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章太炎曾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點孫中山「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3]。1909年，以原《民報》社長名義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其中主要指責孫：“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4][5]。「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6]^:10

《孫中山像》 1921年 李鐵夫 畫布油畫 93×71.7cm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7]

宋教仁認為：「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8]

華興會之主要幹部陳天華於1905年8月13日稱孫中山：「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有大望。雖為本族之英雄，而其為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言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民所公認也。」[9]^:15-19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談及孫中山時，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10]^:383[11]。

1912年，孙中山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2]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13]

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北京《晨報》刊登梁啟超專訪談話，以〈孫文的價值〉为題發表，梁稱：

“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说：“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依然是不能發展。适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14]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清末革命團體普遍只有鬆散組織，多數革命起義事實上並非直接由孫領導，部分是由黄兴與其共同籌劃與統帥，時人也多將孫、黃兩人並稱「孫黃」，甚至將兩人共尊為『開國二元勳』，並有『孫氏理想，黃氏實行』說法[15]^:2520。

1924年，孙武力镇压广州商团事变后，广东各界有人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通电指控孙“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16]。

據胡漢民回憶：「總理對於一般同志都很和氣，從無疾言厲色。……總理在許多事情上，自己的主張非常堅決，並無遷就的餘地，但別人若有反對他的主張的，他仍然和顏悅色地對人反覆解釋。」[17]^:604

據林森回憶：「總理對他的革命主張和三民主義雖然十分堅持，必須貫徹到底，但是他待人接物，可是十分博大寬厚，無所不容。無論同志之間，或是敵人，祗要表示誠心接受他的主義，對於他們已往的過失，是決不計較的。」[18]^:180

張學良對孫評價：「那我跟他就隨便談一談，我不知道其餘的，反正老頭子也夠瞧的，也喜歡女人。哈哈！」[19]^:318

1897年，日本俠士宮崎寅藏在東京首次謁見孫並𣈱談革命計劃後稱：「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且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怍；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20]^:54孫於1905年6月4日，自巴黎致書宮崎，告以即將自馬賽搭輪東歸，不久即可與其「抵掌而談天下大事。」[21]^:193；宮崎大感興奮，遂約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讚孫「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令東西洋殆無其匹。」[22]^:65-66

1897年，犬養毅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把孙介绍给当时日本外相、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犬养毅写信给长年在中国活动之日本大商人平冈浩太郎，称：“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23]犬養毅还曾如此评价孙中山“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1911年11月11日，孙到达伦敦，以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为条件，企图向其借款100万英镑，英国外交部官员格雷评价孙为“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24]，并转告孙：“英国将保持中立，对袁世凯将予尊敬”[24]。11月21日，孙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提借款请求，西蒙以四国银行团已达成一致协议严格遵守中立等理由拒绝孙的请求[24]。西方政府并不支持中國革命，1910年成立的四国银行团为控制中国铁路权，主动劝诱清政府向其借款，并最终订立借款修路合同，后来因武昌起义借款案未能实现[25]。另外，武昌起义后，孙在美、英、法的外交努力全部落空[24]。

1913年5月，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桑頓·懷爾德向在北京的駐華代理公使報告孫中山的一次談話：「當來訪者說，萬一發生內戰，日本突然襲擊滿洲，孫中山答稱『滿洲並非整個中國』。有人提出警告，俄羅斯屆時將完成對於蒙古的接管，孫中山說『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國』。」歷史學家袁偉時評論：「孫文沒有認識到，一個在野的政治領袖根本無權轉讓本國的領土；假如他認為那不是本國領土，那就更加無權說三道四了。」懷爾德評論：「這位受到哄騙的人已經把自己絕對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26]^:810

1915年，孫中山摯友、日本人宮崎寅藏調解孫、黃（興）矛盾無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宮崎民藏（宮崎寅藏之兄），對其直言：「孫氏曰，『支那人全都不行，唯吾獨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從吾命者來矣！』對此，就連一直追隨孫文始終奮戰、最終逃亡的李烈鈞也產生了反感。」[27]「黃氏曰，『孫文瘋子也！還自鳴得意地謂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見孫、黃二氏並非固有敵意。」[28]^:239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的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29]^:123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納，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曾亲见孙中山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道：「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30]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30]^:381-383

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特派員莫理循於1911年時對孫中山態度極不友好，支持袁世凱而打擊革命黨，英國政府根據其報告和建議，支持袁世凱之政策，孫遂不能不將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可是到孫逝世前夕，他才邀請孫業師康德黎到他倫敦住所裡，正式表達他歉意，對康德黎說：「假如我在幾年前，能像現在這樣欽佩孫中山的人格，中國的歷史必然與今日有別，我希望你把這事公開。」[31]^:124-125

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稱讚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32]。

中國國民黨对孙中山部分涉日言论予以否认，称《東亞先覺志士傳記》出自日本黑龍會，里面内容存在捏造言论，目的是為了使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合理化。又称，孫中山当时連被日本侵占的臺灣都主张在中國版圖內，何況中國主權仍存的東三省。[33]蒋介石称，1914年在东北考察时，孙曾告诉他东北和台湾都需交还给中国。[34]对于孙与日本的盟约案，日方坚持认为有据可查，白纸黑字还有签字印章，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部分学者极力证伪，加以否认[35]。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也質疑其真偽[36][37]。

国民党称孙中山流亡日本后，企圖推動中日合作，首先提出大亞洲主義。他認為日本為亞洲最強國家，中國為亞洲最大國家，中日同文同種，以東方王道文化為基礎，驅除西方霸道殖民文化[38]，中國方面認為日本卻曲解本意，作為大东亚战争和成立偽國民政府之藉口[39]，而日本泛亞派認為俄羅斯作爲半歐洲勢力直接壓迫亞洲人，因此將孫文開啟的聯俄容共政策視為對泛亞主義理想的背叛，這是他們帶頭讓日本入侵中國的真正原因[40]。

毛澤東自稱是“三民主義信徒”和“孫中山的學生”[41]。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他的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兩條是基本策略，他關於民主講得最好，要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國共產黨現在把華盛頓、林肯都當作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有孫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緣，曾經和他合作過。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42]^:274-275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43]^:321-322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講話要點）：「孫中山先生是個好人，但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什麼失敗了？其原因：一、沒有分土地；二、不曉得鎮壓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銳。」[44]^:66-69[45]^:2188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46]^:311-312他說：孫中山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強調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他在政治方面給我們留下許多有益的東西[47]。1961年2月8日，毛澤東同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和浙江調查組負責人談話：「從中國歷史來看，孫中山領導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沒有成功。當時是立憲還是共和，是改良還是革命，有六年的爭論。因為那時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不徹底，跟著就失敗了。以後國民黨在蘇聯的幫助下，在中國共產黨的說明下，組織了北伐。」[48]^:236

辛亥革命爆發時，周恩來在他的歷史教員高戈吾的影響下，熱烈地同情革命，他剪去了辮子，表示同清政府決裂。在1923年至1924年周恩來寫的《革命救國論》中充分肯定了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針對它的弱點，提出了懇切希望其“注意今後在國民運動可靠的革命勢力之發展團結和引導，千萬再不要誤認新舊軍閥的四派勢力之調和可以得到那騙人的和平統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在廣東支持和協助孫中山，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鬥爭。表現在:他支持孫中山平定商團叛亂；協助孫中山辦好黃埔軍校；爭取孫中山同意，創建新型軍隊；支持孫中山北上等。在此期間，周恩來和孫中山有過直接的交往與合作，這一段給周恩來一生以極大的影響[47]。

朱德自辛亥革命以來，親自經歷封建軍閥割地稱雄、搜刮民財、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勢危殆的現實，自己投身革命、振興國家的志向，在軍閥統治之下又難以實現其志。困惑之際，1922年，朱德到上海後，遂即轉赴北京，與好友孫炳文見面。他倆商定再返回上海去拜見孫中山和陳獨秀。會見他們崇拜的領袖孫中山時，朱德首先對孫中山的人格和他的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表示欽佩，但對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則有些不同看法。孫中山建議朱德重回滇軍，組織駐廣西的滇軍起來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並且答應可以先付給他十萬銀元作為民編部隊的經費，朱德婉言謝絕了。朱德對孫中山說到，他對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採取這個軍閥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策略，已經失去了信心。他說，實行這種策略的結果，總是革命派、軍閥勢力增強。朱德承認自己在這種重複的錯誤中，已經耗去了寶貴的八年。他還告訴孫中山，他決定到外國留學去尋找救國的真理。1956年11月11日，朱德在人民日報撰《紀念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寫道：“孫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鬥爭中充分地表現了堅決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難和失敗，他在遭受失敗後，又整頓好革命隊伍，重新走上戰場。孫中山先生能夠隨著歷史的變化不斷地進步，由早期的主張推翻皇帝、建立民國而進到晚年的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導民主革命而進到主張實現世界大同。在孫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遠是在前進的。”[49]

1951年冬，劉少奇去南方休養時，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並獻了花圈，到上海又參觀了中山故居。宋慶齡邀請了劉少奇和夫人到她在上海的家裡作客，並親自煮咖啡招待，感謝劉少奇去中山陵。他們談起了孫中山。劉少奇說：“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家，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現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就是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47]

鄧小平的談話將孫中山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開創國共合作，導致了北伐戰爭的勝利[50]。

1996年孫中山誕辰130週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就指出：“孫中山先生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在我國各族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孫中山先生代表著一個時代。”[50]

胡錦濤指出：“孫中山先生說自己『愛國若命』，『生平以愛國為前提』，充分體現了一位真正愛國主義者的偉大情懷。”談到孫中山一百多年前第一個喊出的“振興中華”的口號，胡錦濤說：「他畢生的追求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和中國的民主統一，並通過中國人民自己的奮鬥，改變中國的貧弱處境，將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胡錦濤進一步指出：“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為近代中國的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無私奉獻的一生，是為實現國家統一、振興中華而殫精竭慮的一生。孫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開拓進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愛國主義情懷，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放眼世界的開放心態，孫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堅強意志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征程上，這一精神遺產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和教育意義，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50]

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侵略蹂躪、封建統治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苦難，無數仁人誌士奮起尋求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道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5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員楊天石認為孫是革命家[52]^:278。為拯救中國，孫堅決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52]^:278。在此，孫意志堅決，態度鮮明，不屈不撓，終身如一[52]^:278。但是，並不意味着他在任何問題上都主張採取激烈革命手段和辦法[52]^:278。孫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衹能適用於高度發展之西方國家，連蘇俄都不夠格，中國自然更加不行[52]^:279。孫不主張全面剝奪資本家之所有權，而是主張「節制資本」，即發達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允許老百姓自由興趣部分企業，政府加以奬勵並以法律保護[52]^:279。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称：「孙中山的革命就是为了自己，不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会一直革命下去，他并不是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当时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所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自己反而打了起来，抢资源和地位，还总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共和捍卫者。孙中山所谓的非常国会和非常总统，就是拿着德国人的钱，纯心捣乱，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行为。国会早就已经到期了，还恢复什么？而且是自己破产的，他们自己都不想恢复了，孙中山还恢复什么？还在广州分裂国家，最后被西南军阀涮了，就抱怨军阀是一丘之貉，其实孙中山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这德性。尽管孙中山的人品还不如一些军阀，但国民党夺权后，在历史叙事中把孙中山的位置拔得很高，之前没人捧孙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蒋介石，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中是一号人物，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胡汉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蒋介石至多是个后起之秀，他怎么压倒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蒋介石只好去拉孙中山的关系。」[53]

对于孙诸多出让中国利益的言行，中国大陆方面有不同声音，一方表示孙出让满蒙利益与其爱国并不矛盾[54]。还有孙“为救国而卖国”的观点[35]。另一方则认为，前者说辞是不顾逻辑地为国民党洗黑，称孙的行为荒唐[54]。

专栏作家民非民称，即便把《中日盟约》证伪，也不能否认孙寻求日本支持的事实，虽然政客道德与常人不同，但是至少不能突破投敌卖国这条底线，凡是为个人目的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属于卖国性质，道德上已不容置辩[35]。关于外界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孙的关系的各种评论，部分史学家做出解释来维护孙的形象[35]。

近代教育家蔣夢麟追憶，1911年10月8日，同盟會北美機關報《大同日報》稱，孫在報社內告訴革命同志，中國有一場革命要爆發[55]。相关记载称在辛亥革命爆發10多天前，孫收到黃興要求匯款電報，當時有些遲疑是否需立刻回覆，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隔日，在報上得知革命軍佔據武昌[56][57]。後来雖收到要求立刻歸國的信函[58]^:186，但孙并未立刻歸國，而是赴歐洲，要求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拒絕貸款給滿清政府，並且支持中國革命，主要是擔心列強像在義和團與太平天國時與滿清軍隊聯手攻擊革命軍，導致革命失敗[59][60]。

歷史學家錢穆稱，康有為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沒有看主權；章太炎主張要革命，不要變法，是看主權沒有看制度[61]^:137。孫認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61]^:137。變法最重要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61]^:137。他參照中西古今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61]^:137。康有為、章太炎不脫是單純書生之見[61]^:137。孫始是一個大政治家，有書生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觀察，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61]^:138。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蔣永敬認為，孫之三大領導風格：一、交遊廣眾，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三、樂觀奮鬥，百折不撓[62]^:42。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孫作為革命領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質：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國；第二是有決心，堅持革命黨必須在唯一之領袖下絕對服從，對自己領導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寬厚，有不同意見，會耐心溝通[63]^:4-5。

香港中文大学潘惠祥指出，孙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孫的思想無疑对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用武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手段，成為他的繼承人蔣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華革命黨成立后，孙忠實的同盟者離他远去，他的擁護者也因陳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反抗，也被孫開除出黨。隨著孫与同盟者離異，孫的政策愈來愈激進。孫在三民主義中表現出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可歸咎於對西方民主政治誤讀。孫對「權利」的錯誤理解，導致日後憲政運動缺乏「權利」元素。以孫為首的革命派認為，只有國家先統一，然後才有民權可言。孫在追求民權過程中，手段與目的混為一談，甚至不惜犧牲個體權利，顛倒目的與手段，導致日后國民黨政府有一種明顯傾向，為了國家自由，可以暂时放下個人自由，甚或犧牲、棄置不顧。孫領導下的國民黨黨政文化、三段建國模式以及模仿蘇俄式政黨（列宁主义），更是蔣介石政府「一黨專政」的理論淵源，也是事實上的延續。從中國憲政歷史发展来看，孫的專制和「以黨治國」，成為中國憲政歷程中的巨大包袱。「以黨治國」的黨權政治是一種威權政体，使黨組織控制個人、國家乃至社會每個角落。這種功能與孫思想深處的專制潛在一致[64]

學者冯胜平稱，孫是一国国贼，两党党父。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孫从辛亥革命前到中華民國建立后，都致力破坏，拙于建设。他开启近代中國百年动乱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始作俑者[65]。从二次革命起，孙先後聯合日本并引入苏联干涉中國内政，重组中國國民黨，與蘇俄一道培植中國共產黨，发展党军，施行党内独裁，以革命名义，借北伐名义奪取政權。孫死後，蒋介石完成国民党的黨國法西斯体制[66]。冯胜平認爲，孙对近代中国最大伤害，不是卖国和假博士的身份，而是先後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四位同仁决裂。1909年，章太炎为反对孙专制独裁而重建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孙公开指責章太炎为满清暗探，指使蒋介石暗殺章太炎好友陶成章。1912年，孙与热衷政党政治的宋教仁分开。为争夺国民党领导权，孫中山和宋教仁不和。冯胜平鉴于兩人之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实际地位，判斷孙是宋案主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孫指责黄兴无能，遂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手印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最終黄兴遠離孫。1922年，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孙与之决裂，兵戎相见。爲奪取政權，孙以国家领土权益为交换，陈炯明则效仿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俄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孙中山與四位同仁四次决裂，堵住四条可能使中国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論是章太炎主張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偏向议会道路，或是黄兴堅持法制道路，或陈炯明鍾愛联邦制，都可能將中国带出黑暗，但這些道路都败于孙的革命。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是孙留下的政治遗产。蒋介石、毛泽东都继承这个遗产。为争夺这一遗产，国共两党内戰22年[67]。

学者黎建军称，孙生前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死后为中国国民党精神领袖。中国国民党为把建立的党国合法化，在统治地开始把孙供上神坛。黎建军表示，用历史眼光看，孙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实为罪人而非功臣。孙通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的秩序毁灭殆尽。孙革命几十年，所争取的并非民众利益，实乃自己一己私利[68]。

文史学者倪章荣（笔名楚梦）评价称，辛亥革命前孙发动数次革命影响有限，暴动皆以失败告终，让清廷和国民等闲视之，认为是一群亡命之徒小打小闹。之后武昌起义孙事先对起义一无所知，与孙无任何关系。孙没有领导辛亥革命，其影响非常有限。至于孙被选为民国临时总统，是立宪派和革命党妥协的结果。孙后来不想“出让”临时大总统一职，企图向日本借款来武装军队与袁世凯决战，因借款未遂而罢手。倪章荣称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孙是中国国民党领袖，国民党顺理成章把革命功绩戴在孙头上，中共把革命功劳给予孙也不难理解，因为若没有辛亥革命和反北洋政府的正当性，国共就不能证明自己政权正当。孙是一个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孙后期在走途无路时与苏俄取得联系，当时俄国有图于中国特别是外蒙，在北洋政府拒绝与俄国合作后，苏共与孙开始合作。中国大陆政治形态很大程度都是孙造成，若没有孙联俄联共，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迅速壮大。孙的党在国上之理论和党指挥枪的思想被国共两党全盘接收[69]。

学者李劼认为，孙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他称孙打断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70]然而，孙革命的喜剧性，在于其与辛亥革命两大主要事件皆无关。武昌首义时，孙不在场。清室逊位是袁世凯所为，与孙无关[70]。民国成立后的二次革命，孙把中国推回到江湖造反的历史轮回中。孙习惯江湖造反，缺乏宋教仁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的现代政治意识。孙口讲三民主义，骨子是洪秀全[70]。后来联省自治也是一条政治现代化道路，国共史家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是为孙的北伐战争寻找理由[70]。这场战争使中国未能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孙后来以列宁主义为中国政治培养两个势如水火的国共两党，国共内战是北伐战争一种历史延续[70]。

學者劉宗正（1948年生），指责孫有「大漢沙文主義」思想，指出孙试图宣扬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合法性，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71]。“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現在說五族共和，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但通觀孫之民族主義言論，其實更接近美國國族主義，即美利堅國族，以漢族為主體，對内求各族平等，對外求平等，融合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國族。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大量史料证明，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死前的作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后，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72]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72]。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后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学者袁伟时和王怡先后撰写大量文章批判孙的错误选择和机会主义外交，用大量史实论证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其中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称孙“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72]

学者王耿雄称，经美国、日本和中国专家笔迹與孫簽名方式考证，“中日盟约”其“孙文”签名为他人手笔[73]。

历史学者谌旭彬指出，孙当时通过《中华革命党通告》散布谣言，称“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为换取日本支持称帝主动提出。谌旭彬指出，孙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对日本保持沉默，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反袁，而孙也成了日本攫取中国利益的工具[74]。

学者王怡表示，“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另外，孫武因仰慕孫文而改名孫武之説确有流传，但孫武的字號本是堯卿，后改為搖清，而非遙仙，搖清取“搖翻清朝”之意[75]。1912年初，孙武听闻孙发绪讲述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后，孙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76]。其实，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77]，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外围组织[77]；部分学者认为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亲缘和离合关系[77]；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从后者分离后有着自己的纲领，并非在同盟会的部署下开展工作[77]。

历史学家唐德刚認為，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78]。

歷史學家黃宇和認為：「孫中山嚴誡鄭士良、陳少白等別妄動，證明孫中山當時已接受了現代的民主思想。孫中山由於聽了楊衢雲的話而退出競選，證明他搞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名位與財富。他推翻滿清，不是為了建立孫家王朝，而是為了建立共和國。所以，雖然他在童年時代曾敬重洪秀全反清之勇氣，成長後反而非常鄙視洪秀全，斥他與楊秀清『互爭皇帝』，是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他建立共和國，也並非為了自己當總統。所以，雖然他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但為了國家福祉，避免打內戰，就拱手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讓出，並把袁世凱推薦給國民議會選他當總統。雖云當時雙方實力懸殊，若打內戰則孫中山必敗，但古今中外鮮有不戀棧權力者。美國人林百克也注意到，孫中山沒有一點個人野心，甚至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味道，他想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而奮鬥。」[79]^:647、「若孫中山捨身革命不是為了個人財富與權勢，那是為了什麼？是什麼無形的力量拉動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絕對的『無私奉獻』來『救國救民』的理想。」[79]^:648、「孫中山『無私奉獻』的精神，來自耶教：他先後在檀香山和香港讀書時，受到耶教傳教士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感染。」[79]^:661

學者辛灝年評論認為：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其負責人與同盟會密不可分。共進會首領本名孫葆仁，為發動革命，將名改爲“孫武”，字改爲“遙仙”。之後武昌到處流傳準備發起的新軍起義是孫文的弟弟孫武領導（孫中山名“孫文”，字“逸仙”）。這樣，學生和新軍革命党便振奮起來，紛紛參加起義和革命。孫葆仁改名孫武後，有大約1500名新軍戰士參加革命黨[56][80]。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在回憶錄中曾說：“當時中國，人人心裏都有一個孫中山的形象。許多青年人甚至想跑到海外去追尋他，去跟著他革命——因為孫中山這個名字，就意味著“革命”，一個要“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革命。”[56]辛灏年称武昌起義發動者因製造炸彈而暴露后，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義前，共同喊出口號：“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56]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在國外的作為，使得“四國銀行團”終究並沒有貸款給滿清王朝，是滿清政府垮臺和袁世凱敢於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儀的重要國際因素[56]。

美國纽约州立大学华人教授谢选骏表示，卖国行为应受国家法庭审判[81]。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陳明銶稱，孫深感忠誠軍隊對其革命之極端重要性，故在蘇聯協助下，創建黃埔軍校，由蔣介石操控，成為日後外省人掌控全國政黨機會[82]^:254-255。孫深切仇恨陳炯明，對粵籍軍人難以完全放心；故黃埔軍校初年雖位於廣州東郊，但所招納軍校新生中，以非粵人為多，更造成以後粵籍軍人領袖之不足[82]^:254-255。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認為，孫是一個慷慨大度但想法糊塗之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征服和權力遊戲，在歷史過程中表現並不出色，相反經常是無能為力，除了幾個短暫時期曾擔負領導人職責，但決定權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義學說既非原創又缺嚴謹；孫真實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裡行間、成功和挫折之間所顯現之血肉之軀，是屬於當代世界之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並未在他所處時代歷史烙下自己印記，是所處歷史脈絡之產物，他所體現是中國正邁向現代化[83]^:15。孫本能掌握他所處時代之渴望，瞭解時代蘊藏之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之綱領，他將反朝廷之敵意化為反對勢力之主張，在1920年代他才關注反帝國主義之民族主義，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之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之重要，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新合作基礎[83]^:16。孫是20世紀之子，是現代中國肇建者之一[83]^:18。

《孫逸仙傳記》作者美國人林百克（Linebarger, Paul Myron Wentworth）認為：「中山仗著他個人天才的感悟，竟也能從蒙昧陳腐的環境，像暗淡的山水、清幽的澗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廬，這裡邊衝出一線光明來。恐怕這個極暗的境中只有他一個人能相信自己，所以後來使了他個人的天才把言一線光明發揚光大。他沒有益友，沒有良師，也沒有親族戚黨可以供質疑問難之資。但是藍谷裡樂觀的孩子用他自己理想的光明尋求正確的人生。」[84]^:27孫宣傳反對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記得，就是「天命無常」，這四個字無害於眾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卻是勸人的口號[84]^:65。孫做革命事業並不把錢當做最重要緊，他曾說：「金錢並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錢，但是他仍舊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覺醒之後，金錢在革命事業裡面是比較不重要的。」[84]^:75林百克認為：「中山很願意拯拔壞人，因為他可憐他們。他的心完全是本於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現出慈悲心來，他知道他們是壞人，但是他們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們，倘使中山擒拿了一個嘗試害他性命的人，如其這個匪徒說出家裡有很多人靠他養活，又表出悔過的心，中山定要釋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寬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氣，他這樣一個意志像鐵一樣堅的人為甚麼心腸像婦人一般軟？他意志的剛強同心腸的柔軟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後，就知道他的弱點就是他的天性最強的根由，因為他是偉大所以他寬恕，在火奴魯魯他寬恕牽他髮辮的小兒同他寬恕袁世凱殺革命志士一樣，寬恕是他的天性，在他聽見最偉大的寬恕者耶穌之前，早已有寬恕的習性了。」[84]^:78

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一書中，評價晚年孫「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64]。

以黑龍會為代表的日本泛亞主義，將孫文開啟的聯俄容共戰略視為對東亞文明的背叛，反華及侵略中國的思想自此日益強烈[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