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

現今的台灣電影是以一群默默努力的電影工作者所支撐，也成為台灣電影的驕傲，除了侯孝賢、楊德昌與李安已在國際影壇建立作者導演的地位外，馬來西亞來台的僑生蔡明亮也已成為世界矚目的台灣導演。其他在1990年代出現的導演，如陳國富、徐小明、王小棣、易智言、陳玉勳、林正盛、張作驥，以及獨立製作的黃明川、賴聲川等，也屢有佳作。

而2008年以來的國片復興浪潮中，也有許多新銳導演脫穎而出，其中代表者為執導《海角七號》一炮而紅的魏德聖；但事實上，這些新銳導演並非電影業界的新手，而是在國片低迷的時候琢磨出底子，在適當的機會得以大展身手[18]。

近十年又一波的新銳導演在影壇上發光發熱，在臺北電影節、金穗獎、金馬獎都不乏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這些新銳導演多爲30，40歲，多曾在大學或研究所修習過電影或戲劇專業。也因這一批新銳導演的加入而更加豐富，臺灣電影不僅是題材，類型也有了更多的結合。

除了知名導演與所其執導的片子外，今台灣電影尚有紀錄片的蓬勃發展。該發展主要是受惠於1987年的解嚴與小型電子攝錄影機的普及化，另一方面的成功因素，乃是台灣文建會（今文化部）的支持與推廣教育。事實上，其他政府與民間單位也積極資助，並設立各種影展與獎項以鼓勵優良紀錄片等激勵，也是紀錄片蓬勃的主因。

今台灣有一批年輕紀錄片導演。來自台灣社會各階層的他們，其影片題材也五花八門。題材從探索嚴肅社會或政治議題到有的以自己或家人、朋友為拍攝對象皆有。其紀錄片主軸，也從探索社會到探索個人的生活與問題。因為配合得當，整體成績已漸受國際矚目，並有不少的國際重要紀錄片影展獲獎紀錄。另外也有如《無米樂》、《看見台灣》的叫好叫座影片[19]。

黃惠偵導演的首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獲得2017年泰迪熊奖，並成為台灣第一次選派紀錄片代表角逐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20]。

台灣最早創立的金馬國際影展為現今最大的電影節，地方政府也相繼成立台北電影節和高雄電影節等，進行電影文化推廣。隨台灣電影文化發展出亞洲第一個以女权主义电影的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紀錄片為主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動畫片為主的台灣國際動畫影展、酷兒為主的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2009年4月10日在臺灣電影產業與行政院新聞局共同成立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並與中國電影基金會籌辦兩岸電影展，是現今唯一在促進臺灣海峽兩岸交流的影展[21][22][23][24]。

在1991年6月29日廢止《違警罰法》之前，進入電影院觀看電影前，電影院會播放國歌，螢幕也會打出歌詞，觀眾必須起立唱國歌，規定聞唱國歌不起立致敬者處二十銀圓（新臺幣60元）以下罰鍰或申誡。臺灣光復以後，戲院數於1983年達到高峰，736家[25]；而於2012年創下戲院數新低，95家[26]；截止於2019年，全台戲院120家，931廳[27]。

文化部於2014年起正視此需求並具體推動，舉辦公聽會廣納各方意見，推動《電影法》修正案。隨著立法院在2015年通過修法提案[註 2]，規範映演業者應於新法施行後一年內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予文化部所建置的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指定國家電影中心負責對外提供文化部所取得之資訊[註 3][28]。

2016年12月26日起，國家電影中心官網開放受理業界人士以會員方式每日查詢票房資訊，2017年1月5日起於國家電影中心官網開始針對公眾每月公告上映滿30天以上的電影票房資訊[29]。而蒐集各方回饋意見後，將提出票房公告作業的改進方案，包括以每週公告規畫、研議縮短上映後票房資訊的間隔天數[30][31]。12月7日起，國家電影中心開始於每周四公告前週一至前週日正式上映已滿7日之單週票房資訊以及上映以來之累計票房資訊[32]。

因為電影產業界的部分特殊原因，除了台北市早有建置票房連線統計系統之外，其他地區均未公開可信之票房數字資料，所以整個台灣電影市場至2016年6月11日前仍未有精準的全國性票房數字公布[註 4]，故一切有關台灣電影票房的統計和分析，台灣電影業界根據長年來市場操作經驗，基本上都以台北市首輪院線公映的影片及其票房統計數字（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為基礎，並按電影類型的不同，以一至二倍之間估算出台北市以外地區的電影票房收入，其結果相當接近主觀事實[33][34][35]。而台灣電影市場逐年成長，台北市以外地區票房常比台北市票房有更好表現[36]，原因不外乎是台北市以外地區的戲院數增加、設備超前台北市、影廳規模又大等等[37]。

台灣電影業其實很早就開始發展，但成功案例卻往往侷限在幾種題材與類型，造成國人普遍對國片缺乏興趣，加上長期與外語片不均的票房，才讓台灣電影業惡性循環，發展停滯不前。

而製作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不足，《電影法》第四條明確提到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相關之輔導措施，但研究數據仍顯示，每年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文化部通常只分配到0.8%，還時不時因政黨間角力遭受變動[38]。

因為環境的關係，沒有幾間大公司願意投資，台灣獨立製片因此興起。

1989年，黃明川以開創性的獨立製片精深拍攝了《西部來的人》，以少數的人力拍攝電影，並且提出「獨立製片宣言」，內容有創作題材的自主性、人模（非職業演員）的演出、創作者能力的培養與電影美學的開創等等[39]。

1999年，台灣電影陷入低谷，魏德聖、鄭文堂、蕭菊貞等六名年輕導演合辦「純16影展」，標榜年輕創意、獨立精神，獲得觀眾與各界好評，而其中蕭菊貞《紅葉傳奇》也獲得當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40][41]。

之後的也有許多台灣獨立製片表現亮眼，2002年，易智言的《藍色大門》，在台灣的票房超過新台幣500萬元，之後還有像是2015鄭有傑的《太陽的孩子》，幾乎全採用素人演員，獲得台北電影獎獲得觀眾票選獎。

為了吸引觀眾，獨立製片通常會先參加國內外影展，尤其像是歐洲影展，以打響知名度。也會請行銷公司協助，加上特定領域議題的包裝，並舉辦多場講座，或是正式上映前在其他地方先播放，利用網路訊息的傳遞，逐步建立口碑[38]。

隨著《海角七號》、《艋舺》的票房奪冠，以往在台灣並不受重視的製片人制度開始被台灣影壇採用。製片制在台灣電影業的確立，改變以往導演必須自理籌資、設備調控等拍片庶務的窘境，而製片人制度的導入，也促使台灣的電影開始走向商業操作，讓電影作品在好看之外也能賣座[45]。

進入21世紀，台灣電影人在選角、攝製等方面更多的走向國際，與兩岸三地等地的電影同業共同製作，例如2007年，電影輔導金補助《刺青》的拍攝工作，以刺青為象徵，探討愛情、親情、友情及女同性戀。而《刺青》一片亦加入出生於葡屬澳門但以香港為演藝基地的女演員梁洛施作為其中一位主角。同年的《生日快樂》是香港電影，改編自台灣女演員劉若英的書籍《我想跟你走》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說《Happy Birthday》，劉若英本人並擔任主角。

2008年的《海角七號》一片除了開啟台灣電影新局面外，也延攬日本歌手中孝介以及模特兒田中千繪等日籍人士參與演出，進一步將合作觸角突破華人圈而跟更廣闊的國際電影界接軌。之後，尚有《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台灣第一部好萊塢商業片)及《賽德克·巴萊》的產銷也都試圖邁向國際化。

台灣商業電影的拍攝地點大多選在台灣各地的景點，如《海角七號》在恆春拍攝、《不能說的秘密》在淡水拍攝、《艋舺》在台北萬華的剝皮寮拍攝等。2008年國片復甦後，這些拍攝點都造就了當地觀光業的發展，因此部分縣市政府提供各項補助及優惠，盼吸引更多業者前來取景拍攝，希望帶來的長期觀光效益。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也推出《痞子英雄》景點導覽，以遊覽該熱門警匪電視劇的拍攝景點作為號召[46]。

• 金馬獎
• 臺北電影獎
• 南方獎
• 金穗獎

• 臺灣電影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競賽列表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只列出專書，期刊論文及書籍篇章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