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與南非關係

紫色國家表示在1971年的投票中支持中華民國續留聯合國，即《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其中包括南非以及受託管、非主權國家的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繼承清朝於1905年5月14日（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於約翰尼斯堡設立的駐南非聯邦總領事館。1932年6月14日，更名為駐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4]。

1949年，雙方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然而當《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後，雖然南非支持中華民國續留聯合國，但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雙方關係逐漸冷淡，後南非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而又向中華民國靠攏[5]。

1974年，中華民國在南非成立商務專員處。

1976年4月26日，雙方關係提升至大使級。於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亞設立中華民國駐南非共和國大使館；於首都台北設立南非共和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並互派大使[4][6]。而雙方當時處於類似的處境，中華民國駐南非大使楊西崑說：「南非與我國（中華民國）皆共同參與反共陣線，我們支持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5]。

1980年10月13日，南非總理波塔伉儷抵台訪問，由行政院長孫運璿接機；10月15日與總統蔣經國會晤，蔣並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頒贈特種大綬卿雲勳章予波塔[5]。兩人並共同校閱中華民國海軍。同年行政院院長孫運璿亦訪問南非[7]。

位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附近海邊的南非航空295號班機紀念碑。

1987年11月28日，南非航空295號班機自台灣中正國際機場起飛前往南非約翰尼斯堡途中，於模里西斯東南250公里的印度洋上空起火並墜毀，機上159人全數罹難。起火原因至今不明，由於當時的南非和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政治上往來密切，因此一度傳出機上挾帶了核子物質或軍火而導致空難的說法。但皆未能證實。事後，航空公司應罹難者家屬的要求，在中正機場附近的竹圍海水浴場興建了紀念碑。

1993年7月，甫獲釋的南非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抵台訪問，與總統李登輝會晤。李登輝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頒贈特等大授景星勳章予曼德拉。

1994年5月10日，總統李登輝訪問南非，參加曼德拉的總統就職典禮並與其會晤，李登輝承諾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推動「重建暨發展計畫」；曼德拉則保證，除非中華民國做出對不起南非之事，否則南非將不會與中華民國斷交[8]。

1996年6月30日，南非外交部長恩佐率領「事實考察團」抵台訪問，重申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的堅定立場，但亦表示希望維持並加強與兩岸的友好關係；中華民國則重申全力支持「重建暨發展計畫」，對南非希望與中共發展關係的立場亦表示瞭解，但強調南非加強兩岸關係的立場不應以犧牲中斐外交關係為條件。11月27日，受到南非共產黨等國內親共派壓力的南非政府表示將與中華民國斷交，且將於1998年1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8][9][10]。

對於南非斷交的決定，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章孝嚴於1996年12月3日前往南非進行嚴正交涉，但南非方面僅稱將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以外之最高層級關係」（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representation short of full diplomatic recognition），並未提出具體辦法。中華民國政府於是採取3項因應措施：召回駐南非大使、中止兩國間大部分合作及援助計畫、兩國間的有效條約及協定，多數予以中止。此後，兩國又舉行第2、3次高層會談，以及外交部官員的12次工作階層會談，在談判過程中，兩國對於「外交關係以外之最高層級關係」的看法，在認知上有相當大差距。最後，為繼續維持兩國間的實質關係與共同利益，於1997年底就新關係達成協議，並自1998年1月1日起，於對方首都互設具大使館性質的代表機構[8]。

1997年11月18日，在南非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夕，白曉燕命案的主嫌陳進興闖入南非駐華武官卓懋祺上校家中，並要求接受外國記者訪問，使整件事情升高成為國際事件。

1997年12月31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常務次長鄭文華召見南非駐華大使史寇茲（Cornelius Van Niekerk Scholtz），對於南非即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接受「一个中国」原則提出最強烈抗議，宣布終止與南非的外交關係。史寇茲則說明與其建交是基於國際政治考量，南非是主權獨立國家，未來雙邊關係不會被其左右[11]。

1998年1月1日，南非總統曼德拉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華民國與南非斷交[4]，而曼德拉亦頒贈南非最高榮譽勳章予受到斷交影響離任的中華民國駐南非大使陸以正並親自送機[10]。斷交後，中華民國終止了對南非的經濟、建設援助[9]。

2020年7月30日，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逝世，前南非總統戴克拉克表示哀悼。[12]

僅列舉部分人員名單

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8]、前副總統呂秀蓮[13]、行政院長孫運璿[7]、司法院長翁岳生[14]、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15]、徐立德[16]、政務委員黃昆輝[17]、外交部長錢復[18]、章孝嚴[19][8]、國防部長蔣仲苓[16]、經濟部長林義夫[14]、法務部長施啟揚[20]、外交部政務次長房金炎[21]、李大維[22]、高英茂[23]、柯森耀[24][4]、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25]、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林奏延[24]、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焦仁和[26]、張富美[23][14]、吳英毅[24]、環境保護署長郝龍斌[23]、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2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裕璋[27]、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全壽[28]、臺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28]。

南非：總統／前總統戴克拉克（舊譯狄克勒）[29][28][30][31][27][32]、總理波塔[5]、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總統諮議院主席郝里夫（J. W. Greff）[33]、國民議會議長勒赫朗西[34]、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蘇特納[35]、外交部長鮑達[36][37][29]、恩佐[16]、外交部次長巴哈得[8]、農業部長狄維里[38]、衛生部長范德[39]、查芭拉-姆西曼[40]、獄政部長史考撤那（Ben Skosana）[22]、全國教育部長狄克勒[29]、礦業暨能源部長狄克勒[29]、藝術文化暨科技部長姆查理（Linoel Mtshali）[8]、空軍總司令克里爾[41]、西開普省長莫克（G. N. Morkel）[26][42]、普利托利亞市長史瓦那波（Karel Swanepoel）[8]、開普敦市長索羅夢（Theresa Solomon）[8]、茨瓦內市長席曼格[13]、大主教屠圖[30]、非洲民族議會副主席席蘇魯[43]。

1998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亞設立具大使館性質的駐南非共和國台北聯絡代表處（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另於第1、第2、第3大城分別設立具領事館性質的駐約翰尼斯堡台北聯絡辦事處（2009年10月31日關閉）、駐開普敦台北聯絡辦事處、駐德班台北聯絡辦事處（1998年7月6日關閉）；南非亦同時在台北設立具大使館性質的南非聯絡辦事處（Liaison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4][6][1][3]。

持中華民國護照的中華民國公民必須申請簽證方可入境南非。

持南非護照的南非公民必須申請簽證方可入境中華民國。

兩國公民皆須申請簽證方可入境對方國家。持中華民國護照與邀請函的中華民國公民須先行致電在台北的南非聯絡辦事處預約辦理時段，並親自前往辦理簽證。18歲以下未成年人入出境南非海關時，須出示完整出生證明[44]。

持南非護照的南非公民抵台參加國際會議、運動賽事、商展活動，則可以電子簽證入境中華民國，停留最多30天並不得延期[45][46]。

有鑑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將南非歸類為紅色警示：不宜前往，宜儘速離境（2020年3月26日發布）[47]；衛生福利部的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已將各國家與地區歸類為第三級警告：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2020年3月21日發布）[48]。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外貿協會）於南非第1大城約翰尼斯堡設立台灣貿易中心[49]。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也在約翰尼斯堡設立駐南非代表處經濟組[50]。

兩國貿易具有互補性質，南非是中華民國的煤、鈾、鐵等礦產重要供應國，亦是在非洲地區的首要市場與貿易據點[30]。

1970年，兩國的總貿易額達到70萬美元。

1972年，兩國的總貿易額達到570萬美元，如此快速增長的主因是南非出口玉米至中華民國。

1975年，中華民國與南非簽訂貿易協定。

1980年代，雙方的貿易關係快速成長，例如1986年貿易額為5億4,600萬美元，隔年1987年貿易額為9億1,100萬美元，總共成長約67%。

1985年，南非出口至中華民國的貨品為金屬礦物，佔其出口的69%；而由中華民國出口至南非的貨品為紡織品與機械設備為主，分別佔了27%與22%。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新加坡、與南韓開始大量投資南非。

1989年，雙方對於對方公民所發出的商務簽證達到2,000張／年，是所有國家中最多者。

1996年起，南非每年向中華民國貸款8,000萬美元。至今，南非仍然向中華民國欠貸約5,000萬美元[9]。

2012年6月16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外貿協會）與54家台灣業者執行「游龍專案」，籌組「2012年非洲南撒哈拉拓銷團」。共前往南非、坦尚尼亞、烏干達、安哥拉，是台灣歷來拓銷非洲最大團[51]。

2019年，南非是中華民國第41大貿易夥伴、第40大進口夥伴、第35大出口夥伴，在非洲經濟體皆排名第1。出口至南非的金額為5億8,024萬5,769美元，年減16.427%。自南非進口的金額為5億6,614萬2,171美元，年減45.456%。貿易呈現出超（盈餘）1,410萬3,598美元，年減104.104%；2018年，南非是中華民國第32大貿易夥伴、第32大進口夥伴、第33大出口夥伴，在非洲經濟體皆排名第1[52]。

1987年，中華民國在南非投資金額達到1億美元。

截至2017年，在南非投資的臺商約800家，投資金額約20億美元[13]。

兩國雖斷交，但民間的商業經濟往來仍存，目前臺灣銀行仍然於南非設有分行[53]。

中華民國與南非的軍事合作關係在當時相當緊密。1980年，中華民國與南非達成協定：在六年之內運送4,000噸的鈾至南非，進行中華民國、南非及以色列的三方核能技術交流[5]。

華裔南非人散居於南非各處，他們的祖先移民至南非可追溯到荷蘭建立開普殖民地時期，然而有些臺商則是在種族隔離政策時代由臺灣移居至南非[54]。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後南非治安逐漸敗壞，目前在南非的華僑已大減。2000年，華僑人數約2萬8,000人，臺灣僑民約1,2000人[55]。至2017年，臺灣僑民約8,000人，傳統僑社僑民約2,000人[13]。

台灣媳婦露易莎（原籍南非）[56]、南非職業歌手羅茨（Mari Lotz）等人。

南非依據兩國間的合作專案，曾多年派員參加台灣各有關機關協辦的多項經貿訓練班、海外職訓師訓練班、土地改革訓練班、國際租稅班等。1994年，在南非新政府成立後，中華民國即協助設立職訓中心、蔬菜訓練中心、中小企業信貸保證基金；以及推動小農計畫、社區森林計畫、退除役官兵輔導計畫、培訓創業青年計畫、邊遠地區開鑿水井計畫、土地改革訓練與技術及教育改革計畫等。但在南非總統曼德拉宣布1998年1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即於1996年12月5日起中止大部分的合作計畫及援助案[8]。

2020年5月，對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全球擴散，中華民國捐贈南非5萬片醫療用口罩，協助第一線醫護人員對抗疫情[57]。

中華民國外交部提供「臺灣獎學金」、教育部則提供「華語文獎學金」，以及各類講習班名額給與南非官員與學生赴台進修，促進雙邊文教、技訓交流[13]。

兩國無直航班機，可經由（不計航點遠近，截至2019年12月21日[註 3]）：

 中華民國

• 台北→北京-首都、深圳、香港、新加坡、杜拜、伊斯坦堡、雪梨、倫敦-希斯洛、倫敦-蓋威克（**季節性飛南非）、巴黎、羅馬、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維也納**、紐約，再轉機前往南非的國際機場。
• 臺中→深圳、香港→南非。
• 台南→香港→南非。
• 高雄→北京-首都、深圳、香港、新加坡→南非。

持有中華民國國際駕駛執照、中華民國汽車駕駛執照（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英文譯本）可在南非駕車；若無兩者，則必須具有南非永久居留權，並經筆試及路試後取得南非駕駛執照[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