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

建制派普遍支持釋法，認為這有助釐清和正確理解《基本法》[15]，認為人大常務委員會有權主動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此項權力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项[註 2]，並載於基本法本身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註 1]。由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賦予的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一般性和不受約制的權力。該項權力及其行使並無在任何方面受到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限制或約制。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所針對的，是規定終審法院須在訂明的情況下就「除外條款」（即特區自治範圍外的條款）作出司法提請，藉以限制終審法院的權力。[16]

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认为，基本法属憲法类形的法律，条文若没有列明政府或政权一方拥有該权力，該权力就不应属于政府或政权一方。按基本法的实际文字，全國人大常委會要使用解釋權的步驟是，首先由香港特區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釋法，人大才能释法。认为除了《香港基本法》158条第三款外，並無其他條文說明有其他人或機構（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本身）能提出或主動啟用此解釋權，香港特區法院是唯一在《香港基本法》裏列出有權提請釋法的機構。因此由終審法院以外的個人或團體，包括由行政會議、由人大常委會本身等非司法機構提請人大釋法，均屬違憲。[17]而人大做出的五次釋法中，仅有一次是有由香港終審法院提請，其余四次则是由香港行政機關和署理行政長官提請或人大常委主动释法。泛民主派批評釋法有如在《基本法》上僭建，破壞香港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亦不尊重本地法院的終審權[15]。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釋法削弱香港在國際間司法獨立的形象，動搖公眾對香港法治的信心。[18]

時事評論員鄭立更認為，全國人大是香港法律管制範圍以外的「團體」，但《基本法》卻提供了它凌駕在法律之上的「釋法」權力，它甚至可以以釋法去改變裁決，這是一種「合法暴政」，違反法律對每人皆平等、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凌駕在法律之上的法治基礎。而合法暴政比一般暴政更殘酷。[19]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就「吳嘉玲案」宣判，指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經成為香港居民，均擁有居港權”。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估計在10年內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這將會為香港社會帶來沉重人口壓力[20]。1999年5月18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提請第一次人大釋法[21]。雖然依政府推斷數字，兩代非婚生子女高達116萬人，但考慮到港中兩地法律都不歧視非婚生子女，都視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有相同法律權利，所以不把「非婚生」納入解釋範圍[22][23]。

1999年6月26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指出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及出生時父母仍未成為香港居民的則沒有居港權[24]，而使有權來香港的人數減至27萬[25]。

是次釋法引起廣泛市民不满。原因有二。其一，《香港基本法》第158條指出「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26] 然而本次釋法並非由香港法院提出，與基本法上訂明的條件不符，違反法律。有大量市民擔憂先例一開，人大可以肆意釋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摧毀香港法治。其二，因為香港沿用普通法制度，解釋法律是法院獨有的權力。在此次事件中，香港特區政府未经过法院，直接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求人大釋法，被认为是终审法院的权威受到严重冲击，引起了社會極大爭議。反政府派认为释法涉嫌违反基本法，而且批評特區政府以行政干預司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對法治缺乏尊重。法律界更发起香港首个“沉默大游行”，抗议特区政府提出释法申请。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外交電文指出，於第一次釋法後，終審法院五名常任法官曾考慮集體辭職抗議，但因憂慮新委任的法官可能能力不足或缺乏獨立性而沒有實行[27]。

香港回归以來，香港的政制改革一直是香港社會的討論話題。2003年末，第三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成為一個爭拗話題。根據《基本法》第45條，特首的產生辦法最終會由普選產生[28]，但並未明確的訂立具體的方案和時間表。不過，基本法附件一第七節亦說明了選舉條例可以在2007年或以後被修改[29]。爭拗後來引發了2004年2月中國大陸報章一系列的評論，指香港的權力中心只可由「愛國者」擔任。

2004年3月26日，中央主動告知香港特區政府，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在4月2日至4月6日的會議上研究解釋《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30]。2004年4月6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釋，當中涉及有關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的規定[31]。其中最重要一項訂明，所有修改建議除了原有規定的「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這3項法律程序之外，在展開這些法律程序之前還需要另外2項程序，即：（1）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及（2）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並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確定；亦即是說由「三部曲」變為「五部曲」[32]。

2004年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不實行普選，及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中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半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亦照舊，而在此前提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33]。

2005年3月12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因病辭職。香港各界為下一任行政長官的任期而爭論不休。香港特區政府、內地學者及親政府陣營提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繼續董建華餘下任期，並提出基本法中有相關立法原意[23]。而泛民主派則普遍認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根據基本法及普通法原則所示，開展新一個五年任期及要求2005年特首選舉全面普選，並指責香港政府強定兩年任期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34]。

2005年4月6日，署理行政長官曾蔭權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就《基本法》第53條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解釋[35]。4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對釋法問題進行表決，全體委員一致通過補選的行政長官任期為前任餘下的任期[36][37]。

时任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事后承认“释法是政治决定”。时任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批评，“若有任何法律上的疑难，应该交由法院作最后裁决，而不是按掌权者的意愿而扭曲”。公民党前身“45条关注组”为此发起第二次的“沉默大游行”，约900人参与。[6]

2008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向中國中鐵公司批出開礦權，期望換取中國中鐵對该國家的基建投資。而美國FG公司（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从2004年起便依據國際商會仲裁院（ICC）的裁決書，以債權人身份在世界各地尋求對剛果任何公開的財產進行強制執行，并要求截取中國中鐵投資的1.02億美元作為抵債。[38]

2008年5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訴法庭法官邵德煒做出命令，禁止中鐵公司向剛果及其下屬國企支付入門費部分金額共計1.04 億美元，並擬委任接管人收取有關的入門費，用以履行FG公司的仲裁裁決。FG公司隨即提起針對剛果政府的民事訴訟，並將中國四家公司列為共同被告人。2008年12月12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訴法庭芮安牟法官作出判決，認為法院對 FG 公司訴剛果的事項沒有管轄權，撤銷了原訴法庭邵德煒法官的各項命令。FG公司不服判決並上訴至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该法庭恢復了邵德煒法官的命令。刚果和中国公司不服，上訴至香港終審法院。2011年6月8日，終審法院以三比二的多數（常任法官包致金、非常任法官馬天敏反對；常任法官陳兆愷、李義、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爵士贊成）裁定，此案需要尋求人大常委釋法。判詞指，希望人大解釋《基本法》第13條，有關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香港特區外交事務的條文，包括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權決定國家豁免規則或者政策，以及這些規則或者政策，是否《基本法》第19條，屬於國防及外交等國家行為。[39][40][41]

2011年8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決議，因香港對外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故此香港特區須跟從中央人民政府，對剛果民主共和國實施「絕對外交豁免權」。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由香港司法機構提出的人大釋法要求。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认为这次釋法不影響「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及香港營商環境；但有香港人權監察等團體批評，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令香港法律變成「任意搓圓的玩偶」，將內地人治取代香港法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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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6日“反人大釋法”遊行，市民一度圍堵中聯辦，翌日人大正式釋法

2016年11月8日傍晚，法律界举行反人大释法黑衣静默游行

2016年的第五次釋法是自2004年以來，最為爭議的一次，這亦是第二次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

2016年10月12日，梁頌恆和游蕙禎在香港立法會宣誓期間涉嫌辱华及宣揚港獨（展示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連同兩度在誓詞中加入字句的姚松炎，同被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拒絕監誓，引发宣誓風波。10月18日，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彥根據法律意見及上屆曾鈺成的裁決（2012年曾鈺成容許黃毓民再度宣誓），裁定黃定光、姚松炎、梁頌恆、游蕙禎和劉小麗宣誓無效，但容許再次宣誓。香港特區政府隨即向香港高等法院入稟司法覆核，要求剝奪梁頌恆、游蕙禎的立法會議員資格。此后梁、游二人于10月19日、26日及11月2日，三次试图重新宣誓未果。11月3日高等法院就司法复核案开审，政府代表大律師余若海在開案陳詞前聲稱，案件可以在香港司法制度內解決，政府沒尋求人大釋法，不过曾經尋求中央確認此事的解決方法[43]。

然而，親北京媒體紛紛傳出全國人大常委會預備釋法的聲音[44]。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也向傳媒證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動要求」就基本法104條釋法[45]。2016年11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的草案[46]，并于11月7日表决时以155票全票通过[47]，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職人員必須依法真誠地作出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宣誓，並謹守誓言。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回應記者問題。他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而主權亦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包括議員如散佈港獨思想，「不可能擁護《基本法》」。他亦指出，在香港提出「香港獨立」、「香港建國」、「香港民族」、「民族自決」等主張，本質上都是港獨。[48]李飛認為香港過往落實《基本法》相關規定時存在漏洞，不點名指摘有法定職責人員沒按照基本法辦事。批評香港有人故意曲解《基本法》，指出有「貌似法律權威的人，散布歪理邪說」，造成「人大釋法就是干預司法獨立」的輿論，並指提問記者對法律的認知比那些「所謂法律權威」更好。[49]

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批評人大就宣誓風波進行的釋法，認為這次是變相解釋香港本地法律，而非解釋《基本法》，做法等同僭建[50]，“輸了港人對一國兩制、以及對中央治港的信心”[51]。而民主思路则認為，人大應容許香港法庭先自行解決2016年宣誓事件爭議，在爭議進入司法程序時以釋法介入是缺乏對香港司法程序的尊重，更有不信任特區法官之嫌[52]。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也認為釋法衝擊一國兩制及司法制度，亦反映中央不相信香港法院[53]。

11月6日，民主派上街游行，表达对人大释法的抗议。游行在中環完結後，部分激进民主派转往中聯辦抗议，并与警方爆发冲突[54]。

11月13日，建制派組織在立法會廣場集会，支持中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55]。

11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裁决，法律上自2016年10月12日起梁颂恒、游蕙祯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法官区庆祥在判决书中还说，“无论人大有否释法，判决都是一样”[56][57][58]。梁、游二人提上訴並要求暫緩原訟庭命令[59]。上訴庭維持原有判決，並加入人大释法的內容。梁颂恒、游蕙祯的終極上訴，在2017年8月26日被香港終審法院駁回。

人大释法後，香港特區政府于12月再向香港高等法院入稟司法覆核，要求剝奪姚松炎、劉小麗、羅冠聰和梁國雄的立法會議員資格，2017年7月14日，高等法院裁定四人宣誓無效，法律上自2016年10月12日起失去議員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