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

在20世纪50年代，春节运输问题就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首次出现“春节客运”的相关报道。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确定了“由铁道部统一指挥协调，必要时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协助”，春运组织上升到了整个铁路系统层面，铁道部成立了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此举被视为春运的开端，各地纷纷成立春节旅客运送委员会，承担起春节期间客运的调度指挥和安全保卫工作，当年春运旅客运量为2300多万人次[4]。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应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希望就客运紧张情况写个评论，为铁道部做些解释工作”，发表社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社论提到当时的春节交通情况，“根据近几年的资料统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全国铁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30%，长江航线和宁波以北海上航线的旅客比平常增加20%至35%，全国公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40%至50%。特别是去年春节过后，旅客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上升，出现了旅客运输的拥挤状况。”[5]并提出几点解决问题的设想，“第一，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要回家；第二，各单位要把春节期间旅客的启程日期尽量错开；第三，买到车票、船票的，要体谅春节期间运输部门的困难，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6]国务院第一次专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

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春节运输客流猛增。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这是现在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80年12月18日，新华社电讯稿第一次用了“春运”的字样。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 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春运”两字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7]。

1983年，春运范围再次提升，春运工作领导权从铁道部上升至国务院及各部委，成为国家层面上的大事。

1986年春运，铁路开始打击票贩子和黄牛党。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春运期限为1月18日至3月20日，共63天，成为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年[8]。

1993年，为调节民工潮，铁路部门尝试在春运期间对乘火车进出外来务工者集中的广东省的乘客实行浮动加价，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跨地区流动规模不断扩大，1995年春运浮动票价的实施范围扩大至上海、北京、成都、郑州、济南、柳州、广州7个铁路局，后于1996年暂停。1999年，春运火车票价格恢复上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客流“削峰平谷”的作用，但是社会公众对此项政策的争议也一直不断[9]。2007年，铁道部宣布铁路春运火车票价格不再实行上浮制度[10]，历经十余年的春运火车票浮动票价制度在2007年结束。

2020年春运期间爆发冠状病毒病疫情，由于全国大规模实行隔离、停工停学及交通管制，节后未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为春运40年来首次，出行人数与2019年春运相比亦大幅度下降[11][12]。在2021年，由于疫情防控尚未解除，2021年春运节前车票预售较往年同期下降近六成，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客流将下调至2.96亿人次[13]。

春运时期列車普遍出現超員情況，圖為K680次列车硬座車廂，該列车正由石河子站开往西安站。

在春运期间，乘客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列车上。

一般意义上的春运，是指中国大陆的省际、省内交通，不包括中國大陸与港澳间交通、海峡两岸间交通以及国际交通。口语中的「春运」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春节前后的运输现象，二是「春运期间」的简称。

春运的产生主要来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中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社会人力大量流动的情况。在中国，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一年的开始，无论离家人有多远，一般人都要尽量在除夕时与家人团聚，共度新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鼓励自主就业，并且對於人员流动的限制也开始松动。因此有非常多的人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到经济较发达地区就业，造成了人力的大量流动。这些离开家去外地就业的人员在春节前后集中返乡过年，即成为春运运输的主要人群。此外，这段时间是高等院校放寒假时期，多数学校在春节前两到三周开始放假，在正月十五左右开学，因此在外地就读的学生返家也构成了春运运输的另一主要人群。

春運的節後運輸安排由每年正月初四開始，民工返回工作崗位。隨著2008年開始新實施的節假日安排，以及不少民工擔心在經濟發達地區尋找工作日益困難，節後返回工作崗位或就業地區的時間較以前為早，有的人初三已經離鄉。

同时，春节期间也是一年中的几个长假之一，部分人会选择在春节中间的时间旅游。运输旅游人群雖然跟春运尖锋时间不同，但也加重了运输系统的壓力。

春运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已建成的交通网络不能完全满足交通需求。为此，中国政府也制定了诸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等计划，来缓解运力不足的问题。随着中国高铁网的不断完善，春运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例如2018年初渝贵铁路的开通极大缓解了春运时期珠三角往川渝方向长久以来的购票难问题。

春运规模之大，以致中国大陆交通难以承受，为了解决春运问题，中国政府每年都要提前部署，但仍无法满足春运要求。例如1995年春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曾规定，民工使用单位要将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当地过节、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一律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但仍无法缓解春运压力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学者[14]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极度不衡及教育资源分配过于集中。与此相关的有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及剩余劳动力等问题。也有人认为，春运产生的原因是铁路运输票价过低，导致长距离劳务输出增多。[15][16]

• 城际交通压力剧增，城市交通与国际交通没有明显变化。
• 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陆路运输，铁路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至1998年间更一度使用棚车运输返乡旅客[17]；航空也有一些压力，但由于受到价格等因素制约，压力增长有限；河运与海运因可及範圍及安全等方面，压力增长極為有限。
• 春运交通压力有明显的时间性和方向性。一般在春节前压力主要集中在从较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周边城市到旅游景点的路线上；除夕、正月初一、初二这几天的春运压力较小；春节后运输压力转移到在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从旅游景点到周边城市的路线上。铁路部门因此有“节前看广州、节后看成都”的说法。

作为一种超大规模的人口集中流动，在春运过程中，衍生有其他问题。[18]

春运時期火車站加強管理，圖為2012年春运中的北京站。

黄牛

使用一维条码时期的T27次列车车票，未實名制[24]

使用二维码的實名制車票样票

「黄牛」是人们对票贩子，即专门以加价销售已购车票，并以此获利的人的俗称。这些人的团体称为黄牛党。黄牛党一般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或者通过雇用大量人员打电话、排队等方式，一次取得大量车票，并囤积居奇，加高价销售，加剧了春运的供求矛盾。除了有卖真票的黄牛，也有伪造车票销售的不法人员，他们往往通过涂改过期车票，自制车票等方式制假贩假。购到假车票的人士往往在检票时被检票人员发现，而影响行程，并造成损失。不少假车票经一般人士的仔细检查，也是可以发现的。由于黄牛行为近几年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行为，并明令打击。不过由于实际操作的难度以及传言的执法人员与黄牛党的勾结，黄牛行为并没有被有效遏止。本质上来说，如果不增加中国铁路客运的供应，而且也不上浮票价，就必然产生黄牛党行为，这个也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25][26]。

铁路实名制购票及12306网站上线后，做黄牛的难度增大，大量传统黄牛党被迫改行。然而仍有少数黄牛依靠互联网，通过12306网站退票时间差等技术漏洞变身“高科技黄牛”。

2011年春运时期的合肥站臨時售票专区

春运期间通常的购票方式继续实施，但铁路的订票方式变化较大。多数地区都采取提前预订的方式，但各地的具体方案有所差异。铁路部门特别针对高校采取校园预售学生票的方式，并针对劳动力较集中的工厂、公司采取集体订票的方式。其他人一般通过电话及网络等方式订票，火车站售票窗口只预留较少车票。春运期间可预订的票的未来搭乘日期的限制也比通常要长。如在珠三角地区，火车票由原来的预定四天内改为预定十天内。虽然电话订票可以免去排队的劳顿之苦，但是订票电话启用的线路远不能满足订票要求。例如，在2005年春运，深圳地区最高峰时，拨打订票电话的旅客每小时超过200万人次，而广州地区，2月1日春运最高峰时更是达到1991万人次。从2005年1月16日到2005年2月7日，深圳地区旅客通过电话订票成功订到火车票46.5万张，日均电话订票达3.1万张，82％的旅客是通过电话订票取得火车票的。也就是说，仅仅按数字计算，春运其中23天所有从深圳出发的可以电话预定的火车票，在电话订票最高峰期仅需要不到14分钟即被订光。

春运售票还采取过在指定地点集中售票的方式，不过这给附近的交通及安全造成了极大困扰，并且也不能满足订票要求，因此目前采取这种方式售票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2010年春运期间，中国开始在部分地区实施火车票实名制。

2012年春运期间，中国大陆铁道部开通专用网站供旅客在线订票，由于瞬间访问量过大，网站服务器几度瘫痪。一些“抢票软件”及拥有类似刷票功能的浏览器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使得通过正常方式购票的旅客很难购票。而铁道部门对此也加大了惩处力度，并要求相关网络公司停止开发此类软件，但并无强制性法规针对抢票软件进行处罚，且自2017年春运开始，大部分抢票软件都增加了加价抢票功能，使用企业级宽带及毫秒级刷新次数进行高速抢票，实质就是变相黄牛，而铁路总公司从未对此进行查处。此举极大增加了网络购票难度，例如2018年春运节前贵广客运专线由于渝贵铁路通车时间不定造成车次减少一半，广州南去往贵阳北方向车票在13点整12306网站上刚一刷新便被“秒抢”，所有车次所有席位均无票，通过手动刷票完全不可能抢到车票，这种情况即为付费加价抢票软件造成。

此外，由于网络在线订票操作较为复杂，对于那些较少接触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旅客来说，网络订票就变得不现实。然而由于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至今在中国大陆已完全普及，网络订票和支付已非常便捷，大多数旅客均使用电脑或手机客户端网络订票，到火车站窗口买票的旅客已大为减少，因此在网上买票的难度也日益增加，春运热门线路几乎都需要借助抢票软件才能购得车票，不过免去了车站排队之苦。

此表从1994年开始记录，并不代表春运始于1994年。

每年春运期间，中国大陆各地都会有许多新闻媒体（报纸、电视台等）的记者在各个客运站点（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等）驻扎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每年也会派出大量记者在全国各地报道春运实况。也有许多境外媒体关注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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