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營盤

一八九零年的東邊街

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西營盤登陸，位置為現時的水坑口街，到處荒蕪一片。1841年5月根據《香港憲報》公布的人口統計，當時約有7,450人。[1]早於1850年代發展的西營盤有如香港歷史縮影，見證香港發展歷史。西營盤因地理環境有良好軍事優勢，位處海邊及山勢陡峭，香港政府選擇西營盤作為英軍軍營，成為來自印度的孟加拉志願軍駐紮的營盤，駐有八百名印籍士兵，營地位置是今日水街山邊。[2]。1842年《廣州周報》就香港建設規劃就有如此報道：「沿北面海灣由西往東約四英里，東面是怡和洋行的建築物所在的半島，西面是孟加拉志願軍駐紮的營盤，一條馬路聯結東西兩據點。」這裏所指孟加拉志願軍營盤，便是西營盤。

太平天國起義使中國局勢動盪，因此觸發香港開埠以來首次大規模難民潮。為了逃避戰火，大批難民紛紛湧入香港，在1848年，香港島人口僅21,514人，但及至1853年，人口已增至39,107人。有關的人口增長持續至後來起義軍實力減弱而相應回落。難民當中包括一批富有的華商，這批華人富商與清廷及當時的香港殖民地政府都關係密切，其中最為重要的人物要數李陞一人，李陞早年活躍西營盤一帶，李在政府開始發展西營盤時，跟隨大哥李良來到香港創業，並於1857年在西營盤一帶大量買地，在興建碼頭、倉庫、開設銀號外，還通過轉賣土地和房產賺取巨額利潤[3]。李陞是香港第一個發展房地產的華商，在李良去世後，李陞就成為了族中領袖，開始大規模進軍房地產市場，參與政府的填海計劃，建成了李陞街和高陞街等。1889年英資地產公司置地成立時，李陞成為了該洋行的股東兼董事，左右逢源於港府以及清政府之間。李陞對於西營盤的發展有着莫大的影響。

西營盤近海地方與貿易相關，遠洋帆船或蒸氣船在近岸地方停下，就靠舢舨運貨物上岸；維修、貨運等活動一直伸延至堅尼地城，不少居民都在碼頭一帶上班。而市中心有很多售賣海味和中藥材的店鋪，一直發展至今。西營盤一帶，自皇后大道西一直向山上發展，劃出了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和高街，兩邊則以東邊街和西邊街為界，而正街則為這個區域的中心點，形成「目」字形的街道規劃。此外西營盤亦是首個有妥善公共服務的區域，建築富殖民地色彩。[4]。

香港政府在1874年創立國家醫院，位於現時皇后大道西雀仔橋的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一帶，現在的診所是重建，不是原貌。國家醫院在瑪麗醫院落成前，一直是香港大學的教學醫院。歷史上曾有兩名革命人士到國家醫院就醫。一是楊衢雲，輔仁文社社長，興中會首任會長，曾發動乙未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1901年1月10日傍晚，楊衢雲在中環結志街52號寓所遭清廷買兇射殺，中槍後楊被送往國家醫院搶救，惟翌日不治，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無字碑上刻有6348編號，有削頂的石柱以示死於非命。1903年謝纘泰為亡友復仇，發動大明順天國起義，但因洩漏風聲而作罷。另外一位是黃興，在黃花崗起義事敗後逃到香港，並於國家醫院治療。

高街盡頭可見國家醫院外籍護士宿舍遺址，這一座建築物建於1892年，建築物設計富殖民地風格，外圍是拱形長廊及護土牆，斜尖屋頂蓋以瓦片，由於當時香港極為缺乏醫療人才，華人普遍醫學常識貧乏，華人生病時多到廟宇內祈福，拿些香爐灰當藥。[註 2]英國政府遂以優厚福利作招徠，從英國及其屬土招外籍醫療人員來港，又在1892年於西營盤興建寬敞的國家醫院護士宿舍。一九四零年代，國家醫院東翼落成。至1941年，建築物不再作外籍醫療人員宿舍之用[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樓才改作精神病院。至一九六一年，青山精神病院落成後，院舍遂改作日間精神科門診部。一九七一年以後，建築物被閒置，直至九十年代，政府決定保存其外牆，現只留下麻石外牆和迴廊立面。建築物則改建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舊贊育醫院

半山般咸道英皇書院

1894年5至10月香港鼠疫爆發，當時許多華人鼠疫病死，導致二千人以上喪生，成為香港開埠甚至有記錄至今最多人死亡的瘟疫，三分之一人口逃離香港。此後至1926年的30年間，鼠疫幾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現，總共導致超過二萬人死亡。華商建議在附近的更練館(類似民間自衛隊的辦公室)設病床，予鼠疫病人接受治療，其後政府撥地興建西約華人公立醫局，為居民提供治療。西約華人公立醫局的會址在1909年落成，在1938年，醫局改為醫院職員宿舍。西約華人公立醫局的會址後來用作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受到鼠疫的影響，殖民政府開始積極在香港興建新式醫院、學校及醫學院，培育華人醫療人才，以減輕政府要對外招聘醫生的負擔。西營盤亦是多家香港名校的發源地或所在地，其中就有英皇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拔萃女書院、拔萃男書院及聖士提反書院等。1903年香港政府又訂下了「四環九約」，西營盤範圍位於第三約。1922年西約華人公立醫局旁建成舊贊育醫院，提供西醫接生服務，這橦建築物曾經是贊育醫院三部分建築物的其中一橦，在瑪麗醫院落成前，又作為香港大學婦產科的教學及實習醫院。克寧醫生(Dr Alice D Hickling)就是首位來港的女醫生，她有份建議成立贊育醫院，亦致力培訓華人助產士上門接生，有些助產士學成出山，在外開設留產所，讓西醫接生遍地開花。舊醫院門外有「好生之謂德，保赤以為懷」對聯，出自清朝遺老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賴際熙之手，而門頂上的「贊育醫院」則由另一清朝遺老陳伯陶題。二次大戰後轉營為贊育社會服務中心，而贊育醫院則遷至醫院道。舊贊育醫院大樓已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現時作為一個多用途的社區會堂。香港基督教崇真會救恩堂則座落於西邊街與高街交界，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成立於1852年，由瑞士巴色差會之宣教士所成立，如今的堂址於1932年重建，這座基督教教堂現已被列為香港3級歷史建築。從西邊街再往上走就是位於半山般咸道，已被列入法定古蹟的英皇書院。

旧赞育医院正門

國家醫院外籍護士宿舍遺址

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下，便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建於1936年，其命名是由於當年英皇喬治五世駕崩而起。公園外牆是由古老大麻石建成，北臨以大量古老細葉榕樹而聞名的醫院道，公園設有一個標準足球場，以及兒童遊樂場等。

佐治五世紀念公園足球場

西區裁判法院

二戰期間香港淪陷，西營盤的社區建築遭受戰火破壞，民生亦受影響。戰事平息後，樓房重建，往後亦見證着香港工業轉型、移山填海。

早年在西營盤街與街之間滿布4-5層高的舊式唐樓，底層多是小本經營的地區小舖。[6][7]

至1990年起，隨着市區重建、西區海底隧道及港島綫西延啟用，加速了社區轉變，地產商不斷在西環覓地建豪宅。現時西營盤屬戰前的評級歷史建築民居只剩下3幢，包括德輔道西207號、餘樂里10號及堅尼地城青蓮臺九號。仍有市民居住的德輔道西207號建於1921年，曾作商業及住宅用途，1934年時曾是廣利蓆庄舖址，至1985年改為勵豐釀酒公司，公司雖已結業，但店前仍保留其標誌；其餘兩者則分別建於1936年及1920年代，都是碩果僅存，其餘獲保留的評級建築以公營機構、教堂等居多。地面街道不少小店服務街坊多年，但終難敵業主大幅加租，被新的食肆與酒吧取代。

2005年市區重建局破天荒在港島鬧市闢建歷史主題公園，宣布在西營盤餘樂里的發展計劃，將絕大部份重建地方闢為休憩公園，打造成富中西區文化特色的歷史主題公園；市建局並會將一幢過百年歷史的唐樓改建為歷史文物館，收藏關於40-50年代中西區居民的生活點滴。該局高級規劃及發展經理區志偉昨在記者會表示，現時很難評估能否保存整幢樓宇，若須拆卸，市建局會彷效澳門大三巴般，保留唐樓外牆成公園地標。 市建局地區發展總監李敬志說，市建局過往進行重建時通常只重拆樓、起樓，有鑑於中西區缺乏休憩設施，故重建餘樂里/正街項目時注重綠化，這亦是市建局首個以休憩設施為主的項目。[8]

2015年港島綫西延綫正式通車，方便該區街坊之餘更吸引了一批區外客到西區。一向給人印象是舊區的西環近年甚至轉型成蘇豪西，高街一帶開滿新餐廳，百花齊放集合中日美意法韓，2017年大量食肆已結業[9]。

德輔道西本來稱為寶靈海旁西，是第4任香港總督寶靈所倡議的寶靈填海計劃下的產物。德輔道西東面連接干諾道西，前稱為三角碼頭一帶，經過海味店雲集的上環和西營盤，至屈地街一帶止，西面連接的堅彌地城海旁。介乎皇后街與正街之間的一段德輔道西，是海味街的一部份[11]。

1841年香港政府在香港島西營盤至中環之間以移山方式建造第一條大馬路，皇后大道於1842年2月落成通車，全長四英里，這亦是香港最早的填海工程。

第一街是早期西營盤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從南到北是高街、第三街、第二街及第一街；從西到東是西邊街、正街及東邊街。第一街西邊連接薄扶林道，而東邊連接東邊街，長約250米，北部門牌為單數及在山坡上較低的位置。

第二街是早期西營盤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從南到北是高街、第三街、第二街及第一街；從西到東是西邊街、正街及東邊街。第二街西邊連接水街，而東邊連接醫院道，長約450米。

第三街（英语：Third Street）是香港島西營盤的一條單程行車的[街道]。第三街西東走向，西端起自薄扶林道69號B聖安多尼堂，東端至東邊街近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之西面，長約700米。薄扶林道聖安多尼堂至水街一段第三街曾稱為炮台道，後來併入第三街至今。

高街原稱第四街，單線行車，可容小巴及私家車由東至西走向，有一行收費咪表路邊泊車位，兩邊有行人道，西端連接薄扶林道，東端則連接般咸道，長約700米。另外，在英国的牛津大學亦有一條同樣是東西走向的同名街道高街。

般咸道是香港西半山的一條主要道路，大致為東西走向，西端連接薄扶林道及山道交界，東端則連接堅道、醫院道及西摩道交界。大部份路段為雙線雙程行車。道路以第三任香港總督文咸（又稱般咸）命名，總長度1.3公里。香港日佔時期曾被改名為西大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