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秦朝至元朝歷史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攻百越，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3]。由前204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仍屬番禺縣，當時已置有鹽官。[4]直至前112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皇朝統治。

建於東漢時期、位於深水埗的李鄭屋漢墓，現時為博物館

自漢朝起，南遷的嶺北居民增加。李鄭屋村古墓被認為是東漢時的建築。此外，香港也發現過不少漢代時期的文物。竹篙灣曾經發掘出漢代時期的陶片，后海灣鰲磡石則發掘到當時的青瓷器。此外，大嶼山白芒、滘西洲、馬灣東灣仔及掃管笏均發現完好層次的漢代時期遺物，如陶器、瓷器、鐵器和銅錢等。[5]

東漢末年後至隋朝之前，香港地區先後受士燮政權、孫吳、西晉、東晉及南朝各政權管治。因為文獻和考古的發現較少，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資料比較缺乏。[5]東吳甘露元年（265年），香港一帶改隸南海郡博羅縣，至東晉咸和六年（331年）再改隸東官郡寶安縣。咸和六年，南海郡一分为二，分出东官郡[6]，郡治在目前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管辖八县。於舊司鹽都尉壘的基礎上加築郡城，原司鹽都尉何志轉職為第一任東官郡太守。東晉末年，盧循領導的浙東起義軍曾經攻陷廣州城。義熙元年（405年）起義失敗後，餘部多退至今大嶼山一帶[7]，為有文字可考最早的香港地區移民活動。在臨近屯門的青山禪院内雕塑，相傳是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年）的一位佛教僧侶杯渡禪師的人像[8]。

旺角通菜街和豉油街交界曾發掘出共121件漢朝和唐朝陶器、陶罐和陶釜殘件、製陶工具、各類缸瓦殘片和青磚，[9]。

曾被封為瑞應山的青山

隋朝開皇十年（590年）撤郡設州，香港地區改屬循州廣州府寶安縣。隋朝末年，香港地區曾為蕭銑的梁政權的管治範圍。至621年唐滅梁後，香港地區由唐朝管治。

唐朝時期，中國與外地的海上貿易日漸發達，對象包括波斯、阿剌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而屯門地區 （即由現時東莞至大嶼山的一片包括后海灣的沿海地區）扼珠江口外交通要衝，外地人士會先經屯門，然後北上當時的國際商埠廣州進行貿易。由於屯門是海船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因此被用作軍港及避風港之用。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設立屯門軍鎮[10][11]。屯門軍鎮隸安南都護府[12]，轄管地域包括今東莞、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帶，指揮部位於今深圳南頭城。駐有2,000名士兵，以保護海上貿易。天寶二年（743年），浙江海賊吳令光於溫州作亂，當時南海郡守劉巨麟[13]便從屯門軍鎮調兵平亂[14]。至德二年（757年），香港地區改屬東莞縣。

由於當時屯門地區著名，詩人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之六及劉禹錫的《踏潮歌》也有提及屯門之名。而《新唐書》也曾引用唐朝地理學家賈耽撰《古今郡縣道四夷述》中的『廣州通海夷道』條說：『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

另一方面，唐朝時期鹽池管理亦相當發達，而燒瓷業也開始略具規模。

五代十國時期，香港地區曾為南漢所管轄。當時南漢政府除了在大埔海一帶開設媚川都採集珍珠，創香港採珠業之始[15]，當時的統治者劉鋹更於大寶十二年（969年）將屯門山（今青山）封為瑞應山，並立碑紀念[16]，惟此碑已不能找到。

香港現時也發現一些宋朝文物，包括香港古老有紀年的石刻的大廟灣的石刻碑文和石壁、米埔和奇力島出土的錢幣，以及在大嶼山稔樹灣、石壁和鰲磡石的青瓷等。[5]

宋朝期間，從中原地區移居到香港一帶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宋神宗崇寧年間的進士鄧符協遷往岑田（今錦田），以及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之子侯卓峰遷往河上鄉等。這兩組族人連同元朝遷入新界範圍的廖姓、文姓及彭姓，被合稱為新界五大氏族。松嶺鄧公祠當中奉祀皇姑；龍頭木雕表示她是宋朝皇室的人。另一方面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李昴英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大嶼山的梅蔚（今大嶼山梅窩）也是其食邑之一[17]。其後人則定居於沙螺灣一帶。

元朝時期，香港屬元朝江西行省。赤鱲角一帶亦可能有冶鐵工業。於赤鱲角蝦螺灣，曾被發現元朝時期的鑄爐十三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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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香港地區的官办与私办鹽業已相當具規模。本文有专章介绍。衙前圍村的名称有被认为南宋末期已经有。衙前圍村先民可能已经在宋朝居住衙前圍村附近九龙城地方，其后再迁入圍村。2014年4月，宋皇臺站附近地底發方形石井，引起处理当地古蹟的一连串争议。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五歲的宋恭帝和大臣们在臨安（今杭州）投降元朝軍。將領張世傑擁立的恭帝庶兄宋端宗趙昰，並和部眾在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輾轉流亡到梅蔚（今大嶼山梅窩），同年四月再抵達九龍官富場古瑾圍（今馬頭圍）一帶，停留約5個月。趙昰和他的弟弟趙昺休息的大石後來被人刻上『宋王臺』三字。同年九月，流亡朝廷再逃到淺灣（今荃灣），但於同年十一月，元將劉深襲淺灣，便再逃到東莞虎門。翌年（景炎三年，1278年）三月，他們再回到碙州（今大嶼山[19]），適逢趙昰病死，趙昺被擁立，在梅蔚登基，後人稱為宋帝昺。同年六月，他們擬循海路西渡往新會。但於景炎四年（1279年）二月，當船隻駛至今日廣東新會崖門時，元軍趕到，宋師戰敗，大臣陸秀夫背著8歲的趙昺在新會崖山附近跳海殉國，宋亡。

香港多个侯王廟紀念被认为追随南宋逃難朝廷的大臣楊亮節。

上帝古廟的一个故事是该原址是宋端宗、宋帝昺等人居住过的宫殿，称为二王殿。其后宫殿倾灭，地基上建起上帝古廟。该古廟最后仅存牌坊。

宋王臺石碑，原碑已於香港日治時期被毀，現時的是1960年重修

此外，據宋王台公園《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記載，昰昺二帝南逃期間，「有金夫人墓。昰母楊太后（並非宋真宗的楊淑妃，而是宋度宗的楊淑妃）以愛女晉國公主同行，後晉國公主墮海溺斃，屍身找不回，於是為其鑄造金身，葬於今九龍城區，人稱「金夫人墓」。20世紀前，除宋王臺外，該地還有一座晉國公主墓塚，以紀念帝昺的妹妹。墓塚原設於宋王臺西北不遠的小丘上，並建有一座大碑，後因興建聖三一堂而給湮沒。陳伯陶在1917年刊行的《宋臺秋唱》提及此墓塚「十年前碑址尚存，近因牧師築教堂於上，遺蹟湮沒矣。」[20]

吐露港是媚川都故址，為宋朝著名的採珠地

五代十國時，南漢後主劉鋹於南漢大寶六年（963年）在大步海（今吐露港）設「媚川都」，招募採珠士兵數千人，專門從事潛水採珠。「媚川」取自晉人陸機《文賦》「水懷珠而川媚」；「都」為軍翼之意，為駐軍之一種。採珠工作艱辛危險，宋朝初年曾一度被廢，後來才恢復。宋朝時期是大步採珠業的巔峰，一度與合浦（今廣西北海合浦）齊名。

元朝時期，朝廷對採珠業相當重視。元仁宗延佑六年（1319年），當局設廣州採珠提舉司管理大步海一帶的採珠，曾因擾民而於翌年廢置，但又於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復設。

早於漢朝時，香港一帶已有一定規模的製鹽業。西漢時期的南越國，香港一帶亦已有鹽官的設置[4]，南越國滅亡後鹽官一職依然保留。而於漢朝期間，官府會給予當地居民一種叫牢盆的工具供鹽戶煮鹽[21]。到了三國東吳時期，香港一帶的番禺縣改屬東官郡，郡內的鹽場統稱為東官場。吳末帝甘露二年（266年），東官郡置「司鹽校尉」管理郡內鹽場，並派鹽官駐守當時郡治。東晉起改稱「司鹽都尉。這種體制一直延續到唐朝。東晉咸和六年（331年）香港一帶改隸東官郡寶安縣[6]時，於舊司鹽都尉壘的基礎上加築郡城，原司鹽都尉何志轉職為第一任東官郡太守。

宋朝時香港地區的鹽業已相當具規模，例如『官富場』。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大廟灣鄰近的刻石碑文為香港現存最古老有紀年的石刻。

另一方西，以傜民為主的大奚山（今大嶼山）也曾是香港地區重要的鹽產地[22]。北宋宋神宗元豐年間，官方曾設海南柵鹽場[23]。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曾招降盤據大嶼山的鹽梟，選其少壯者為水軍，寬其漁鹽之禁，稱之為腌造鹽。然而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明令打擊大奚山私鹽，引起當地居民強烈不滿。至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廣東提舉鹽茶徐安國派人前往大嶼山緝捕私鹽販子，引起島上大規模的鹽民起義，史稱大奚山鹽民起義。以高登（一說萬登）為首的起義者一度乘潮漲攻到廣州城下，後來起義軍被鎮壓。[24]

《北京條約》中的「土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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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曾在土瓜灣、九龍灣、甚至觀塘至油麻地沿岸設立『官富場』；宋皇臺站周围一帶为官富場的衙署，派造鹽官並駐兵[2]，管理這一鹽場。2014年4月，土瓜灣站附近地底發方形石井，引起处理当地古蹟的一连串争议。另外九龍灣沿岸有聚落、根據《宋會要》記載，宋孝宗隆興元年 （1163年），由於官富場的產鹽量未如理想，曾一度廢置並併入另一個官方鹽場「疊福場」（位於今沙頭角東北、大鵬灣西南）。後來因官富場產鹽量回升，於是再度恢復設置。

唐朝開始，香港一帶開始發展出製造石灰行業。石灰當時可用作保護木船免受蛀蝕、為容器防漏、中和酸性土壤、建屋、造鹽等用途。在香港多個海灘，均曾發現圓拱型灰窰。[5]此外，香港一帶於唐朝起也發展出燒瓷業，現時境內已被發現60多個平陷式圓窰爐遺址，其中赤鱲角深灣村的13座爐附近，更發現兩萬多片青瓷。

元朝時期，赤鱲角一帶可能有冶鐵工業。於赤鱲角蝦螺灣，曾被發現元朝時期的鑄爐遺跡十三座。[18]

霧中的佛堂門

唐朝開始，由於鄰近的廣州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朝廷也設立了屯門軍鎮確保海上交通的安全，香港一帶的航運業開始得以發展，不少貨物經香港一帶轉運到沿海地區。到了宋朝時期，航運業變得更為發達，九龍灣的海上有不少商船來往停泊，而一些福建人也來到九龍一帶開村。例如據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記載，宋時福建莆田一位名叫林長勝的，舉家遷往今日黃大仙附近的彭蒲圍（具體位置已不可考）。他一連幾代靠行船為生，艚船往來於福建、浙江及廣東等地。一次，他的孫子林松堅、林柏堅駕駛艚船出海遇到颱風，船毀貨失。他們兩人力挽船篷，緊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神主，浮到東龍洲（南佛堂），安全脫險。他們認為這是神靈保佑，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廟。林松堅的兒子林道義[25]後來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類神廟。這個林氏大姑即後來人們所稱的天后。宋代林氏家族的遷徙史和本地區南北佛堂天后廟的修建[26]，曲折地反映出當時本地區航海業的發展。[27]而考古發掘亦有不少宋朝瓷器及銅錢於九龍灣沿岸一帶發現，很可能與海上貿易有關，也證明當時九龍灣一帶相當富裕。[28]

香港東部的佛堂門，在宋朝開始成為水上交通要道之一。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佛堂門便建立了海關收取稅項，現時仍存有古稅關的遺址。

漁業、農業早於史前時期已是香港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區內的輋民及傜民在山麓上設有農田，而海上的蜑民則以舟為居，並以捕魚為業[29]。

在宋朝時，因為商業的蓬勃，規模較大的移民亦在此時開始。香港漁業和香港農業亦因有需求而發展，土著的方式也逐漸被中原人士的習慣取代。宋神宗時，進士鄧符協（江西吉水人）在赴廣東陽春任縣令的途中，曾由海道經過今日新界的屯門，對當地風土之美十分欣賞。因此，他在任滿辭官之後，舉家遷往岑田（錦田）。鄧符協在此置田園、築廬墓，從事農業開發。他修築了錦田的南北圍，還將其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遺骸遷葬新界。[30]

此外，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搬至東莞縣，其子侯卓峰遷往今日河上鄉築茶寮，做小生意。其後人目前仍居住在新界的河上鄉、燕崗、金錢、丙崗等地。[31]宋代以後，廖、文、彭等族陸續遷入；其中文氏是宋末領袖文天祥的族人和後人。他們與鄧、侯兩族，合稱新界五大氏族。

當時的農業以稻米為主，也有種植蔬菜、水果及茶葉，惟多數都是供自用。鳳凰山及大帽山山腰均有已荒廢的古茶田遺址。

•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4454
• 劉潤和，《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5930
• 元邦建，《香港史略》，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623000073
•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2318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