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明鄭時期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建立大順政權；不久，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滿族建立的清朝八旗軍又擊敗李自成，定都北京，并继续向南方进攻。

与此同时，明朝遺臣在南京擁立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史稱南明的偏安政權；在清廷欲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態勢明朗後，南明轉而聯合各地的漢族武力抗清，但軍事不利，弘光、隆武、紹武、永曆諸朝廷先後遭清軍消滅。鄭芝龍所部原是隆武朝的主力，主要在福建境內活動；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陸續接收其勢力，繼續在東南沿海武裝抗清。

1658年－1659年間，鄭成功大舉攻打清江寧府（原名南京）失敗，實力大損；迫於形勢，決定奪取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大員以供部隊給養。

明永曆十五年正月（1661年），鄭成功在金門誓師；他親率將士25000名、戰船數百艘，自金門料羅灣出發，次月抵達明鄭的領地澎湖，四月初二日（4月30日）抵達鹿耳門。並利用漲潮出敵不意地在鹿耳門及禾寮港登陸。以優勢兵力包圍荷軍防守薄弱的「普羅民遮城」，並切斷荷軍水陸交通，不久，普羅民遮城守將貓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獻城投降。

同年四月初七日，鄭成功親率大軍，對防禦堅固的荷軍首府「熱蘭遮城」進行攻打。經派楊朝棟諭揆一投降無效後，即調集火砲朝城堡砲轟，然而在從大員市鎮朝城堡進攻時，卻遭荷軍居高臨下擊退。之後鄭軍即採取長期圍困，同時將多數部隊派往各地囤墾以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五月二十八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得知台灣戰況後，決定派七百人、戰艦十艘赴台，於七月初五日抵達。之後雙方稍有接觸，但均無較大戰事。至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雙方再度海戰，鄭軍經一小時激戰，擊毀荷艦二艘、俘小艇三艘、殺敵百餘人，其餘荷艦逃往遠海。

閏十月，荷軍發動作最後一次攻擊，但仍寡不敵眾，之後又有日爾曼籍傭兵逃脫，向鄭成功說明堡內荷軍士氣低落，並指出欲取熱蘭遮城，必先取其衛星碉堡「烏特勒支碉堡」（位在今安平第一公墓），奪取該碉堡則可居高臨下，砲擊熱蘭遮城最脆弱的「四角附城」。鄭成功遂於當月，著手準備攻城計畫。

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鄭軍於鯤鯓半島發動總攻擊，以大砲不停轟炸，當日即發出2500發砲彈，其中1700發左右打向烏特勒支碉堡，幾乎將之夷為平地，荷蘭守軍被迫自行炸毀碉堡殘餘部分後撤退。此役徹底瓦解了熱蘭遮城內守軍的士氣，兩天後大員評議會決定議和談判。

大員長官揆一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於締和條約簽署投降。至此，台灣台江領地，盡落鄭成功之手。

永曆十五年五月十八日（1661年6月14日)，鄭成功来台後，將台灣的赤崁地方定為「東都明京」，並設立了承天府，和天興、萬年二縣。自此依然优礼明朝宗室，為他們建立王府官邸，并供岁禄。每次拜封官员，都请诸位大明皇族遗脉和其他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

为解决兵粮问题和反清之需要，實施「寓兵於農」政策，还下令屯墾台灣，令诸将士寓兵于农，最北有噶瑪蘭地區、最南有瑯嶠一帶，以點狀分部。按镇分地、按地开垦。而期間也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動空間，導致明鄭政權與原住民政權的武裝衝突，如明鄭政權對大肚王國領土的侵犯，則造成數次戰爭。因於大肚王國與瑯嶠等在地政權的抵禦，鄭成功實際的統治範圍，僅約北至二林（今彰化縣二林鎮），南達茄藤（今屏東縣佳冬鄉）。

南明昭宗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1662年6月23日），鄭成功薨逝，时年38岁。從其抵达台灣至逝世，僅僅4个月。

同年十一月，鄭成功之世子鄭經繼位。此後鄭經采用陈永华之议，建立完整的中央政府体制，使体制层次分明。

永曆三十五年四月（1681年），鄭克塽追諡其祖父為諡號「潮武王」[參 55][參 56]。

1662年（永曆十六年）6月，延平王鄭成功薨逝。黃昭、蕭拱宸等人以鄭經得罪先王不得繼位為由，於安平擁立鄭襲（鄭成功之五弟）為監國，將軍馬信、黃安不從，馬信於不久後逝世。賞勳司蔡政奉鄭成功之袞龍袍入廈門晉見世子鄭經，洪旭等人遂擁鄭經為王。同年11月，鄭經命周全斌為五軍戎政，親率陳永華、馮錫範等人攻入鹿耳門。右虎衛黃安聞訊後，率師前來會合，與黃昭會戰並殺之，勝利後領兵進王城誅殺蕭拱宸、張驥與曹從龍等人，流放其族人。事後，鄭襲的家臣蔡雲自縊，鄭襲本人則遭鄭經押回廈門軟禁，不久懼死而投清。[參 57]

嗣位之爭結束後，鄭經繼位。1663年初，鄭經以洪旭守廈門、鄭泰守金門。鄭經聽說鄭泰與之前擁立鄭襲為王的黃昭有書信往來，便懷疑他亦參與逆謀，因此欲召見他，鄭泰卻稱病不見。參軍陳永華以鄭經將回東都為由，委任鄭泰為「居守戶官」，鑄印送至金門並邀鄭泰入廈門餞行。7月10日，鄭泰率兵船赴宴，被鄭經扣留軟禁，船艦皆為周全斌所併，只有蔡璋逃回金門。鄭泰之弟鄭鳴駿與子鄭纘緒率部屬及家眷入泉州投降清朝。鄭泰聞訊後自縊。鄭泰死後，鄭經鞏固了自己的王權。

1663年10月，清荷联军部队围攻金门、厦门，郑军节节败退。1663年11月18日（永曆十七年十月十九日），清朝與荷蘭組成聯軍進攻廈門、金門，鄭軍不敵，退往銅山。戰後軍心不穩，大將周全斌降清，鄭經只好退回台灣,並將東都改為東寧。1664年3月，郑经放弃闽南沿海诸岛，全面撤守台、澎，于初十日抵达台湾。这次退守湾，是郑氏所代表的南明抗清势力的总撤退，不仅郑经所辖的军队、官员都撤入台湾，明朝的缙绅遗老，也随郑经来台，此批入台总人数约有7000人。1665年，清荷聯軍繼續進攻澎湖，遭遇颱風、無功而返，清朝於是放棄了攻佔台灣的企圖，轉而與鄭經談判。清朝的立即威脅解除後，鄭經開始強化對台灣的統治力，鄭經於1666年率兵進攻駐守雞籠的荷蘭軍隊，雖未成功佔領，但荷蘭方面認為雞籠難以防守，1668年棄守雞籠，亦從此放棄台灣。

鄭經退守台湾后，虽然仍奉南明的永历正朔，使用永历年号和「招讨大将军」的印信。但政权本质，与郑成功时代显然不同，而俨然以独立王国的姿态出现。诚如学者陈春生所说的，郑氏政府虽是明朝的延续，但其在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1664年8月，鄭經表示乃谨守藩封，废东都称号，以「东宁」称全台湾[參 14]，并以「东宁国王」自称[參 35]。

面对清军和荷兰军队咄咄逼人的态势，1667年7月，鄭經與清朝展開第一次談判，鄭經聲稱台灣「非屬版圖之中」、「東連日本，南蹴呂宋，人民輻輳，商賈流通。王侯之貴，固吾所自有，萬世之基已立於不拔」[參 58]；於1669年的和談中，派遣柯平、葉亨赴泉州與清廷議和[參 59]。鄭經再度強調鄭氏佔領台灣是「建國東寧」[參 16]、「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參 17]，然而兩次的談判鄭經皆以不接受薙髮拒絕清朝[參 60]，並用箕子朝鮮作比喻，談判最終破局[參 61]。

對台灣的統治能力日漸鞏固後，鄭經还任用陈永华为谘议参军，拓展实业，整饬吏治，强固治安，以官田、私田、屯田三田并用，使得饱经战乱的台湾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时间称为乐土。1668年，鄭經还派军收复了荷兰人在台湾北部最后的据点—基隆，在台湾南北路和澎湖设置三个安抚司，在福建泉州一带建筑了19个具有军事性质的寨子，巩固了台湾内外围的防御。期间清军虽然两次进攻澎湖，都因郑军防守的当使得清军无功而返。此后十年间，台海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局面[參 62]。

鄭經試圖以貿易來提升東寧的國力。除了與清朝進行走私貿易外，日本的德川幕府也是東寧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東寧大量進口日本的銀、銅等金屬與盔甲，以武裝自己的軍隊，雙方貿易於1665至1672年達到高峰，鄭經更允許日本商人居於雞籠，以促進東寧與日本的貿易交流。日人以「東寧国王」稱呼[參 63]。鄭經亦於1672年邀請英國東印度公司來到東寧國，並與之簽訂通商條約，出口糖與鹿皮並進口西洋槍砲以增強東寧軍隊的戰鬥力，另外更請求英國人訓練砲兵，戰爭時更借用英國砲兵手作戰。

1673年，清朝平西王吳三桂起兵反清，史稱三藩之亂。1674年4月21日，清朝靖南王耿精忠起兵響應，隔海邀請鄭經加入，鄭經允之西征。但是只是联合发出讨伐满清檄文，并未联合出兵北伐，双方都是借此机会扩大地盘。鄭經渡海後，要求耿精忠將漳州與泉州交給自己，但佔領整個福建的耿精忠卻拒絕之，鄭經遂出兵佔領海澄與同安，雙方開始交惡。然而，泉州、漳州以及潮州陸續投靠鄭經，耿精忠見情勢不對便出兵進攻泉州，但卻被東寧將軍劉國軒擊退，雙方接著又持續相互進攻、戰鬥。1675年，耿精忠與鄭經談判，雙方以楓亭為界，北屬耿氏、南屬鄭氏，平息戰鬥。1676年，鄭經擊敗平南王尚之信，迫使尚之信加入反清行列，鄭經隨後佔領惠州。由於鄭經於擁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等四座首府後，又攻下汀州，因此與耿精忠的聯盟再度破裂，腹背受敵的耿精忠只好降清。耿精忠降清後，獨自面對清朝軍隊的鄭經節節敗退，明郑所得闽粤各地全部得而复失，前功尽弃，最後只好退回廈門，从此一蹶不振[參 64]。

1677年退回廈門後，清朝再度與鄭經展開和談，清朝康親王傑書向鄭經許諾鄭經若從中國沿海的島嶼撤退，就答應比照朝鮮，成為清朝藩屬並通商、永無猜嫌。1678年的和談中，清朝將領賴塔給鄭經的書信中聲稱，如果鄭軍肯退守台灣，則「本朝何惜海外一彈丸之地」，鄭氏可永據台灣，清廷把臺灣當成朝鮮、日本一樣的外國，不必剃髮易服、稱臣納貢也可以不必[參 65]。鄭經予以拒絕。

1680年，鄭經從廈門撤守台灣。回台灣後，鄭經曾专心治台，但是面对抗清局面不断恶化，意志开始消沉，移居北園別館，終日飲酒賦詩、棋藝書畫、出外狩獵，將東寧國政全權交予監國世子鄭克𡒉與諮議參軍陳永華。

1681年3月17日，鄭經因狩獵摔傷不治，薨於北園別館，得年40，統治東寧國近20年。1681年（永曆三十五年）四月剛登基的元子鄭克塽追諡其父王為「潮文王」[參 55][參 56]。

1679年，鄭經西征清朝之際，聽陳永華之請將王子鄭克𡒉立為世子，並授職為監國，號監國世子。由於其辦事英明果斷，頗有其祖鄭成功之風範，因此人稱東寧賢主，但也因此得罪了王叔鄭聰等人。1680年，鄭經西征無功而返，監國世子繼續執政，並深得父親鄭經之信任，但後來總制陳永華去世，因此監國漸漸在政治上孤立無援。1681年（永曆三十五年），延平王鄭經薨逝。逝世前，於北園別館將監國鄭克𡒉託付給劉國軒。

鄭氏宗親鄭聰等人眼見鄭經已薨，便與馮錫範、劉國軒等人聯手向董太妃進讒言，汙陷鄭克𡒉乃李氏之螟蛉子，董太妃一時不察便下令收回鄭克𡒉之監國印璽。得到董太妃允許後，劉國軒與馮錫範便領兵進入延平王府捉拿監國、囚禁於北園別館，並於當夜遭鄭聰等人謀殺。監國遭謀殺後，原意僅是罷免鄭克𡒉的董太妃亦無力挽回，遂命監國夫人陳氏將鄭克𡒉之遺體送返延平王府、收斂守喪。喪畢，陳氏自縊。世子鄭克𡒉遭弒殺後，自責的董太妃也於同年6月去世。明郑的實權落入外戚馮錫範與劉國軒手中，馮錫範擁立年僅12歲的女婿鄭克塽（元子）為王，台湾民心漸漸渙散，東寧國亦從此一蹶不振[參 66]。

1682年9月，鄭氏降將施琅上書康熙帝請求征台，康熙允之。翌年6月，施琅奉康熙詔，進攻澎湖。經過澎湖海戰後，7月中旬，施琅順利擊潰劉國軒所率領的東寧海軍，攻佔澎湖。

澎湖海戰後，刘国轩大败而回，台湾面临灭顶之灾，鄭克塽於廷上徵眾臣議，朝臣分成死守台灣、遷呂宋島再戰與降清三派。在战和降之间鄭克塽犹豫不决时，建威中镇黄良骥说：“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危在旦夕，不如将大小战船和洋船，分配来运载家属和士兵，从这个山边直下，夺取吕宋为基业。”提督中镇洪邦柱说：“建威中镇所言取吕宋十分有道理，我和良骥愿当先锋。”冯锡范却说：“以全部军队攻取吕宋也不是难事，但不知道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中书舍人郑德潇说道：“议取吕宋来避开清军锋芒，这个计策很好，有详细地图在这里。”大家都围过来看吕宋地图。而刘国轩却对冯锡范说“欲攻吕宋，虽是良策，可行于澎湖围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辎重在船，一旦兵弁利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之鉴也。”冯锡范的父亲冯澄世在1644年，从铜山过台湾的途中，遭到其仆人暗中串通船员暗算，卷走其财物，向满清投降，大家听到这个事例后，打消了攻取吕宋为基业的念头，鄭克塽選擇了劉國軒的建議，最终决定降清[參 67]。

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9月，與眾臣商議後，鄭克塽呈降表予清。明朝降清不久，魯王世朱子桓、瀘溪王朱慈曠、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熺等其他明朝宗室随郑克爽降清，而寧靖王朱術桂身着大明衣冠而自殺，同时施琅入台納降[參 68]。自此，東寧亡國。從1661年（永曆十五年）4月鄭成功入台到鄭克塽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9月降清為止，鄭氏計在南台灣經營共23年[參 34]。

清將領施琅受鄭克塽投降後，台灣正式進入清治時期。清朝消滅東寧後，除了大舉毀滅東寧王朝的文化，更將東寧朝臣們與其親屬大舉遷往清國。其中，鄭氏王族納入上三旗管束；文武官員與士兵則分別遷至在山東、山西及河南諸省墾荒，使台灣失去可能領導反清的人物。至於東寧的大量遺民，清廷則採取以漢治漢的策略，長期以攻台將領擔任台灣軍事首長。如福建水師一職從1684年至1721年計37年間共歷施琅、張旺、吳英、施世驃四任提督，除張旺之外，其他皆是攻台將領，尤其是施琅、施世驃父子共任職達25年之久。在陸路提督方面由萬正色、吳英、藍理皆為攻台將領[參 69]。

明郑时期行政區劃示意圖。

地方行政方面，可分為兩個階段：鄭成功時期與鄭經時期。1661年，鄭成功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五月佔普羅民遮城，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臺灣總地號為「東都」。还實施郡縣制度，設置了「一府二縣」，承天府、天興縣以及萬年縣，並以承天府安平鎮為京畿[參 70]。其中，天興縣縣治設於佳里興（今台南市佳里區），而萬年縣縣治則設於二贊行（今台南市仁德區二行里）。此外，明郑还先后设置了思明州、思明县，管辖厦门、金门等岛屿。

1662年，鄭成功逝世，世子鄭經經歷政爭後掌权，對行政區劃進行變革。全面實施並沿用鄭成功設置的郡縣制度，但稍稍做出變革。保留承天府，京畿承天府主事官為承天府府尹，改二縣為二州，即地方的天興與萬年兩州主事官則為知州（鄭成功在位時期則為兩縣知縣），於天興州以及萬年州之下，設有「二十四里」[註 7]。为了安撫原住民族，於原住民居住地區，設置澎湖[註 8]、北路以及南路等三個安撫司，其主事官為安撫使，形成「一府二州三司」平行的體系。承天府京畿地區又設有東安坊、西定坊、鎮北坊以及寧南坊四坊，坊設簽首。承天府以及兩州的里級行政區則設有總理。簽首及總理兩職負責的職務如：戶籍、遷徙、婚嫁、出生、死亡等基層民事，並規定按時彙呈州府。

明鄭以明朝之封國自居，奉南明永曆帝為國家元首，始終以「永曆」為年號。鄭成功尚未攻台開國前，曾獲永曆帝特准設置六官方便施政，並可委任官職，武官最高許達一品，文職可達六部主事。[參 71]鄭成功每次拜封官員，都請寧靖王朱術桂等明朝宗室在旁觀禮，以示尊重體制[參 74]。鄭成功來台後，依然優禮明朝宗室，接待魯王世子朱弘桓、瀘溪王朱慈爌、巴東王朱尊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慈著、奉南王朱熺、益王朱怡鎬、魯王公主朱氏姊妹等多名宗室到台灣[參 25]。永曆十七年（1663年），繼位延平王的鄭經也迎寧靖王到東寧，於承天府府署（今臺南市赤崁樓）旁的西定坊建立寧靖王府邸，並供歲祿。

相對於鄭氏家族的核心權力，流寓東寧的明朝宗室卻無政治權力；且鄭氏在永曆帝駕崩之後，並未擁立其他親王為帝，政權決策圈亦未納入領有歲祿的寧靖王朱術桂、魯王世子朱弘桓等人；鄭氏還曾自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通商條約，條約中尊稱鄭經為「國王（）」、東寧人民為其「臣民（）」，展顯出鄭氏事實上對內對外的宰制權[參 75]。

明郑以台湾为抗清根据地，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使得一大批仁人志士跟随明郑东渡台湾，形成了一个明朝遗民群体。他们坚持汉族「华夷之辨」的儒家正统观。在明郑在同清朝斗争中，又产生分据台湾对抗清朝的本土意识。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明朝遗民对抗满族统治的民族精神，在避居台湾后转化成热爱台湾这块不受清朝统治土地的本土意识。这种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并存与互动，构成台湾汉族民众反抗清朝统治的两个思想层面[參 76]。

南明福王、魯王以及唐王相繼敗亡後，其東南沿海的軍力逐漸整併至鄭成功麾下。這些部隊分成水師左、右、前、後、中五軍，中軍由鄭成功親自掌管，其餘前軍張名振、後軍周崔芝、左軍林察、右軍周瑞則皆為南明的殘餘勢力，並在日後的多次戰役中逐漸凋零瓦解。鄭氏統領的中軍之下又分成前、後、中、左、右五提督，五提督在五軍瓦解之後，成為明鄭軍事的高階單位。在五提督之下即為提督所轄的各鎮，原則上也分為前、後、中、左、右五鎮。不過，五提督的軍力僅是明鄭的一部份，除此之外尚有延平王直屬掌管的親軍鎮以及多個「獨立鎮」。鄭成功主政時期的獨立鎮已大致編制完成，至鄭經西征參與清國三藩之役時，又擴編了七個軍鎮系統。

提督之下設「衛」與「鎮」。衛為親軍，鎮則非親軍。鄭成功尚未占領台灣之前，親軍為鎮，稱為「親丁鎮」。1650年增設「戎旗鎮」。1652年親丁鎮全鎮覆沒，而未再設置之。1656年擴編戎旗鎮為左右二鎮，1658年則改名為左右武衛。同年，又增設仿日本武士的親軍部隊－左右虎衛。1662年，鄭經為國主，升左虎衛黃安為勇衛，其位於武衛與虎衛之上；黃安歿，諮議參軍陳永華繼之。又設置侍衛，由馮錫範統領，位於勇衛與武衛之後。鄭經死後，外戚馮錫範發動政變，殺監國克𡒉，改立元子鄭克塽為王，並開始以侍衛掌政、統領六官，直至東寧滅亡。

特種鎮營中，馬兵有北鎮以及鐵騎鎮；火器有神器鎮。鄭成功攻台成功後，建立護衛鎮，由荷蘭時期的尼格羅人種裔傭兵「烏鬼」（Oo-kuí）組成，手持步槍，專門守衛延平王府。

在經濟方面，明鄭於台灣經濟史仍佔有一定比例。其中，以經貿與農業為主。於農業經濟方面，為了解決軍隊兵糧問題，不論鄭成功或鄭經基本上都貫徹「寓兵於農」的策略，也是諸將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鎮分地、按地開墾。這種具有營盤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於定則徵賦的經濟模式下，大量提供經濟產能。根據統計，包含承襲荷據已開墾的「王田」、後續開發的營盤田、官田、私田等，明鄭時期拓墾的田地超過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以上。此等經濟開發，雖造就農耕文化盛行的漢人，但鄭氏王朝擴張領土的行動，卻也同時讓台灣原住民面臨比荷據時期更嚴重的生存危機[參 34]，導致與大肚王國發生衝突，並對平埔族展開屠殺。為了軍需民食，台灣農產重心由糖轉米，這個農業經濟的性格轉變直至今日仍影響台灣。西元1665年，陳永華的農業水利更促使漢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發展。除此，陳永華引進同安製鹽法至台灣來發展鹽業經濟，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產的外銷，因此多鹿的台灣，來自原住民團體的捕鹿業，也是早期台灣的重要經濟產業活動。明鄭時期，只對16歲以上男子課「人丁銀」；有別於荷蘭統治臺灣課以七歲以上台灣居民須繳「人頭稅」（以鹿皮繳交）[參 77]。

東寧委託日本，於長崎鑄造永曆通寶。此圖為南明政權在中國西南地區鑄幣，非明鄭用幣。

鄭成功奉明朝為宗主，以永曆政權為正朔，因此發行永曆通寶銅錢作為流通主要貨幣。鄭經主政後，陳永華的中央政府體制，除了可以行使及於台灣南部的主權力量，也著實成為一個個別經濟體。由於貿易對象眾多，因此流通東寧的貨幣可以分為銀幣與銅錢二類，銀幣又有銀元與銀錠二者。

銀元主要是西班牙銀元，於荷蘭與西班牙時期大量進入台灣流通。東寧建國後，銀元持續流通，依外型與重量主要分為劍錢、圓錢、方錢以及茇等類型：

• 劍錢：重9錢，主要為荷蘭人所鑄。
• 圓錢：又稱為「花欄錢」，重7錢2分，因此俗稱「七二銀」。同時亦有2當1以及4當1的重3錢6分與重1錢8分者。另外又有重6錢8分者，俗稱「六八銀」。
• 方錢：與圓錢同重，皆7錢2分，俗稱「番餅」。
• 茇：即「銀角仔（gîn-kak-á）」，重1錢8分、9分或4分5釐。來自咬留吧（爪哇）以及呂宋。

銀錠多由鄭氏從大陸攜入台灣，加以戳记。東寧戶官楊英，曾遣人前往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以及蕭壠社，以銀錠交易買糴禾粟。

銅錢，鄭成功在台灣發行永曆通寶，同時明朝其他時代銅錢、宋元等前朝銅錢和日本銅錢同時流通與市。

• 永曆通寶：永曆通寶在永曆帝當政時在中國西南地區開鑄，明鄭亦行用此錢，1662年永曆帝死後，鄭經奉永曆正朔而自主在台灣繼續發行。由於台灣不產銅，因此鄭經主政時期分別於1666年（永曆二十年）、1674年兩度委託日本長崎鑄造銅錢「永曆通寶」。其錢文文字複雜多樣，鄭經所發行主要分四類型：篆書、行書、行楷以及草書[參 78]。
• 其他時期銅錢：南明同期鑄造的永曆通寶、弘光通寶、隆武通寶等，以及明朝其他時期銅錢、宋元等前朝銅錢等當時亦行用于明鄭。
• 日本銅錢：日本寬永時期鑄造的「寬永通寶」亦流通於明鄭。

鄭成功在和满清的多次较量中，控制了“上自舟山，下至南澳”的东南沿海一带，清军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海军，采取海禁政策，1661年下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迁界禁海，企图通过坚壁清野和经济封锁来扼杀郑氏。为了突破封锁和敛聚财富，郑成功創立山海五商[參 79]。山海五商分為山五商與海五商。山五商分別以五行「金、木、水、火、土」為商團名，分布於北京、蘇州、杭州、山東，採購絲綢等大陆货物商品并运销外洋。海五商則掌管販運東西兩洋之船舶，分別以五常「仁、義、禮、智、信」為其商團名，皆設立於廈門。山海五商下又設有分支行號，遍佈中國東南各大城港[參 80]。

「山海商批貨，海五商銷貨」為山海五商之分工模式。山五商向利民庫領取公款，於蘇、杭等地收購絲綢、瓷器等貨品，並交予海五商後，再至利民庫結帳並提領下一批公款。海五商交接獲物後，交予船隊。船隊交易結束後，再至利民庫結帳。山海五商各司其職。船隊方面則以航線作為區分。東洋船隊以日本、台灣、呂宋為主要航線；西洋船隊則是航行於南洋、波斯，戰爭時轉調戰船使用。山海五商與東西兩洋船隊皆隸屬於中央的戶官管轄之下，財務各自獨立，無從屬關係。另外，「領本獨立販運個商」則是向鄭成功借貸資本、繳交利息並受監督的商團。將蘇杭貨品運至海外銷售，回航時採購海外貨物並售予廈門之海五商。無論山五商、海五商或者是個體戶商團，除了商業活動外，亦從事情報工作[參 80]。

鄭經主政後，承繼之。1664年（永曆十八年）退守台灣後，清朝實施遷界令，山五商受盡挫折。後採取陳永華之議，以賄賂、秘密交易之手段突破封鎖。鄭經西征清朝時，廈門島之商業再度興盛，而舟山群島則利用行賄，偽裝漁船、獵船出海貿易，並派出海軍巡邏保護海上貿易之安全與順暢。

鄭經繼位延平王後，積極拓展國際貿易，因此派出使節團至萬丹（Bantam，今日的西北爪哇）邀請英國東印度公司來東寧進行貿易通商並給予英方優惠禮遇。1670年（永曆二十四年）6月3日，英方船艦萬丹號（The Bantam Pink）與珍珠號（The Pearl）航抵台灣。同年9月10日，英方指揮官克利斯布（Ellis Crisp）與鄭經簽署非正式通商協議。鄭方同意英方20項條款，主要內容大致為：允許英船自由貿易；英人在台可以自由買賣，並將糖與鹿皮等貨品運銷日本與呂宋等地。鄭方則向英方提出17項要求，主要內容大致為：英方船艦入港時須將火砲火槍移交鄭方暫管，離去時歸還；進口貨物售後須繳交關稅3%；派駐2名砲手與鐵匠1名為國王（鄭經）服役並為鄭方製造槍砲；要求英方供應火藥200桶、火繩槍200挺以及英國鐵100擔。

1672年10月13日，鄭英正式締結條約，雙方將先前協議精簡成13條，英方雖對於「入港繳交武器」與「進口稅3%」等要求頗有微詞，但仍然概括接受之。正式條約明文規定鄭方須將砂糖、皮革等貨品之年產量的三分之一售予英籍商人。鄭方要求之軍需品雖不見於此條約，但正式條約第4條仍載：「公司所屬英國人或其他國人，在英國首長之允許以及本人同意之情況下，得被鄭方留用或徵用為其國王或臣民服務。此條約對英方來說是為了拓展國際貿易版圖，而鄭方則是為了取得軍火以增強軍事力量。

簽訂條約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72年在安平設立商館，而英方則是積極爭取與清朝、日本進行直接貿易，但與日方交涉重新設立商館，仍遭日方拒絕。1675年，鄭經為獲得英製武器，因此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追增補充條款：英方運銷之貨品應有槍200挺、鐵100擔，而鄭方則是同意英方於廈門設立商館。

雖然雙方簽訂通商條約，但英國東印度公司卻因鄭方對貨品的種種限制而經營不善。1680年，鄭經西征失利，英國東印度公司因此關閉廈門商館。台灣商館則因為英國貨品不易銷出；絲綢緞無法取得；與日本之貿易不通；鄭方對商品的嚴格管控，仲介貿易利潤無法獲得；鄭方積欠大量貨款債務，所以無法繼續維繫雙方關係。1681年，英國人關閉台灣商館，僅留一人代理清理債務。雙方關係遂告一段落。

東寧王朝的先師聖廟（全台首學），至今仍舉行「雅樂十三音」儀制的釋奠大禮。

1662年，鄭成功抵台灣，開中華制度之始，未致力於推行漢文化教育。鄭經繼承王位後，初期亦因忙於對抗清荷聯軍而無暇文教；直至1664年敗退東寧才開始建設並推行台灣文教。鄭經鮮少親理國政，多委由宰輔陳永華掌理。1665年9月，陳永華認為開闢屯墾略顯成果，啟奏鄭經請求興建聖廟、普設學校；起初，鄭經以「荒服新創，不但地方侷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等語推辭，但在聽完陳永華以下言論之後，鄭經立刻下令擇地興建聖廟。

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材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廣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 — 《臺灣外紀 · 卷十三》

陳永華選定於承天府寧南坊鬼仔埔興建聖廟，命名為「先師聖廟」，並採行「廟學制」於旁設立明倫堂作為國子監。明倫堂為平時之教學場域，此外亦作為飲射、讀法、賓賢學習禮儀之處。聖廟落成之日，鄭經率領文武百官，親詣聖廟舉行祭祀至聖先師釋菜禮，聖廟四周圍繞上千東寧士庶，已深具儒家風氣。聖廟落成後，鄭經又再度下令設立社學，由中土儒士前往民間教導東寧子弟。當時東寧之社學可分為「漢社學」以及「土著社學」，學童年滿八歲即進入社學學習經史和寫作，定期實施考課。1666年（永曆二十年）2月，陳永華訂定「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中，准充入太學」的取材模式。太學教育上，則「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參 82]。

由陳永華所建的台南孔廟，被視為引進漢文化教育典章之初始；日後清朝歷代知府修建文廟時，繕造東大成坊的「全台首學」門額更聞名全國。但早在中國漢文傳入前，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入主赤崁時便引進西方的教科文制度。屬喀爾文教派的歐洲傳教士在大台南地區傳播福音、編撰字典，讓大量的平埔族人（尤以本地的西拉雅族人）學習羅馬拼音文字的聖經、主禱文、十誡等典籍，並進而進行語文系統的溝通。被列為國家重要古物的西拉雅新港文書便是臺灣古代教育史上的珍貴見證[參 83]。

1650年代後，清朝多次嘗試與明鄭政權和談，但從鄭成功以至鄭經，服制問題始終是明鄭與滿清雙方談判時，所重視的條件之一[參 84]。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明鄭降清，台灣漢人的衣冠服儀制度也有所轉變，根據文獻的記載：「十九日（1683年7月），施琅遣侍衛吳啟爵至台曉喻薙髮…。二十日，克塽令兵民悉遵制削髮。是日，福建總督姚啟聖亦遣…至台招撫，見兵民已薙髮，知功歸於琅，…。十八日，克塽率文武官佐悉薙髮易服」。

今日之赤崁樓，曾為延平王城

荷蘭人退出台灣後，鄭成功以熱蘭遮城（Zeelandia）為居城，人稱王城（）[參 85]。王府分為內、外兩城。1664年，鄭經主政東寧，因為王府設於與本島有台江之隔的安平，所以聯絡、取水不便，因此另在赤崁興建王府，作宴居之用。

1664年，鄭經從福建迎寧靖王至台灣。並於承天府（今赤崁樓）旁的西定坊建立寧靖王府邸，並供歲祿於朱術桂。1681年，鄭經去世，鄭克塽繼位。1683年清將施琅贏得澎湖海戰之勝利後，鄭克塽投降清朝，而寧靖王朱術桂則連同五位后妃一起自殺。寧靖王故宮改建為天后宮，供俸媽祖，即為今日台南的大天后宮。

北園別館是鄭經為其母親董太妃所興建的別館，即今日之台南開元寺。由於建於王城之北，故稱之北園。園面西、向台江，環境清幽、儉樸雅致。1680年（永曆三十四年）鄭經西征清朝無功而返，遭董太妃責備，因此漸漸無心於國事，又加上元老重臣陳永華、楊英、柯平等人相繼去世而更受打擊。因此，移居北園別館。1681年，鄭經薨逝於此館。同年又發生東寧之變，監國鄭克𡒉於此遇害。數月後，董太妃逝世於此。董太妃逝世後，北園漸漸荒廢。

祭祀官方性質的有「明朝護國之神」稱號的真武玄天上帝的真武廟、鄭氏另外又祭祀教人忠義，保佑商業的關帝；關帝廟數量更是當時之冠。設民廟者寥寥無幾，有守護水師之媽祖廟，有慈悲送子，廣渡眾生的觀音亭；保身康健的醫神大道公廟；以及主祀地府主宰，五嶽山神之首東嶽大帝的東嶽廟。

至聖先師的孔子廟，素為文人所重。明鄭東寧總制陳永華建了臺南孔廟，附設學堂，人稱「全臺首學」。

明寧靖王朱術桂「威靈赫奕」匾（現存於臺南北極殿）

由於明朝極重視代表眾星拱辰的真武玄天大帝，奉玄天上帝（上帝公）為護國之神[註 9]。故東寧亦將明朝「護國家神」真武大帝奉為王朝守護神；香火傳入大員後大力興建真武廟，促成來台漢人熱切信仰真武大帝；其中位階最高的臺南北極殿享有「大上帝廟」美譽，為官階最高之大廟，敬以春秋兩大祭。當時中國渡來漢民、兵士、商船航行海上需依靠北極星以進行船舶導航，因此來台漢人亦多數信奉上帝公[參 86]。但女神媽祖早已名震閩南，水師官兵有相對少數的媽祖信徒，故明鄭官方亦偶祭祀之。

清朝攻台是利用當時相對少數的媽祖信仰，對明鄭官兵發動心理攻勢，因此東寧王國滅亡後，清廷便大肆在台宣揚媽祖神蹟，貶低原有的真武信仰與廟宇位階。故東寧王國盛行的玄天上帝延至清治時代中葉後逐漸不及於媽祖。日後清朝遂利用媽祖信仰之宣傳戰對付各種抗清運動，歷經日治時期民間對傳統信仰的凝聚力，最終使媽祖成為信仰主流[參 87]。

臺灣北部本為西班牙殖民，有許多天主教信徒，在西班牙敗於荷蘭後多已離去。至於基督新教方面，在荷蘭統治時期與基督教密不可分，研判當時已有不少漢人新教徒及新港社原住民新教徒。代表人物為鄭成功在台通事何斌。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敗退離台後，基督新教也與荷蘭人一起退出台灣，在台灣傳播首度中斷[參 88]。

鄭經曾派柯平、葉亨與清廷議和，並要求禮遇同等於李氏朝鮮的國與國地位，但不被慕天顏接受[參 59]。

由於清帝国對明鄭勢力的封鎖，鄭經便開啟對外貿易，其中包含與日本的往來。當時對日本主要輸出品為稻米、鹿皮、蔗糖及來自中國的絲織品，輸入銀、銅、鉛、盔甲、棉布、瓷器等，雙方的貿易量在1665年到1672年達到高峰[參 89][參 90]，為了加強雙邊的貿易關係，鄭經允許日本商人住在基隆[參 90]。也因為通商頻繁，東寧亦流通當時日本的貨幣－寬永通寶[參 91]。

1667年農曆五月初十日，林寅觀、曾勝與陳得等人率領4艘貨船從台灣東寧國起程，前往日本貿易，以及請求日本出兵幫助台灣反攻大陸。途中遇風，1艘貨船於五月二十三日漂到朝鮮，二十五日在朝鮮王朝濟州島大靜縣猊來里浦浦口東邊歧頭處，被當地政府發現，自稱「大明福建省官商人」。船上95人，被稱為「漂海人」，引起朝鮮興趣，隨即他們被帶往漢城。朝鮮自身以「小中華」自居，崇明反清，同情漢族被满清帝国統治不得已剃髮易服，所有如何處置該船及人員就在朝廷上引發爭執，很多朝鮮士大夫聽說「明朝」還存在，異常激動。但由於怕得罪清帝国，朝鮮顯宗最終還是力排眾議，決定把他們送交清国。結果清廷將95人全部殺害。此後朝鮮對台灣東寧漂來船舶改變辦法，不准其登陸，就地遣返，以避免再次發生此類悲劇[參 92][參 93]。

大肚王國為台灣原住民族所建立的部落聯盟，國王自稱為白晝之王，統治著中台灣。1661年，明鄭政權開啟了對臺灣的統治後，大肚與鄭氏的關係就處於敵對對立的關係中。

早在郑芝龙时期，明郑势力就开始和荷兰人接触，并且通商。料罗湾战役，荷兰人被郑芝龙打败，此后荷兰人据守台湾，直到郑成功攻下热兰遮城，荷兰人才开始逐渐退出台湾[參 94]。

1670年7月，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立十三條通商約款，並且在安平設立臺灣商館，主要內容為英人可在台灣自由貿易、關稅為百分之三，公司可得視需要隨時提出條款，台灣國王（鄭經）應盡量承認。為台灣史上第一份國際通商條約。1675年兩方再增補充條款十條[參 95]。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帝國開始殖民統治菲律宾群島；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和崇禎十二年（1639年），西葡聯邦殖民當局两次屠杀在最大島呂宋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高达五万餘人[參 96]。

鄭成功於攻下台湾不久后，聽聞在被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有杀戮與掠夺华侨的罪行，勃然大怒。永曆十一年（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參 96]。

永曆十六年（1662年）四月，通過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羅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參 97]，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裡应外合。但尚未出兵，當他又聽聞其子鄭經在廈門居然跟其幼弟的乳母陳氏私通，鄭成功勃然大怒，命自己的堂兄鄭泰斬殺鄭經，鄭泰因不忍与辈分关系而抗命[參 96]。

吕宋现为东南亚的菲律宾，乃中国近邻，漳泉之外集，距离台湾很近。与台湾相比，吕宋更辽阔，更富有。况且西班牙人占领以后，视吕宋为禁脔，对待华人最无礼，郑氏也对此耿耿于怀。攻取吕宋以外外府，掌握马尼拉方便采购，这一战略构想早在郑成功脑海里构成。因此，郑成功想效法林凤，远征菲律宾。但是不久郑成功身死而功败垂成；郑经时，本来已经调集了部队南下，因接到大陆耿精忠联合讨伐满清，遂将部队派往厦门，攻取吕宋之事半途而废。郑克臧末期，清军进攻台湾，明郑诸臣建议攻取吕宋，以保存大明遗脉，但是遭到了刘国轩和冯锡范等人的反对，打消了攻取吕宋的念头，转头降清。郑氏政权曾有三次机会可以间质吕宋，把制海权推进菲律宾群岛，却因为第一次不能，第二次不想，第三次不敢，永远的失去了机会[參 98][參 67]。

位於胡志明市第五郡的盛嘉明鄉會館，門聯為：
「嘉獻復振基光舊，盛德長留廟貌新。」

鄭經在三藩起事時出兵大陸，後因戰事不利撤退，若干將領四散海外，禮武鎮總兵楊彥迪率兵眷三千餘人投奔廣南國，二鎮總兵周雲隆率一隊船在舟山，房錫鵬也有一支船隊在浙江烏洋，黃進在琉球[參 99]。

楊彥迪被廣南國安置在今越南南部同奈省、巴地頭頓省一帶，他本人對此不滿，率兵移居今前江省美湫市一帶，他的部將陳上川則按照廣南國的安排，定居同奈省、巴地頭頓省一帶[參 100]。這隻華人的後裔以明鄉人之名傳後世。明清之际移居越南的明国遗民，通常懷有強烈的民族情節，著明服裝、戴明儒巾，保持著明朝特色，标榜自身的“明朝人”身份，以中华正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朱姓的明帝國滅亡，而「海上明朝」不滅[參 101]。