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寺 (新加坡)

二战时期日军侵占新加坡，这场战争夺取了许多士兵和平民的性命，为让这些“冤魂”早日“脱离苦海”，于是报恩寺就这样在推迁山成立了。[3]这座佛寺是慈善家李俊承（1888年－1966年）在1954年创始的，当时为一层楼高，是新加坡少数奉献给地藏菩萨的中国大乘佛寺。

李俊承生于中国福建省永春县，年幼时随同父亲到森美兰州，随即到新加坡建立地产事业。他飞黄腾达，在当地华族社群中担任领导职务，并且成为华侨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在日治时期还担任其代理主席。[4]李俊承也奉献于佛教的发展，他参与建设佛教刊物发行中心（1933年）以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34年）。[5]

苏曼迦罗法师（Sumangalo；1903年－1963年），本名罗伯特·斯图尔特·克利夫顿（Robert Stuart Clifton），于1903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出生。他在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讲授佛教，尔后移居亚洲进修佛教，并在老挝加入上座部佛教，取法号苏曼迦罗，意即“非常吉利”。苏曼迦罗法师后来前往马来亚，并于1959年末，与另一位美籍和尚苏悉地法师（Susiddhi）在一次佛法之旅到访新加坡。他在这些地区成立数个青年团和周日学校，功不可没。[6]

1959年1月，苏曼迦罗法师获任为报恩寺的荣誉住持，即成为新加坡第一位西洋佛寺住持。[7]他在新加坡协助毕俊辉将地藏菩萨经从中文翻译成英文，随后回返马来亚的槟城佛学院安度晚年。他在该学院讲授佛法，其授课内容后来编撰为中、英文两版，现仍自由发布。苏曼迦罗法师卒于1963年2月6日，并火葬于槟城。[8]

毕俊辉（1906年－1981年）生在中国广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她在家中排行老幺，年幼时母亲带她到槟城受教育。她在1924年参加了剑桥高级考试（Senior Cambridge），然后到福建女校任职英文老师。1927年，她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进修，惟母亲得了重病，她只好放弃学业，回返槟城。在槟城的时候，毕俊辉在极乐寺听太虚大师及其门徒慈航法师讲授佛法，随即在慈航法师的门下受教。她于1946年在槟城和新加坡建立菩提学校，促进年轻一代接受佛教教育，同时亦活跃于佛教社群的志工事务。[9]

1959年12月，毕俊辉开始将报恩寺的地藏菩萨经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让受英文教育者也能受惠，苏曼迦罗法师也从旁协助并提供改善建议。1964年，新加坡元首尤索夫·伊萨（后来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赐予她公共服务星章，她也在1973年获新加坡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薛尔思委任为太平绅士。毕俊辉亦曾担任过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副会长。1981年，毕俊辉在前往印度的途中逝世。[9]

退休律师李文襄是创始人李俊承的孙子，同时也是报恩寺荣誉会长兼首席建筑师，他意识到有很大比例的信众年过六十，故致力于确保寺院方便乐龄人士及轮椅人士进出。报恩寺的车道从大门一直延伸到寺院上层，而且每层楼的地面都是平的。庙内的厕所隔间也都装有呼叫按钮，易于伸手触及，在紧急的情况下也易于从外头解开门锁。[10]

新加坡阳光充沛，寺院在屋顶上安装三种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电池，诸如多晶硅太阳阵、单晶硅太阳阵以及非晶硅太阳阵。另外，报恩寺的用水是由太阳能板加热的，夜间照明也是由太阳能转换成电力发动的。该寺更是竖立风力发电机，将风转化为电力。[13]

报恩寺经地表径流及采用排水沟来收集雨水，并用于灌溉寺院场地，以及发动电力，供寺内电动轮椅电池充电之用。寺院的电力是由院内顶层的用水经水力发电机发动的，另外该寺也安装了净化系统，雨水经过滤后便可饮用。[13]

为充分利用再生资源，报恩寺的僧侣所使用的家具均为竹制，这是因为竹易于采割，被视为最生态友好的原料之一，也无需再种植，在五年之内竹便能再次采收。[14]

报恩寺扩张工程的第二阶段于2008年末完工，主要亮点为：一个全新的地藏主殿和一个观音禅堂、青金岩雕像和一个七层楼的佛塔。[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