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莊子認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如「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内篇·德充符》），羿,「古之善射者，夫利害相攻则天下皆羿也」[7]，彀指利害得失，「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8]，中与不中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内篇·德充符》）。對於君主的殘暴，莊子是一再強調的，「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9]。所以莊子不願去做官，因為他認為伴君如伴虎，只能「順」。「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還要防止馬屁拍到馬腳上，「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仆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10]伴君之難，可見一斑。莊子認為人生應該追求自由。

與佛教相類似的，莊子也認為人生有悲的一面。《齊物論》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莊子認為如果能做到「齊物」，那麼他便能達到「逍遙」的境界。這是莊子哲學中另一個重要概念，這是個體精神解放的境界，即無矛盾地生存於世界之中。莊子並不否認矛盾，只是強調主觀上對矛盾的擺脫。莊子用「無為」來解釋這一術語，與老子不同，這裏「無為」是指心靈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狀態。這種狀態，也被稱為「無待」，意為沒有相對的東西。這時，人們拋棄了功名利祿的追求欲望，「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這句被普遍認為《逍遙遊》一篇主旨，同時也是《莊子》一書的主旨。這是一種心與「道」合一的境界。

莊子認為一般人很虛偽，「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11]。他批評儒家「以仁義攖人之心」，這樣會導致「天下脊脊大亂」[12]」。而君主的專制統治和對知識的愛好，只會使人心更加敗壞，「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13]

流沙河認為，莊子的為人主要有四點，「一曰立場，站在環中。二曰方法，信奉無為。三曰理想，追慕澤雉。四曰修養，緊守心齋。」[14]所謂環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場。《內篇·齊物論》中有「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雜篇·則陽》中有「得其環中以隨成」。無為在《莊子》中經常出現，莊子認為無論治國還是做人，都要無為。但無為頗難解釋，流沙河認為是「偽」或是「人為」的意思。「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15]，是追求自由。「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16]，所謂心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種種雜念。

莊子的哲学思想大体可归纳为以道为实体的本体论、“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并由此引发出其独有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和相对主义诡辩倾向。这种本于自然的人性论与伦理观，为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莊子的哲学提倡破除「肉身我」与「认知我」，追求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于事于物不着痕迹。陰陽本指事物兩種相互對立的方面，「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繫辭傳》），莊子將之定義為氣所包含的矛盾對立要素，「陰陽，氣之大者也」（《莊子·則陽》）。

在莊子哲学中，万物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的部分，他将该存在称为生主。[17]这个存在“存在而无实体”，即“有情无形”。它是一切人类行为、情感的“真正主宰者”。因它驱使万物而不受万物驱使，故它是唯一超然于万物的。因为所有其他万物都处于驱使、受驱使的循环之中。唯独它不然。[18]人类作为生主的一部分，将自己投入主观中，使自己无法与该形而上的存在一致。人类希求生主以外的事物，希望成为其他的事物。从而被外物所驱使，成为了受驱使的，从而破坏了生主的超然性。[19]。生主既与万物同时存在，庄子认为作为生主的一部分，人类应当从绝对的分别中抽离出来，并认识到一切的分别都是主观的、虚幻的，这样才可以脱离受外物驱使奴役的境地，保养生主。“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20]。人如果得 “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庄子“道通为一”[21]的思想和近代德日進的哲学思想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四庫全書中的莊子 (書)

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道家则反对推崇圣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22]庄子说“圣人生而大盗起”[23]。庄子认为圣人的主义学说不过是“窃国大盗”的工具罢了。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田成子，篡奪了齊國的政權。“田成子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一守其盗贼之身。”[24]对于圣人，庄子借用盜跖之口批评“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说孔子是“鲁之巧伪人”[25]。庄子还说“凶德有五，中德为首”[26]，所谓“中德”就是有心为德，有心为德就要虚伪，“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27]，会导致天下大乱。庄子还对圣人学说的积极性怀疑，认为圣人可以使一人变好，也使三人变坏。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8]，庄子认为“道通为一”[29]，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对治国，庄子反对儒家的以礼法治国和法家的以法律治国。庄子认为儒家的仁義、礼法违背人性，使百姓「失其樸」[30]。对于刑罚治国，“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31]。庄子反对儒家和法家的治国方法的核心，是以知治国。庄子认为知是“争之器”[32]，而且知往往会被大盗所利用，所谓“盗亦有道”便是如此。对于以知治国，庄子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33]

所以，庄子与老子一样，主张无为治国，任其自然，认为“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34]，君主要“无容私”，“汝游心于淡，合气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5]。庄子在《庄子》中描写过他心中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36]

唐玄宗天寶（742年—756年）初年，詔封莊周為南華真人，稱其著書《莊子》為《南華經》。不過，稱莊子為「南華」在唐朝前就已如此。成玄英《南華真經注疏序》中就稱莊子為南華，《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曠著有《南華論》[2]。

約成於東晉末南朝初的《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稱：「莊周者，太上南華仙人也，其前世學道時，願言：『我得道成仙，才智洞達，當出世化生人中，敷演《道德經五千文》，宣暢道意。』」，當時道教流傳的《靈寶經》中已稱莊子為南華仙人。

至於為何用「南華」作為封號，歷來說法不一。一是認為傳說莊周曾隱居於曹州南華山[40][41]，清朝宣穎《南華經解》沿用，不過明代以前少有此說。若按《真誥》記載，莊子師長桑公子（長桑即是扁鵲師）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而非隱居在南華山[2]。

另一說，則來自北宋道士陳景元。在《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中，陳景元主張南華是「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之義。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中，南宋褚伯秀認為，南華同南極、東華之類，均為上天職任仙真的封號，難以究其義理由來。[2]

按道教《要修科儀戒律鈔》引用《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文》稱「當念東遊青林東華，當念西遊安養西華，當念北遊碧羅北華，當念南遊太丹南華，當念遊遨留憩玉京、崑崙中華」，將「太丹南華」與「青林東華」、「安養西華」、「碧羅北華」、「玉京、崑崙中華」並舉，太丹南華可能是南方的仙境，類同玉京、崑崙。

據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载：「莊子者，蒙人也，名周」。有说莊子字「子休」，見於成玄英《莊子注疏》的序文及小說《警世通言》[42]，但此說僅載於小說，不見於《史記》，《莊子》中也缺乏相關證據。

雖然小說作者和道教徒取材於莊周隱居南華山的典故，但基本上，南華老仙的故事，仍屬作者構想、創作的人物和情節，不應將之誤解為史實，或歸類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