、素质好，而且家庭教育环境也比较优越，所以孩子的发展前途远大。相反，文化程度低的妇女生的孩子智商低、素质差，而且也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于是，他决定给予奖励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结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选择少生，则可获得现金“奖励”，李光耀的这一理论受到了国人尤其是职业妇女的强烈反对，被视为对女性的侮辱。[67] 李光耀坚持认为优秀女性应多生孩子、优秀男性应选择优秀女性。李光耀曾想将他的这一想法转变为国策，但新加坡国內一些人指责李光耀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这项政治宣传终因国内过大的反对声音而作罢，李光耀本人却依然坚持其立场正确，并在其自传中引用剑桥大学教授的研究为佐证來支持自己的看法。[64]

受二战时驻新加坡日军的治安政策影响，李光耀推崇严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法制理念。对于造成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惩戒的罪犯适用鞭刑。新加坡鞭刑承袭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括：重伤害、抢劫、强暴及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以维护市容为目的来重罚处罚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1993年的美国少年鞭刑事件曾轰动国际社会一时。[69] 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强烈批评、反对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有些人认为新加坡鞭刑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是新加坡不在此公约的签署国当中。[67]

李光耀的裙带政治也广受诟病，与李光耀相关的少数人占有着新加坡的大多数权力，李氏家族对新加坡的影响力非常大。李光耀的子女在新加坡皆身居要职，掌握了本国的政经大权，新加坡可谓是李氏的“家天下”。李光耀儿子李显龙在2004年8月接替吴作栋就任新加坡总理至今，被外界批为“隔代世袭”。[3] 李显龙妻子何晶任政府控股的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总裁，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则经营新加坡电信。[70][1]

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中华总商会拜访李光耀并要求他将华语列为新加坡的国语。李光耀认为如果将华语列为国语将会导致交易不便而导致外邦不愿与新加坡进行交易合作，并且拒绝接受中华总商会的要求。李光耀指出自从执行南洋大学合并之后，他经常被马来西亚受华语教育人士的批评摧毁华文教育。[71]

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用“新加坡被几亿敌对的马来人包围”恐吓华裔（但他自己卻引進大量印度及馬來人勞工來降低新加坡華人人口比例），用“人民行动党之外的反对派都是大汉族主义者”恐吓马来裔、印裔，用穆斯林恐吓基督徒、佛教徒、多神论、无神论者，用基督徒压制多神论者、无神论者、穆斯林，用英校生取代並领导华校生和持方言者，用持方言者牵制英校生……连始终忠实追随他，帮助他赢得和巩固了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大批元老，如王永元、杜进才、王邦文、惹耶耶南、丹那巴南……也或因为并非出身英校生的小圈子，或是对他不够俯首贴耳，也先后都被边缘化，直至强迫退职。[59]

自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当局就不断试图拿南洋大学开刀。当华人激烈反弹，政府不得不妥协后，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最终让南洋大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关闭，被并入用英语教学的新加坡国立大学。[72]

在李光耀去世后，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发布文告称，李光耀政府关闭南洋大学，压制华文教育仍是不可原谅的，并指新加坡凭着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勤劳人民的劳动及工商界的贡献而取得的成绩，将这一切荣耀归功于李光耀是不恰当的。文告还声明：“历史上有如下不可磨灭的记载，首先是无理漠视民族权益而关闭由马新两地人民共建的南洋大学，其次是压制华文教育，导致华文中、小学式微，瘫痪华文教育体系和文化的根基，令一个占有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华裔人群失去母语教育权利。”文告也指，在基本人权方面，李光耀领导的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褫夺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因政见不同而囚禁我们的同学谢太宝长达二十余年；此外，我们的同学因其政策而被令停学、开除、逮捕，驱逐出境多达数百人，是世界高等学府受摧残之最。”另一方面，文告说，李光耀的语文政策将英文提到最高地位，压制母语教育，使得新加坡人民的精神文明处于无根状态，历史已有证明。[73]

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曾評價：「李光耀的經歷，大家恐怕不清楚，在日本占領新加坡時，他替日本人做事，連俘虜的收容所的差事都做過。他的思想很『妙』，個人成分較強，例如他希望他兒子來接他，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觀念，我也最討厭這種想法。為什麼自己做總統，兒子就要做總統？這樣不是太好。」[74]在提及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李登輝表示：「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與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push（推动）一個觀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其他的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這樣的。」[75]。李登輝認為，「李光耀如果當初是生在臺灣，一定不會這樣。」[76]。

書籍

• 李光耀.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8年9月. ISBN 7-119-02255-5.
• 李光耀.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年9月. ISBN 7-119-019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